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訴訟時效”賴賬，法院用判決書給其上“欠債還錢”課

近日，我注意到一份來自貴州省畢節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判決書在網上火了，這份講政治、講傳統、講道德、講實情、堅持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判決文書，因為在“訴訟時效”問題上對政府機關的特殊評價，引發了法律界人士和人民群眾的深刻思考與廣泛討論。

事情是這樣的：十多年前，貴州省赫章縣羅州鎮政府將當地初級中學堡坎工程發包給侯某輝承建，工程在2016年4月就已經完成驗收，但侯某輝卻拿不到工程建設費，他一直在向鎮政府交涉討要，直到2023年才想起到拿起法律武器維權，他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是，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此時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羅州鎮政府在法庭上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拒絕支付工程欠款，但畢節市人民法院的判決卻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法官沒有支持羅州鎮政府的抗辯，而是判決羅州鎮政府必須給付侯某輝工程款。

畢節市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雖然原被告之間屬于民事合同關系，但被告屬于特殊的民事主體，作為一級人民政府，以“訴訟時效”來進行抗辯欠妥。法官在判決書中深入闡述了裁判理由：“在被告未支付原告工程款的情況下，即使原告未向被告提出付款要求，這也是基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這是人民群眾善意之體現。若我們的基層人民政府對欠付人民群眾的債務都用‘訴訟時效’進行抗辯，這有悖于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有損政府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更有可能讓政府失信于民。”同時，法官還在判決書中專門以紅軍長征時期的“百年欠條”為例：“我們的政府，對在紅軍長征中因條件所迫向群眾借錢借糧，因歷史原因未償還的，只要有真憑實據，至今近百年，仍如實認可。”

我看完這起案件的判決書，發現這起案件雖然不復雜，但卻有些特殊。之所以說不復雜，是因為在過去20多年間，各地因為大興土木、負債搞工程，工程完工后施工方拿不到工程款的案例太多了；之所以說有些特殊，是因為作為侯某輝在起訴鎮政府要求支付工程款時，已經超過了法定“訴訟時效”，但卻依然得到法院的支持，最終打贏了“民告官”的官司。畢節市人民法院在案件判決中沒有機械地照搬法律條文，而是旗幟鮮明地站穩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政治立場，以黨性原則詮釋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以說這一判決不僅展現了司法的溫度與智慧，更體現了新時代司法實踐中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是一份可以載入新中國司法史冊的經典判決。這份判決的道德意義不亞于1982年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小偷救人被抓、法官判其無罪的“布魯塞爾判決！”

就是這一份經典判決，卻遭到了某些自詡專業的法律人士的圍攻。他們一邊列舉一大堆理由論證“訴訟時效”制度的合理性，聲稱這種判決會摧毀法治的根基；一邊將這一判決的講政治和美國的“政治正確”畫等號。對于這些人的僵化法律觀，我只能是嗤之以鼻。所謂“訴訟時效”原本是從國外的法律體系中引進的法律條文，在本案中客觀上成了政府“欠債不還”的法律依據，不僅違背了中華民族“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優良道德傳統，更違背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

也許有人會問，你為什么要把法律和政治混在一起，就不能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嗎？其實，這個問題與僵化法律觀一樣，無視了法律的階級性與政治性，把法律當作僵化的死條條。關于這一點，我在《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法律不可能超越政治、法院不可能脫離政治屬性》一文中已經進行了明確的闡述：法律體現的是全國人民的意志，人民法院是政治機關，必須站穩政治立場，接受黨的領導、體現黨的意志、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具體到本案中，如果法官支持鎮政府“超過訴訟時效”的抗辯理由而判決施工一方敗訴，那就是在為政府的“欠債不還”賴賬行為撐腰，政府看似贏了官司，卻輸了民心；反之，如今的判決結果看似政府輸了，卻贏了民心。

最后，我想說的是，法律不只是冰冷的條文，更是承載著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的規范體系，將法律同階級、政治刻意脫離開來，機械地運用法律條文，很多時候會造成更加惡劣的法律后果甚至災難。作為專業的法律人士，堅持客觀的法律條文固然重要，但始終不能忘了法律承載的基礎，是維系社會最基本的正義，更是弱勢群體的最后希望。

最后，當所有人都在說官司贏了時，而我更關心的卻是政府的工程款是否撥到贏了官司的當事人的賬上？在為人民服務這張答卷上，前半程法院的判決可以打100分，后半程政府執行法院判決不能是0分，履行法院判決才是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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