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的妻子嫁給我之前，把兒子送給了部隊的一個營長

1982年9月7號，我決定去趟南昌。這次去，主要是為了廠里的事。我是廠長，得給廠子找找明年的發展路子，找個新的賺錢門道。但心里還裝著另一件事。
我老婆是再嫁給我的，她前頭那個丈夫沒了，留下個兒子，養在杭州他大伯家。老婆心里一直惦記著這個孩子。這次去南昌，我就想著順道去看看孩子。送我上杭州火車站的黃哥，就是孩子的大伯。黃哥以前在部隊當連長，退伍后在杭州水產局工作。他這人豪爽，講義氣，愛喝酒抽煙。當初他拍胸脯說養侄子，硬是把四歲的孩子留在了身邊。可他自家也有四個孩子，再養一個實在吃力。一年后，他就把孩子送給了他一個在部隊當營長的戰友做養子。
他那個戰友姓馮，浙江義烏人，轉業后在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廣豐分校當老師。孩子送到這樣的革命軍人、大學老師家里，我們覺得挺放心，想著孩子受的教育肯定比在我們家強。可孩子送走快十年了，我這個當繼父的，也有責任去看看他現在過得怎么樣。
前些日子，從黃哥那兒傳來些消息，說孩子現在挺調皮，不聽話，學習也不上心。老婆雖然想孩子，但她覺得既然送給了別人，就別去打擾人家生活了，不讓我去找。她是怕萬一去了，惹得人家家里不和。唉，女人家心細。可我想，不管怎樣，我得親眼去看看孩子現在啥樣，生活得咋樣。所以這次南昌之行，其實是公私兼顧。
早上五點多，火車停在了上饒站。我望著鐵路兩邊的村莊、房子，再看看人們的穿著打扮、路上跑的交通工具，跟杭州農村一比，感覺江西這邊至少落后了十五年。
9月8號上午十點半，我到了南昌站。出站驗票口那兒人多，我個子高，一眼就看見站外有個老人，舉著接站的牌子，站在接人圈子外頭的空地上等我。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那是位退休的涂師傅。

涂師傅大概六十出頭，一米七左右，人看著挺精神。頭發短，直直地豎著，不算濃密。眉毛倒是挺濃，襯得眼睛好像小了。他那雙眼睛黑白分明，很有神，正仔細盯著出站的人群找我要接的人。胡子刮得干干凈凈，嘴唇閉著，表情挺嚴肅，又帶著點期待。他穿著白色長袖襯衫，風紀扣都扣得嚴嚴實實，袖口的扣子也扣著，特別板正。襯衫下擺塞進黑色長褲里，腰上系著條軍用皮帶，皮帶扣锃亮，上面有“八一”兩個字，在陰雨天里泛著暗光，挺顯眼。他左手撐著傘，右手高舉著寫我名字的紙牌，看著一點不費勁。好一個干凈利落的南昌老人。
昨天在杭州上車時，還是滿天星星，今天到了南昌，卻下起了毛毛雨。真是天有不測風云。我隨著人流走出驗票口，快步走到涂師傅面前，主動打招呼，伸出手：“涂師傅，你好！”他用帶著濃重南昌口音的“好”字簡短有力地回答，把右手的紙牌往腋下一夾，握住了我的手。我剛下火車，手熱乎乎的，他站在雨里舉了半天牌子，手冰涼。這一冷一熱握在一起。他手勁挺大，很有力。
簡單寒暄幾句，涂師傅就領我出站。我說：“天在下雨，咱們打個的吧？”老人說：“一點小雨沒關系，坐公交車省錢。”邊說邊朝五路車站走，一點沒商量的余地。就這兩分鐘的接觸，我就感覺他是個耿直的人。
上了五路公交車，沒座位，站著擠著，車上吵得很，沒法聊天。在瓦子橋站下了車，各自撐著傘，距離拉遠了，還得提著行李，走得氣喘吁吁，更沒法說話了。涂師傅只顧在前頭帶路，步子很快，我只能默默跟在后面。走了十來分鐘，到了他住的市百大院。我的皮鞋進了水，腳濕漉漉的不舒服，他也沒注意到。
