怎樣去寫那些不寫作的人？

作家寫作要經常觀察周圍的人，尤其要觀察那些不寫作的人。當然作家也可以觀察寫作的人，但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是不寫作的，那么作家怎樣寫才能寫好這一類人？

作家的職業就是寫作，經常和筆墨打交道，還和文化有關系，甚至要每天讀大量的資料，讀書看報，還要和同行交流，有時候還要和文學評論家交流，和讀者交流，和普通人交流。但作家不是那些不寫作的人，如何能知道他們是怎樣想的？作家可以和他們交流，深入到了他們群體之中，甚至和他們吃住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干活，一起說笑，就可以了解他們真實的想法。寫《創業史》的柳青曾經深入田間地頭，和農民吃住在一起，了解農民真實的想法，而當記者采訪他的時候，卻不相信眼前這個農民打扮的人居然是鼎鼎大名的作家，還會說好幾國的外語。以前的鄉土文學作家經常住在村子里，和農民一起勞動，一起吃飯，晚上一起聊天，很長時間才能收集素材，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而現在很多作家都不會深入民間，而是在城市里觀察不寫作的人，在茶樓里聽閑談碎語，到網絡上尋找一些段子，自以為收集到了豐富的素材，就可以寫作小說了，其實很多素材都是濫俗的，都是被廣大網友知道的，根本沒必要寫進小說里。便作家加工改造，變成所謂自己的獨創，也會被網友一眼看出來，顯得太濫俗，沒什么意思。作家深入生活是基本功，倘若脫離了生活，那么作家只能胡編亂造，或者說從他人閑談碎語中片面了解生活，從網絡的段子里了解生活，其實只是了解了生活的點點滴滴，卻并不能湊成長江大河，甚至連生活的小溪都不夠，就更別提創作長篇小說了。

法國人埃萊娜·西蘇倡導身體寫作，認為身體之于寫作，就像在舞臺上塑造人物的演員：“真正的演員是這樣一種人，他有節制的、虛懷若谷的自我，足以使他人能夠侵入并占據他的身體，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為他人保留著空間。”最原初的演員很可能是巫師，在遠古部落時期，巫師要降神，讓神靈附體，成為神的代言人，甚至要代替神來發言。在降神的過程中，巫師會帶領所有人一起唱歌跳舞，演練降神的儀式，最終巫師成了最大神權的擁有者，可以利用神權統治人們，但巫師總是有一些神經敏感，認為神靈在某些時候會占據他的身體，借助他的嘴來發言。一些作家會等待創作靈感的到來，如有神諭，或者說好像神靈附體一般，寫出來的文字都是神來之筆，不是一般人能夠寫出來的，甚至他們以此自傲。而偉大的作家不僅要有靈感的到來，而且會到生活中去實踐，長期深入現實生活，想寫什么樣的人，就和什么樣的人在一起，要切實感受他們的生活，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也知道他們的困惑和苦惱是什么。當然在感受的時候，作家會有跳入跳出的感覺，跳入就是進入和被觀察者一樣的生活，甚至和他們同步，跳出就是在觀察的時候時刻保留著清醒的自我，知道自己是個作家，要有統觀全局做分析的意識，而不能只是跳入，卻跳不出來。

演員表演也是如此，演什么角色就要像什么角色，就好像那個角色是神靈突然附在了演員的身上，讓演員變了一個人。演員演得惟妙惟肖，就讓觀眾叫好。倘若演員始終不能進入角色本身，就會出戲，而觀眾也不會被帶動，認為這個演員沒什么基本功，演砸了。作家寫作就是要進入觀察者的思維模式，尤其是寫那些不寫作的人，作家要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即便作家不認同他們的思想，不認同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仍然要把他們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甚至要進行一定程度的虛構，把幾個人合成一個人來寫，讓發生在此地的事情發生在彼地，當然作家要有一定的創作思想作為引導，不能完全按照創造思想。因為一旦寫作開始之后，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就不一定受到作家的支配，而是受到作家塑造的作品中環境的支配。甚至有些作家在寫作過程中要改變人物形象的設定，其實就是根據作品環境的變化來改變設定，卻最終弄得自己不滿意，因為他寫作的人物形象違背了自己的初衷，不得不受制于作品中的環境，而作品中環境又不能隨便設置，以至于作家對自己的寫作不太滿意。還有一些作家寫完作品之后覺得不滿意，因為人物形象塑造有一些假，這些人都不寫作，而作家是寫作者，會以寫作者的思維來揣測不寫作者的思維，最終弄得有點文縐縐的，卻脫離了社會現實。

尤其是作家寫工人或農民的時候，要注意他們的語言和行為。工人和農民屬于無產階級的代表，說話比較粗魯，當然并不是沒有文化，也不會像作家說話那樣，講究文雅的詞匯，而是喜歡直來直去，喜歡說明白話，不喜歡總是繞著彎子說話，也不喜歡說很多廢話。當然這些人有可能本身就有人格缺陷，作家在塑造他們的時候，要注意環境的影響。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認為，環境是塑造人格的決定因素。作家創作也會注重作品中環境的設置，在什么環境中會產生什么樣的人物形象，簡直是一定的，但也有例外，有個人心理變化的因素，還有他人刺激的因素，有物欲的因素等等。作家會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尤其要重視環境的刻畫，就好像給人物形象設置生存的土壤，如果土壤不真實，那么人物形象也不真實。有的作家隨意揣測，弄得一些農民說話都是文雅的詞，交往起來也是文人雅士的那種做派，怎么說都是不真實的，讓人覺得作家寫了一個文化人，而沒有寫農民。作家要寫中學生，卻往往讓中學生說了大人的話，好像中學生已經完全早熟。只能說作家沒有深入到中學生的生活，沒有和他們一起上課，一起下課，沒有和他們一起玩手機，一起上街閑逛，沒有和他們一起網絡購物、點外賣等等。

作家寫那些不寫作的人，尤其要去除個人的偏見，去除自身的文士風氣，進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空間，和他們在一起生活一段時間，而且不要只觀察一個人。觀察這個人的群體，就可以寫出他們的共性，哪怕“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也照樣寫得比較真實，而不會讓人感覺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