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所：鄭先生對我學術研究的潛移默化

我雖然不是鄭先生的研究生，也沒有完整、系統地聽過鄭先生的課，但是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卻深受過鄭先生的影響。這種無意識的潛移默化，有時比有目的的灌輸，更順理成章，更存之久遠。大師的難以估量的魅力，往往也在這里。

李喜所

1970年，在“文革”仍然繼續著的歲月里，我被留在歷史系任教。鄭先生剛剛被容許到我們的中國史組學習。雖說鄭先生在前幾年吃盡了苦頭，但精神很好，和我們每個人都談笑風生，組里的所有人都對他懷著由衷的敬意。那時，除了學習“革命道理”,就是討論所謂的“教育改革”,想搞點業務，是要冒風險的。然而，誰都難以想到，鄭先生已經在對一些有興趣的歷史問題暗暗收集資料了。1971年，因釣魚島問題，報上發表的政治性文章很多，但多帶有大批判性質。組里的幾位有見識的先生就建議我寫一篇史料豐富、論述周詳、說服力強的論文，以駁斥日本一些人的謬論。這使我非常為難。一則不知如何查找資料；二來也沒寫過真正的學術論文，不曉得從何處下筆。鄭先生很了解我這時的心情，一方面將他一年來收集的幾十篇有關釣魚島的資料，包括從《參考消息》剪下來的好多小文章，都提供給我；一方面教我如何利用工具書去查找資料，找到資料后如何分類、如何使用。短短的半個月，明清以來關于釣魚島的一大批資料都找到了。在開始寫作時，我寫了一個簡單的提綱，鄭先生給我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至今記憶猶新。論文寫出后，鄭先生又指導我修改。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在鄭先生的教誨下這樣寫出來的。由此，我才初步知道寫論文的簡單程序。這篇論文由于資料翔實、說服力強，反映非常好，許多單位請我去作報告。每次作報告回來，鄭先生總是對我點頭微笑。這微笑至今歷歷在目，它包含著長輩對晚輩的殷切希望和真誠的信任。

為了提高我們近代史教師對基本史料的把握能力，在李義佐和陳振江老師的請求下，鄭先生又給我們講近代史料學，每周兩次。可是，“革命”的沖擊，鄭先生的課時講時停，僅僅支持了不到一學期就停了。鄭先生講史料學旁征博引，融會貫通，有時一句話要講一節課。魏源的《海國圖志》序，不到一千字，鄭先生講了三個半天。讓你得到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國內外的研究信息和與之相關的人和事，同時有研究方法。回想起來，我們聽課的時間雖然總共不到30個學時，但收獲巨大。特別是對我來講，初步奠定了晚清史料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線索，終身受益。

1975年冬，我們北方6所院校合編的《中國近代史知識手冊》在北京師范學院定稿，特邀請鄭先生到北京幫我們終審一遍。我照顧鄭先生的飲食起居，又有了較多的接觸機會。鄭先生審稿，每看完一部分，總會在另一張紙上寫下很多問題，讓我查對。于是我幾乎每天跑圖書館，核對史料。有時為一小段引文，好幾天都找不到出處，真是急死人。查到后來，我特別煩，真不想干了。可是鄭先生仍然堅持要查對。這樣足足干了一個月，的確查出了不少錯誤。同時，我也收獲頗豐，尤其對史料的嚴肅性有了較深的認識。每天下午，陪鄭先生散步時，鄭先生還告訴我何為“孤證”、何為“偽證”,如何辨偽、如何考證。這些教導，在我后來的史學研究中，都派上了用場。審稿結束后，一個星期天，鄭先生問我想不想去北大看看，我當然求之不得。于是，迎著冬日的陽光，來到了北大。一進北大校園，鄭先生顯得十分興奮，給我介紹北大的許多景點。接著，拜訪了五六位他昔日的好友，最后到了鄧廣銘先生家里。當時，“文革”的余波還在，他們講話特別謹慎，似乎只要能見到面就萬幸了。從北大出來，鄭先生顯得心情有點沉重。不過，很快就過去了。我猜想，可能是舊地重游，往事、今事涌上心頭，引發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復雜心情。在中關村的一家很干凈的小飯館里，鄭先生請我吃飯。我借機問鄭先生，北大老師最大的優點在什么地方?鄭先生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說，一是他們基礎厚，不輕易寫文章，一旦發表論文，多是高質量。北大是重質量，不重數量。如果功底不厚，老師是不讓寫論文的。他講他有一次上黃侃先生的課，黃先生對一位隨意發表論文的學生給予嚴厲的批評，理由是這位學生還沒有打好深厚的根基，勸戒他不要急于寫論文。二是北大的老師各具特色，都有自己獨到的拿手的地方。我想用今天的時髦話講，就是各具學術個性。聽了鄭先生的話，我暗暗想，鄭先生不愧是當年北大的秘書長，評論起北大來真是入木三分。我本想用秘書長來恭維鄭先生幾句，但靈機一動，又沒敢說出口。因為，那時的政治氣候，當過北大秘書長不是光榮，而是污點。回到北京師院后，我總覺得鄭先生講的北大老師的厚積薄發很有道理，又好像是針對我們這一代人講的。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的根基是太薄了。這也可能是當今總是在那里呼喚大師，但總是千呼萬喚出不來的一個原因吧。

1981年，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有幸和鄭先生同車前往。在駛往南方的列車上，鄭先生常和我聊天。事過境遷，好多話記不起來了。唯一記得的是，談到對這次論文的總體觀感時，鄭先生說，下了很大功夫，寫的也不錯，不過理論上還要多努力。到了武漢，我們住在當年中央開武昌會議的東湖賓館，鄭先生則住在賓館內當年中央前幾號首長住過的梅嶺。會議的第三天晚上，湖北的領導要請鄭先生吃飯，鄭先生讓俞辛焯先生和我作陪。我是頭一次參加這樣高級的宴會，而且來的人除了湖北的大人物外，還有胡繩、劉大年、李新等大名家，我舉手投足中難免戰戰兢兢。鄭先生則一一向客人介紹了俞先生和我。在那種場合，吃是吃不飽的，我只是認真聽他們說話。當胡繩等人恭敬地問鄭先生這次會議的論文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進時，鄭先生集中談了理論和方法要加強。他們都極為贊賞。李新和劉大年先生還特別講，“四人幫”剛倒，學術理論和方法上還沒有來得及清理和更新，鄭先生的話無疑給史學界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此時，我想到鄭先生在火車上講的那番話，才覺得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從武漢回來后，我對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學習要比以前重視多了。但遺憾的是，此后我再沒有機會向鄭先生請教了。因為這時的鄭先生恢復了以前的一切職務，而且比“文革”前的名氣更大了，也更忙了。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擾他了。

20多年過去了。再歷史地理性地回想一下我所聆聽到的鄭先生這些關于學術研究的箴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生倡導的是準確的史料，最新的理論，科學的方法。

(原載《南開學報》,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