跟著這位老人，我上了去他家的樓梯。涂師傅原先在市百貨公司開車，所以住的是公司的宿舍樓。他有六個孩子，四男二女，都還沒成家，加上老兩口，八口人擠在60平米的房子里，看來日子過得也不寬裕。
吃完午飯，我把從廠里帶來的九十塊錢工資交給了他，告訴他以后的工資，每月十六號左右廠里財務會匯到南昌。這次來南昌，我還從廠里給他帶了兩條長嘴西湖香煙。另外，我還特意帶了本講蓄電池使用維護的技術書，想讓他多了解點業務知識。
他說：“我買了些菜，約了八家單位的負責人，今天晚上到我家來聚聚，大家見個面，也算給你接風。”我本來計劃著，等我離開南昌回杭州的時候，由我們廠出面，找個酒店請南昌的新朋友們吃頓飯。可他既然已經約好了，只能按他的意思來了。耿直的人就是這樣，想當然地按自己的主意辦。
九月的南昌，大雨下個不停，寸步難行。快到中午時，雨小了點，天好像要放晴了，空氣里還有涼絲絲的濕氣往下落，溫度變得挺舒服。在南昌待了幾天，我住在“勞動服務大樓”的旅社里。跑南昌市場的事，基本達到了預想的目標，還新認識了鐵路南昌車輛段的一些朋友，為以后擴大業務打下了基礎。
和我同屋的還有三位客人：一位年輕的浙江老鄉，一位四十多歲的東北人，還有一位是江西省中部一個縣的財政干部。我們四個人晚上聊了一宿。因為我南昌的事辦完后，打算順路去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廣豐分校看看孩子。所以，我向那位江西的財政干部打聽廣豐分校在哪兒。
1982年9月14號早晨七點多，我登上了南昌開往金華的慢車，先去上饒，再轉汽車去廣豐共大。這趟出門真正的目的，是去找孩子，是真的去找孩子啊！順便也去推銷點業務，公私兼顧。
南昌到上饒，鐵路距離260公里。那慢車是真慢啊，足足跑了九個多小時。大好時光，都耗在這鐵軌上了。這次南昌之行，我主要是以廠長的身份，去檢查南昌那邊工作的。我本人性子有點急，做事喜歡快，但膽子又有點小，遇事總想求穩，性格有點矛盾。在慢車上想快也沒用。車上無聊，我就在心里默唱京劇《林海雪原》里楊子榮在百雞宴開宴前的唱詞“……心焦急，只覺得時光太慢……”，也只能想想慢的好處了。
出站之后，我直奔上饒長途汽車站，去買去廣豐縣的車票。在車上我已經打聽到廣豐分校的具體地址，據說在很深的山里。上饒沒有直達共大廣豐分校的汽車，只能先到廣豐縣城再轉車。
時值九月中旬，秋高氣爽，但上饒的天氣出奇的冷。街上的人都穿著外套，老年人甚至穿了毛衣。我出差在外，還穿著夏天的短袖襯衫。到車站廣場的服裝市場轉了一圈，大多是女裝，男裝很少，只有些軍便裝，尺寸又小。我個子高，尺碼大，沒找到合適的衣服。只好先找旅館住下再說。
住進了上饒鐵路招待所，四個人一間房，每人每晚住宿費八角錢。那時候房間里還沒有電視機。同屋還有三個人：兩個是去南昌上中專的學生，另一個中年人是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看著人家父子團聚，真羨慕。
思緒把我帶回到1972年初夏。我老婆的前夫，當時是響當當的三代貧下中農，家里窮得叮當響也是必然。他兄弟姐妹三人，哥哥和姐姐在杭州生活，老家只留下老母親和小弟。這位小弟，是個心氣很高的男人。初中畢業后，1962年參加了財稅局招的臨時工，被派在縣大門的火車站，做收稅工作。他工作出色，年年是先進，人也長得精神，所以我老婆嫁給了他。1971年，整頓財稅隊伍，因為他是臨時工，屬于清退人員。他想不開，在單位宿舍尋了短見。撇下了三歲的兒子和24歲的老婆，還有生產隊150多塊錢的欠款，做了人生的逃兵。
