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里糾紛，竟能決定死刑案件被告人的生死？

死刑案件中，是否屬于“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有時可決定被告人的生死。

為什么一個看似普通的“鄰里糾紛”，會對死刑判決產生這么大影響？

答案藏在兩份司法規(guī)定里：

• 《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規(guī)定，“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fā)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qū)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 《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規(guī)定，“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從性質上通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如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以不特定人為行兇對象的；一類是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fā)的案件。對于前者應當作為嚴懲的重點，依法判處被告人重刑直至判處死刑。對于后者處理時應注意體現(xiàn)從嚴的精神，在判處重刑尤其是適用死刑時應特別慎重，除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的被告人外，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

正因為如此，是否屬于“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成了死刑案件辯護中的“必爭焦點”。

什么是“鄰里糾紛”？

鄰里糾紛，是一個民事概念。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條規(guī)定，“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

也就是說，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因為使用房子、土地時的相鄰權益產生的矛盾，比如因通行、噪音、寵物、采光等原因，引發(fā)的鄰居之間的糾紛。

有人問：山東薛某甲殺鄰居的案子，明明也是因“噪音” 起的爭執(zhí)，為什么法院認定他不屬于“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

關鍵在于，薛某甲的行為和“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有三個核心區(qū)別：

一、矛盾根源不同

《紀要》里說的“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矛盾必須和鄰里關系直接相關，比如長期因噪音協(xié)商不成，某次爭執(zhí)中情緒失控動手。

但薛某甲不是這樣：他當天情緒爆發(fā)，直接原因是“和妻子因瑣事吵架”，不是“和鄰居當場因噪音起沖突”。所謂的“噪音”，更像是他發(fā)泄家庭矛盾的“借口”，鄰居本是無辜的，卻成了他的“情緒替罪羊”。

二、行為動機不同

“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里，行為人針對的是“矛盾本身”，比如為了解決噪音問題吵架、動手，犯罪對象就是和矛盾相關的鄰居；而且如果沒有這個鄰里矛盾，大概率不會發(fā)生殺人行為。

但薛某甲的動機是“發(fā)泄對妻子的怒氣”，噪音只是他找鄰居麻煩的借口。就算沒有噪音，他情緒失控時，也可能找其他借口傷害鄰居。更關鍵的是，案發(fā)時鄰居根本沒制造噪音，兩人之間沒有“當場激化的鄰里矛盾”。

三、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不同。

《紀要》之所以對“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慎用死刑，是因為這類案子里，行為人多是“一時沖動”，不是故意要傷害無辜，矛盾本身也有調解的可能，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

但薛某甲是“借鄰里之名，傷害無辜”。他明知鄰居沒做錯，卻故意找對方發(fā)泄，主觀上對他人生命毫不在意，客觀上殺了無過錯的鄰居，這種行為的惡性和危害性，比真的因鄰里糾紛殺人要大得多。

綜上，法院不是否定“噪音能構成鄰里糾紛”，而是明確：光有“鄰居身份”或“曾經有噪音矛盾”，不夠認定為““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

是否屬于“因鄰里糾紛引發(fā)的故意殺人犯罪”，判斷時必須看三個關鍵：矛盾是不是和鄰里關系直接相關？動機是不是為了解決鄰里矛盾？被害人是不是無辜被牽連？只有把這些都查清，才能防止有人用“鄰里糾紛”當幌子，掩蓋自己傷害無辜的惡行，這也是對“少殺慎殺”死刑原則的精準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