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的陣亡名單：錦衣衛為何從天子親軍變成對內特務？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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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提到錦衣衛，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務組織”四個大字。但事實上，明代錦衣衛雖然有著很濃重的司法和監察職能，但除此以外，至少在明朝中前期，錦衣衛作為明代親衛軍的一員，其軍事職能也并不薄弱。

舉一個人數上的例子，永樂時期明朝共在遼東設立179個衛和20個所。而作為親軍衛之一的錦衣衛，其下轄的千戶所就多達19個。其中更是有專職騎兵千戶所4個，如此龐大的兵力配置，只用于監視和諜報工作似乎有些過于夸張。

事實上，明代軍隊的設立同樣遵從居重馭輕的原則，明代京衛總兵力本就遠超過地方，戰事發生時，往往會以京軍作為主要參戰力量。而隸屬于親軍衛的錦衣衛自然也不能例外。

錦衣衛前身為都督府下正七品拱衛司，后升為正三品的拱衛指揮使司。不久后，又改名為都尉司、親軍都督府：“洪武三年，改親軍都督府，管左、右、中、前、后五衛軍士，而設儀鸞司隸焉。”

洪武十五年（1382），罷親軍都尉府和儀鸞司，改設從三品錦衣衛統轄事權，為從三品，兩年后，改從三品為正三品。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朝錦衣衛雖有偵緝監察之權。但其軍事職能卻并未因此而消失。

舉個例子，洪武十四年云南之戰是明開國后最大規模的一次南征。戰役結束后，明廷本準備依遵循慣例由當地軍戶填充新設衛所，然而，此時云南歷經兵禍，“圖籍不存， 兵數無從稽考”。

無奈之下，只得從外衛、京衛抽調軍士至當地屯駐，鎮壓反叛、控制局勢。洪武二十一年，又再次于當地增設景東、蒙化二衛，并“以錦衣衛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李聚守蒙化”。

對胡常的任命并非個別錦衣衛將官的人事調動，根據《游牧文明因子與明朝衛所體系中的親軍衛——以錦衣衛為中心的考察》的作者張金奎對《云南后衛選簿》《臨安衛選簿》《安南衛選簿》等資料爬梳，胡常調至景東衛的同時，大量錦衣衛官兵也在向景東衛等地抽調，如福建清流縣人魏榮、 浙江仁和縣葉勝保、廣東懷集縣黎亞章等人，都是以錦衣力士（錦衣衛基層士兵，無品秩）身份調至景東衛。

由此來看，在洪武時代的錦衣衛和其他京衛一樣，仍需要外出作戰乃至執行屯戍任務。

洪武末年錦衣衛的偵緝監察之權遭到裁撤，司法權轉移給三法司：“

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經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獄，稍稍夷它軍矣。

”但隨著靖難之役的結束，以“清君側”名義登上皇位的明成祖朱棣再次啟用錦衣衛，設錦衣衛北鎮撫司專門處理詔獄，可以直接逮捕、審訊犯人， 與三法司共同執掌司法，權勢大增。

與此同時，靖難之役中以軍功提拔的武官們也有不少被調入錦衣衛任職，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是因為錦衣衛“侍衛親軍”的屬性太過強烈，朱棣主要從燕王府儀衛司、燕山山左中右三戶衛等元從部隊中擢拔將官至錦衣衛，以北平諸衛為例，《南京錦衣衛選簿》中僅一名叫做屈士通薊州衛左所試百戶因戰功升錦衣衛中左所世襲正千戶。

靖難之役后擢拔的大批武官自然不僅僅是為了增設典獄，錦衣衛本身就是天子的侍衛親軍，因此，在永樂皇帝五次親征蒙古的戰事中，這些身經百戰的將官們也會隨駕出征，護衛皇帝，親履戰場。

除了北平諸衛的武官外，在永樂時代，蒙古、女真降人同樣是錦衣衛重要來源之一，明成祖曾在遼東設立將近180個衛及20個所，而通過從奴兒干、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地招撫，收容了大量蒙古、女真降人。這些降人中大多有部署跟隨，其首領則以于錦衣衛食糧帶俸的身份，錄入錦衣衛選簿中。

事實上，招撫邊地各族降人是明初就已經開始實行的政策，“

凡韃靼官軍皆令入居內地，仍隸各衛所編伍”

（《明太祖實錄》）。而由于歸附者中以元朝部隊中歸降明朝的達達等族人數最眾，當時人們也將這些武官稱為“達官”。

這些達官往往精通騎射技藝，戰斗力驚人。一方面為發揮其軍事價值，另一方面為方便管理和監督，達官多被編入衛所之中，安插到全國各地。例如，洪武二十年納哈出降明后，其部下多 被 “