1972年5月，我和老婆結婚后，去她原來住的村里打遷戶口的證明。當地的村書記，已經受了在杭州的哥哥、姐姐的委托，卡住了孩子的戶口。還說，小孩戶口不能遷，人也不能跟母親走。一來，杭州男家成分不好（我家是漏劃地主），去落戶了要吃苦頭。二來，小孩要留下來，等長大后，為他們家“開門戶”。還說，小孩由伯父、伯母兩家帶，長到十六歲，送回老家立門戶，我們可以常來看。在這種情況下，老婆無奈同意了，在村領導的見證下，簽了協議書。

我抱著四歲的兒子，在鎮子街上轉悠。我當時腦子是清醒的，孩子的監護權有一大幫人：父系的大伯、姑媽、堂房長輩還有村干部，母系的舅舅、姨媽。這十多個孩子的“大人們”在商量他的“前途”，我應該靠邊站。離開會場前，我給大家發了一圈煙，說：“這里的財產，我一概不要，欠生產隊的錢，我馬上付清。孩子，如果讓我們帶走，我們去結扎，不生了。”孩子法定的監護人們，希望他能保住這塊貧下中農的金字招牌，權衡之后，決定不遷孩子戶口，孩子由大伯負責撫養，姑母幫著照顧。就因為我家“漏劃地主”這塊牌子，活生生把母子分開了。為此，我老婆受了四十多年的苦，估計還得繼續受下去。
開始，我們常抽空去杭州看孩子，但孩子的大伯不準我們去，說我們去探望，會打擾孩子的安靜生活，不利于成長。這話或許有點道理。我倆盡力忍著。孩子的大伯，我跟他交往比較多，了解他一點情況。他是海軍營級軍官轉業，在杭州市水產局工作。1972年底，我去過他在官巷口羊霸頭的辦公室，當年他的辦公桌很大，很氣派。三十年后，21世紀流行的大班桌、老板臺，其實早就有了。但慢慢地，他官職變小了，到八十年代初，他調到了艮山門的水產公司汽車隊，后來成了車隊的電工。我尊稱他為黃哥，他叫我弟。我發現，他的酒量逐年增加，一頭雄獅般的黑發，慢慢變得灰白，而且掉得厲害。聽說他為人，一直對下級好，對同級傲，對上級驕。性格悲劇啊！他真心想為死去的弟弟做點好事，強留弟弟的骨血撫養。他雖然有較高的工資收入，但他自己有三個孩子，低估了養孩子的難度，更低估了他老婆的承受能力。他們夫妻倆為這個孩子經常吵架。
1973年春節，我們去看孩子，他大伯說，他把孩子交給一個戰友托養了，所以見不著了。盡管老婆苦苦哀求，他大伯守口如瓶。孩子的去向，連大伯家的其他人和孩子姑媽家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他大伯一人知道。到1981年，我在他工作的地方和他一起吃午飯，他突然悲傷地說：“弟，你把孩子領回去養好不好？！”我懵了，問怎么了？他說，孩子大了，很頑皮，很淘氣，讀書成績差，逃學，撒謊，他還加了句老家話“小鬼勿得依惜”（意思是這孩子不好帶）。我啞口無言。后來碰到他，他才告訴我孩子的住處，我才有這次尋子之行。是他幫我買的臥鋪票，還通過他在火車站工作的戰友，親自把我送到了母子候車室，讓我優先進車廂。
到1982年，和孩子分別已經九年了，孩子已經13歲了。1982年那時候，我們一家生活在社會底層，苦不堪言，根本沒有能力去顧及這個送給別人做兒子的孩子了。天下的母親，哪有不想念自己骨肉的？！老婆想兒子是肯定的，但當時的我們家，確實負不起養好這個孩子的責任。我們權衡利弊，覺得孩子生活在養父母家，物質上肯定比我們家好。再說，孩子和周圍鄰居，并不知道自己是領養的，所以不存在精神上的壓抑。他是文化家庭，居民戶口，吃商品糧，老家還有幾間房子。所以，我們心里是把孩子當作嫁出去的女兒一樣。
