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偵探與荊軻刺秦背后的謎團

2025年9月10日，美國爆發又一起政治暗殺事件。知名右翼政客查理·柯克在公開演講中被遠處的狙擊手行刺，并在失血過多后搶救無效死亡。

這起事件再次將政治暗殺這一話題拉到輿論中心。此案爆發前一年內，已經有多起暗殺事件在美國發生，其中更有兩宗是針對唐納德·特朗普的行刺未遂案。

從古至今，刺客們總活躍在那些動蕩的時代，暗殺也屢次影響著歷史進程，而在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刺殺案荊軻刺秦也同樣如此。一些史學家認為，荊軻的行刺招致了秦王的憤怒，導致國家被秦消滅，遭到嚴酷報復，導致“六國獨燕無后”的悲慘結局。

最近，由知名史學家李開元所著，文景出版社出版的《刺秦》一書，記述了關于這宗刺殺案的種種謎團。面對這些謎團，李開元用偵探破案的手法，試圖解讀荊軻所背負的歷史使命，并揭開古老的秦王朝背后的秘密。

《刺秦》

公元前227年，秦國咸陽宮中發生的一切，只留在司馬遷的《史記·刺客列傳》中，但年代久遠，許多人因此懷疑此事的真實性，其中也包括歷史學家李開元。今年9月，他的新書《刺秦》今年將會由世紀文景出版，內容主要考察的就是“荊軻刺秦”的歷史細節。

李開元是成都人，1982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曾經短暫留校擔任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田余慶教授的助教，后來赴日本留學，1989年獲得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此后，李開元長期研究戰國秦漢史，著有《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秦謎》《秦崩》《楚亡》《漢興》等大量著作。

秦頌（1996）

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同，李開元的研究方式為他博得了“歷史偵探”的頭銜。他善于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民間故事考據和文物考古等方式，將歷史研究與邏輯推理結合，用有限的證據去做合理的推測：“歷史，特別是古代史，是一個拼圖。這個拼圖早就散了，只剩下了幾個碎片。我們撿到之后，要重新把這些碎片歸位，就和破案一樣。”

在缺乏參照的情況下，要定位史料的真實性并不簡單，中國古代的史料尤其如此。這些材料通常是碎片化的，很多時候用寥寥數語來概括整個事件，事件與事件之間缺乏連貫性，有時甚至存在矛盾。例如《史記》中對于秦始皇生世的記載就存在矛盾，一會寫他的生父是秦莊襄王，一會又寫他的生父是呂不韋。

大秦賦（2020）

關于荊軻刺秦，就有京都學派的學者宮崎市定認為此事未必屬實，它的文學性大于歷史性。比如，秦王繞柱走，而侍衛呼喊“王負劍”的場景，充滿舞臺感，宮崎市定猜測此事很有可能來自舞臺劇。這樣的說法，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荊軻刺秦的描寫中出現了口語和書面語夾雜的情況。

但李開元認為這是其中一種解釋，他進一步“調查”了當事人的“筆錄”，也就是太史公自己的說法：

在《刺客列傳》的“太史公曰”片段里，有這么一句話：“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英雄（2002）

這是說，公孫季功、董生這兩個人與夏無且交流過，知道了荊軻刺秦的細節，后說給了太史公聽。太史公，即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而夏無且，就是在咸陽宮大殿上向荊軻投擲藥袋的御醫。

據此，李開元推斷，荊軻刺秦一案，應當是來源于現場當事人夏無且的口述，這同樣能解釋戲劇性的描述和書面語口語夾雜的情況。但推演到這里時，另一個細節卻讓李開元陷入糾結——“王負劍”。

戰國秦漢時期，人們的佩劍往往很長，甚至達1.5米。這樣堅硬的寶劍，不像是現代擊劍所用的劍一樣纖細柔軟，是如何從身后直接拔出來的呢？

導演陸川也曾經請教李開元。在拍攝《王的盛宴》時，陸川嘗試過將劍背在身后去拔劍，但就是拔不出來。在陳凱歌的電影《荊軻刺秦王》中，這一細節索性做了改動，變成侍衛們高喊：“大王，拔劍！”最后在慌亂之中，一位侍衛托起劍鞘，向后拉去，秦王橫著將劍拔出，刺向了荊軻。