授以指揮、千、百戶，食祿而不任事，分隸云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和一般意義上的將領不同，達官在有自己專門的貼黃冊，編號用 “達”字 （其他武官用 “武”字），而錦衣衛中的達官更是只營操而不理軍政，也不用參加軍政考選。可以想見，這種方式挑出來的錦衣衛自然不會是用來偵刺不法的密諜，而是最懂得“以德（武德）服人”或者“以理（物理）服人”的武人。

即使到了正統年間，錦衣衛武官參與出征的記載也并不罕見，如正統七年（1437），錦衣衛武官武忠以先鋒官身份在白海子一帶大敗蒙古騎兵，而在五年前，他也參加了鐵嶺衛附近的明蒙沖突。

土木之變時，大批錦衣衛軍官隨駕扈從，戰死于土木堡，比如錦衣衛百戶路俊，在明軍大敗之際潰圍而出后，并未逃走而是轉身反復沖殺瓦剌軍陣，力戰而死。；明宣宗托孤五大臣之一的胡濙（坊間傳聞中他奉朱棣命令暗訪建文帝行蹤），其子胡谸為錦衣衛千戶，隨英宗北征，也陣亡于土木堡之役。

事實上，除了以上兩人外，《錦衣衛選簿》還記載了大量在土木之役后“征進未回”的錦衣衛千戶、百戶等級別的將官，可見錦衣衛系統也在此戰中損失慘重。

那么，錦衣衛刀刃向內的傳統印象是如何形成的？這或許與明孝宗有關。土木之變后，為解決京畿防衛兵力的問題，景泰帝同意了于謙“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的計劃，自三大營等部隊中揀選可用之兵，作為團營精銳。

而錦衣衛中自然也在揀選之列，然而到了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兵部本依照前例奏 “以錦衣衛及騰驤等四衛軍旗勇士校尉六萬八千余人選補團營之缺”，但這一請奏遭到御馬監太監寧瑾等人的反對。

到了最后，明孝宗并諭令“今后各衙門查理戎務，不許以五衛混同開奏”。這意味著自此之后，錦衣衛不再參加團營選拔，無需出京作戰。

很難說錦衣衛軍事職能的消失就是一種退化，事實上，明代錦衣衛除了人們印象中特務機構這一種屬性外，其職能的邊界相當混亂。其職責的增設更是疊床架屋，層出不窮。

晚明時，錦衣衛堂上官中甚至有“提督街道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官”這類官職存在，按照萬歷《大明會典》中的記載，“凡京城內外，修理街道，疏通溝渠。本衛指揮一員，奉旨專管，領屬官二員，旗校五十名。所謂的街道房，和明初錦衣衛中就存在的東司房、西司房不同，屬于后來增設。

這屬實是錦衣衛和街道辦大媽的夢幻聯動了，街道房的職責也相當明確：“化二年，令京城街道溝渠，錦衣衛官校并五城兵馬時常巡視。如有怠慢，許巡街御史參奏拿問。若御史不言，一體治罪。”

《明實錄》也有載：“街渠污穢、壅塞”，中城兵馬司指揮、巡城御史和錦衣衛官校也要被逮捕入獄，“令法司議罪以聞”。

這倒不是哪位皇帝腦洞大開，事實上，當時京城中權貴要人隨意侵占、開挖街道的情況屢見不鮮，“京城內外勢豪軍民之家，侵占官街，填塞溝渠.......”(《明武宗實錄》）

而原先負責街道管理的五城兵馬司和巡城御史官銜、權限都太低，人微言輕難以處理，而工部又以只管理工程事宜為由推諉塞責，不得已之下，擁有緝捕權利的錦衣衛就這樣成了最合適的人選。

與之類似，為了打擊私自宰殺耕牛的行為，明廷還賦予錦衣衛抓捕“違禁屠牛人”的權利。但耕牛究竟是病死、老死、意外受傷死亡還是確屬于私宰本身就很難甄別，而一旦大規模緝捕很容易引起一系列問題，如成化年間，因為“殺一牛罪至罰十”，竟然導致一些軍隊采購牛皮、牛骨、牛筋、牛角等軍需都困難非常，朝廷不得不“喻東廠官校莫加刺訪”，這一禁令自此才變得名存實亡。

值得一提的是，和大多數朝代的禁軍一樣，中后期的錦衣衛中大量充斥皇親、宦官弟侄出身的錦衣主事軍官。甚至于，一些受到皇帝賞識的畫師、工匠，也會被安置進錦衣衛當中，這種人員成分上的轉變，或許也是錦衣衛軍事職能日益減少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范博忱《明代錦衣衛軍事職能研究》

2、張金奎《明中葉錦衣衛職能的延展與本體變革》

3、張金奎《游牧文明因子與明朝衛所體系中的親軍衛——以錦衣衛為中心的考察》

4、梁志勝《試析明代衛所武官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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