小孩的養父，義烏人，姓馮，我一直叫他馮老師。原在海軍某部任文化教官，后轉業到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廣豐分校教歷史。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制后，任學校林場的場長。
我是1982年9月15日去廣豐“共大”的。這時候，“共大”已經改制，廣豐分校停止招生了。原有的教職員，有門路的走了，沒門路的留守人員守著大片的山林，每月等著發工資。廣豐分校辦在廣豐縣的嶺底。從廣豐坐車到五都，再轉車到嶺底，每天只有四班車。從上饒到廣豐，長途汽車比較多，一個小時一班。
到廣豐縣下車后，我直奔縣教育局。在傳達室登記時，工作人員說，正巧，“共大”分校的校長在開會。他讓我在大門口等一下，他進去把共大的校長叫出來跟我見面。我千恩萬謝。進教育局大門，有一堵照壁墻，墻上的玻璃鏡框里，貼著教育局1981年度先進工作者的照片和事跡簡介。先進工作者分成三塊：教師先進工作者、生產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我逐一掃視，發現孩子的養父馮老師，在優秀共產黨員欄目下，榜上有名。照片上的馮老師，一臉剛毅，正氣凜然，雙目炯炯有神，鼻嘴線條分明，估計性格刻板耿直。介紹欄寫著馮老師的先進事跡。正看著，傳達室的工作人員領來了“共大”廣豐分校的校長。我自我介紹說，我從杭州來看小孩，小孩5歲領養給馮老師的。校長臉色有點不安了。我連忙解釋：聽說現在小孩不乖，調皮，逃學，想來看看。我保證，我決不會去打擾馮老師家庭的安寧生活。他告訴我，下午1點10分有一趟直達班車可以進山。校長說他要開會，讓我先去山里，叮囑我，要我幫忙對小孩的身世保密，他明天返校。
去“共大”分校的長途車是老式的小型車，旅客很多，很擠。石子路面，汽車顛簸得厲害。車沿著水庫大壩向大山前進，山越來越高，云越來越低，車在云中走，人在霧里行。車子盤山前進，又盤山而下。反復幾次，終于到了嶺底。
嶺底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小村莊，一條大溪流過這里，蓄水發電。兩排低矮的簡易平瓦房，大概住了五、六十戶居民，估計是“共大”的教工宿舍。每戶屋前，都碼著斬得整整齊齊的山柴，證明男主人的勤勞和女主人的能干。
我下車向一位同車的旅客打聽馮老師的家。這位后來知道也是“共大”職工的同志說：“馮老師十二號去義烏老家了，他小舅子病了，他和妻子一起去的。”我心里怦怦直跳，連忙追問，他的小孩有沒有去？他說：“他兒子要讀書，在的。”我想，還好，總算沒白來。我的目的是看小孩，他養父母不在反而方便！
這位大哥熱情地把我引到馮家。大門上著鎖，小孩在學校還沒回家。我趁此機會上鄰居家探探消息吧！馮家隔壁，有一位大媽在廊檐下剝毛豆。我就地拉了一張木凳坐下，幫她剝豆，聊起了馮家。我自稱是馮老師的朋友，出差到上饒辦事，順便來探望他，哪知他早幾天接到長途電話回老家了！我抖露了一些從孩子大伯那里聽來的關于馮老師的信息，比如海軍軍官、文化教官、字寫得漂亮等等，取得了這位大媽的認可和信任，聊了起來。聊著聊著，又陸續過來了好幾個大嫂大叔，一起參加聊天。