荊軻刺秦王（1998）

對于這一細節，李開元也曾在日本講演時提出。當時一位劍道師向李開元演示了他的推測，認為秦王應是“唰”的一下把劍鞘扔在地上，讓劍刃就從背上劈出來。但李開元對此并不認同，因為在中國古代，長劍并不像日本刀一樣背在身上。

這一疑問直到李開元在去上海的路上遇到文物專家、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孫機先生，才得到可信的解答。孫機告訴李開元，戰國秦漢時流行“璏式佩劍法”。當時的人們用一種稱為劍璏的工具，將劍鞘斜著扣掛在腰帶上。佩長劍時，腰帶之外，另系一條柔軟的劍帶，劍璏扣掛在劍帶上，可以滑動。拔長劍時，須要向后滑動劍璏，使劍鞘向后移動，留下拔出長劍的空間。這種拔長劍的方式，就是“負劍”。

秦頌（1996）

考古發現證實，戰國墓地中出土的寶劍最長可以達到1.4米。如果秦王佩戴的也是這樣的長劍，在倉皇之中，很可能一時拔不出來。而此時群臣呼喊的“王負劍”，并不是讓他把劍斜挎在身上，而是將連接在劍璏上的劍鞘順著腰帶推向背后，這樣，即使劍再長都可以順利拔出。

解決了這一細節難題，李開元推理的證據鏈也逐漸完整：荊軻刺秦確有此事，而見證者正是當年的第一目擊者夏無且。刺殺發生時，夏無且向荊軻扔藥包試圖為秦王解圍，并在荊軻被刺死后，為其檢查了傷口。此后，這一事件經由夏無且告知公孫季公和董生，再由他們轉告給司馬談，最終被《史記》所記錄。

歷史并未因一次刺殺而改變走向，但做“歷史偵探”的過程，讓李開元感到歷史是“活生生的”。

在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李開元經常會以訪古的方式感受歷史。此前，他就曾前往“戲水”的所在地，考察《史記》記載中的模糊和空白處發生過什么。據記載，秦末起義軍攻勢浩蕩，但卻在距離咸陽一水之隔的地方停下腳步，這里的停軍非常反常，因為攻下秦王首都幾乎是近在咫尺的事。

當時李開元推測，起義軍必定因為一些原因過不了河。直到前往當地考察后，李開元才意識到，“戲水”和對岸的驪山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狹窄的軍事通道。只要派駐適當兵馬把守，對岸就很難攻過河。

荊軻刺秦王（1998）

通過推測填補歷史的空白處，并非尋常的歷史研究手法。但李開元認為，這正是他想實踐的方向——而他也已經實踐了近40年，如果單純把史料當成研究的工具，可能會失去這種鮮活的觸感。

在多年從事史學研究后，李開元感慨道：“史料永遠是不夠的。尤其是古代史。歷史的真相就像是汪洋大海，真正的史料只有點點滴滴，所以中國的古代史給我們留下了最大的想象空間。把幾個很小的小島串聯成陸地，靠的都是歷史學家推想的能力。”

也正是因為史料的殘缺，這樁刺秦懸案至今依然吸引著當代人賦予各種各樣的演繹和解讀：在《荊軻刺秦王》中，荊軻兼具瘋癲與冷靜；在《大秦賦》中，荊軻身手了得，一身正氣；在《英雄》中，荊軻化身“無名”，成為超脫現實的禪意存在。對于這些影視改編，李開元也覺得歷史學也應該向文學家和藝術家學習，不斷改變風格，并產生新的問題意識。

英雄（2002）

在神秘但浩蕩的歷史上，還有許多故事都像荊軻刺秦一樣激蕩但迷霧重重。不管是歷史學家還是普通人，甚至是歷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共享著同一份過去發生之事的好奇心。“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也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李開元說。

而只要好奇心存在，荊軻的事跡、歷史的傳承和求知的熱情就會一直被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