當談到小孩，我大夸小孩懂禮貌、聰明。一進入小孩的話題，大伙兒話多了。我用心記著，晚上在旅館記了日記，歸納為：
一、大伙兒說馮老師對這個獨養兒子很喜愛，但并非一味寵愛，管教很嚴；
二、兩年前，他人小，很皮，逃學、離家出走都有過。現在好了，大一點了，懂事了；
三、小孩很懂禮貌，嘴巴也甜；
四、小孩讀書成績平平，媽媽要督促他完成家庭作業；
五、因為是獨養兒子調皮，三年前，馮老師從老家領養了一個女孩，也很調皮、淘氣，兩兄妹感情很好；
六、全家和睦，經濟收入不錯。我補充問，媽媽做裁縫，手藝不錯吧？大家都夸孩子的媽媽為人和善，手腳勤快，做的衣服合身，又夸贊了一番；
七、馮老師是林場場長。
了解到這些基本信息后，我直奔“共大”分校，找到了黨支部書記胡奇偉。這位書記是馮老師的鐵哥們好朋友。我向胡書記表明來意：
一、想了解孩子近況；
二、了解他養父母對孩子的態度；
三、保證不暴露我的身份；
四、要求馮老師盡可能每年寫一封信，告訴我孩子的成長情況。我做到不回信，不打擾他；
五、我希望可以見到馮老師，在杭州見更好，我留下了聯系卡片，請書記轉交。
這個胡書記當即邀我進他辦公室談話。他向我介紹了馮老師的許多情況：
一、馮老師是個好同志，評上了1981年度優秀共產黨員。
二、他的家庭教育很到位，對孩子要求高是事實，所以對孩子很嚴厲。這是父母應該做的！
三、這個小孩，這里的居民都知道男孩是親生的，女孩是領養的。馮老師并不知道小孩的親生母親在杭州的信息。孩子的戶口是私下通過人情關系報上去的。這件事如果公開，對馮老師的優秀黨員稱號不利，希望我配合，做好保密工作。
四、小孩子前幾年比較淘氣，自從有了妹妹之后，好多了。以前媽媽寵小孩，馮老師要管教小孩，弄得夫妻不和。經過支部做了工作，現在夫妻和諧，好了。
五、對我的到來，他表示歡迎，對孩子生母思念兒子的心情，他完全理解。他支持我與馮老師單獨接觸聯絡，暫時不要驚動馮妻，避開馮妻為好，免得婦人有嫉妒之心，不可不防。
六、男孩是親生，女孩是領養，這是鄰居們的共識，請我注意到這一點。
我點頭答應照辦。胡書記短短十幾分鐘，就明白了我的來意，還歸納了種種建議。馮老師有這么好的領導做朋友，真是福氣。從中也能看出馮老師也是個正人君子。他看我真心接受了他的意見后，同我一起去了嶺底完小。
我在嶺底完全小學的校門口等著。胡書記進了校門。不久，下課鈴響了，放學了！我的心莫名地劇烈跳動起來。我看見胡書記陪著小孩出來了，我莫名地熱淚盈眶！他們走到了我身邊。我強忍激動的心情，撫摸著小孩的頭，順眼辨認他頭頂的頭發，分明有兩個旋，是他，沒錯，是兒子！我能說些什么呢？！
小孩長高了，但當時十三歲的他，從身高體重上看，還不能算發育得十分健壯。見到我時，胡書記向他介紹：“這位是你爸的朋友，是專程從杭州來看望你爸爸的。”小孩像個小大人一樣，禮貌地叫了我一聲“叔叔”。
小孩同我一起到了“共大”林場的招待所，每晚只需五角錢。晚餐在食堂吃，伙食費每人二角錢，一菜一湯，飯管飽。我把八只大蘋果、兩筒杭州頤香齋月餅交給了他。我看了他的練習本，覺得他很粗心，字跡潦草，有大有小，不夠整齊。我勸他好好學習，聽父母的話。他“嗯嗯”著，說要回家燒飯吃，先走了。我忙亂之中，竟然忘了叫他在食堂一起吃飯。他邊走邊回頭向我招手示意，很有大人的風度。我真心很想叫他的名字，抱他一抱。
我胡亂地在招待所食堂吃了晚飯，沿著大溪信步走到他家。他家大門緊閉，原來他去“共大”分校的食堂吃飯去了。他家鄰居招呼我去他家坐一會，等小孩回來。我也不知此地民風的深淺，就進了這鄰居家的堂屋。江西老表好客，進了堂屋落座，主人就沏了茶。我與這位男主人聊起了家常。這個男人通情達理地說：“小孩乖不乖，其實沒有標準可言，家庭不同，乖的標準也不一樣的。”
正說話間，小孩回來了，邀我去他家中坐坐。本想不進去，因為沒有大人在。但這個鄰居大哥很通人情，主動陪我去坐坐。我想也好，有個大人陪著，就不會有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了。

三間屋，房屋很淺，水泥地坪，家中沒有大家具，擺放整潔。我問小孩：“你幾歲了？”答：“十三歲。”問：“讀幾年級？”答：“五年級。”問：“成績好嗎？”答：“一般性。”問：“去年四年級期末成績是多少？”答：“語文74分，數學98分。”我說：“數學還可以，語文要提高。”我問：“少年報訂了嗎？”答：“媽媽不讓訂。”我啞然了！問：“你們兩兄妹好嗎？”答：“好的。”我說：“你是哥哥，吃的要留給妹妹，家務勞動，你要上前多做一點，因為你是哥哥呀！懂嗎？”答：“嗯！”問：“你義烏去過嗎？”答：“去年春節還去了一次。”問：“浙江好？還是廣豐好？”答：“當然浙江好。”我說：“不見得！我看還是江西好！”孩子說：“我喜歡浙江。”我知道孩子說的浙江，是指馮老師的家鄉義烏。我就說：“比義烏好的地方多的是，杭州、上海、北京、天津、廣州……但有一個條件，你得好好用功讀書，以180分以上的成績考入初中，以后升高中，上大學，到那時候，就會脫離這個山溝溝，到那些好地方去生活。”孩子呆若木雞地聽著。
這時候，已有幾個隔壁鄰居在聽我倆談話了。小孩畢竟是小孩，他牽掛著學校操場上的露天電影，對我們聊這種理想之類的話題，提不起興趣來。或許，他根本沒想過長大后必須離開這個山溝溝。他說：“等一會，天黑了，下面（指溪流的下游）放電影，你下去嗎？”意思是問我去不去招待所。我點著頭說：“我到招待所去睡。”他反問我：“你不怕天黑嗎？”我反問他：“你不敢下去嗎？”他點頭說不敢。我又問：“為什么不敢？”他說：“人家都說那個轉彎處有鬼。”我笑了，旁聽的鄰居大哥大嫂們也笑了。我隨即收起笑容，一本正經地說：“沒有這事的，世界上根本沒有鬼，從來都沒有被鬼掐死的人，你不要相信這些有鬼的話。不過，人小膽子也小，長大了，膽子也會大的。”
有一件事，至今還深深印在我腦海中。我發現他右手上有兩道刀傷的疤痕，問他怎么弄的。他說：“我心急，是刀割傷的。”我在想，刀割傷，只有一道疤，怎么會有兩道呢？至今也沒弄明白。
這時有一位女鄰居，不知出于好奇還是警惕性高，盤問我的來龍去脈，還問孩子認識我嗎？我搶先回答：“我是他父親的朋友，孩子他不認識我。但你可以放心，我是好人，不是壞人。我有介紹信、工作證，是胡奇偉書記介紹認識的。”我機智地順勢從包里拿出了一張全家福照片，詼諧地指出，我的小兒子與這個孩子臉型蠻像的呢！她看看照片中我的小兒子與這個小孩，確實臉型很像。她點頭說：“看起來很像。”我叫她與孩子注意看照片，我的小兒子與他的母親（指我妻子）是同一個模子刻的。大家稱是，孩子點頭也稱是。我問小孩：“你有照片嗎？”他搖搖頭說從來沒拍過照片。我本想趁機要一張他的相片帶回杭州的。那時候窮呀！我還沒相機。從這一刻起，我有了買相機的念頭，決心創造條件買一架相機玩玩。
為了不犯言多必失的忌諱，我只得叫孩子鎖上大門，一同下去看露天電影。到電影場，我讓孩子去看，自己回旅館去了。并告訴孩子，我明天上午七點半的車回杭州。
我回到旅館，取了毛巾肥皂，摸黑到溪邊洗臉洗腳。再回招待所，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給馮老師寫了一封信，請胡書記轉交。信是這樣寫的：
馮兄：
很冒昧，我突然來到了你府上。很遺憾，沒有見到您，相信以后總有機會。
我到嶺底，下車后一打聽，知您不在家，到義烏老家去了。如果早知您不在家，我也不會來嶺底的。原打算到學校找到您見個面，我倆談談天，溝通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去見了胡書記，把我來嶺底的目的和我目前的家庭、工作等情況，全本向胡奇偉書記說明了。
我來嶺底前，就考慮到，孩子的戶口是依靠朋友、關系和組織的幫忙補上的，所以深知其利害關系。胡書記很尊重我，我很感動。我一生坎坷，人格與心靈上都受過重創，所以，我更感激胡書記對我的尊重。請兄代向胡書記致謝。
還有，您的左鄰右舍，知道我是您的朋友，也很真誠熱情地與我聊天、談話、喝茶，也請代為致謝。
這次來，親眼目睹，使我很放心。我回家之后，一定勸妻子安心。在此，我代表我與妻子，向您夫妻二人致謝，感謝你們二人對孩子的養育與撫養。
我深信，孩子在您倆的關懷教育下，悉心培養，他一定會成材。孩子幼年失父，以悲劇形式出演，在您夫婦的悉心調理下，一定能以喜劇的形式結尾。從胡書記的介紹中，我已經見到了喜劇的光芒。
鑒于既成的事實，我們二人已是親家了。不管婦女慈母的心情如何，我們男同志之間的友誼總可以增進的吧！我請求您百忙中，賜回信一封，賜全家福一張。只要您注明，我可以不回信。當然，更盼望您到我家來玩，我深信會有這一天的。
孩子是屬于你們的，也是屬于國家的。我這次出差來嶺底，是與孩子的大伯商議過的。是他親自送我上火車的。
歷史的，已成為歷史了。現實生活從現今開始吧！
祝好！
寫好后，我一看時間，已經是凌晨兩點鐘了。嶺底到廣豐，每天只有三班汽車。但五年前更苦，沒通汽車，嶺底人出門，要翻四座大山，步行四十里路，到軍壇，才有汽車去廣豐。
早上，我上了汽車。孩子突然來了，真是個有禮貌懂事的孩子啊！他敲窗叫我叔叔，向我招手，又說要去上課了。我不禁熱淚盈眶。我伸手摸了他的頭皮，意味深長地說：“你能記住我這個杭州的叔叔嗎？你能聽我的勸導好好讀書嗎？你長大了能來杭州看我嗎？……”他懂事地點點頭說：“我能記住叔叔，記住你，杭州叔叔好！我上課去了，再見。”邊走邊搖手告別。怎能使我不感動呢？！畢竟他才十三歲，還是個孩子啊！
汽車上的三個多小時，我昏昏沉沉，似醒非醒地回想著妻子近十年來思念兒子的苦情。有了上一次的探路之行，她總有機會可以來探望孩子的，我深信不疑。
汽車在彎彎曲曲的盤山公路上繞行。上山的路又窄又陡，汽車的馬達聲嘶鳴著，有聲嘶力竭之感。我坐在車上，思緒如行盤山公路，圍著這個小孩的身世在盤旋。我有一種困乏無救的感覺。這九年來，我總認為小孩生長在一個知識家庭，他的成長，應當有知識家庭的斯文和雅韻。哪知，他在這么一個山溝溝里成長著，瘦弱的身體，黑不溜秋的膚色。他說他會砍柴，會捕魚，會釣石蛙，會放山羊。這個時候，汽車已爬上了最高的那個山峰，要下坡而行了。開山區的司機，上山時都轟了大油門，不惜汽油的消耗。下山時，司機憑他的經驗，常常會關了油門，空檔滑行。我真的十分害怕這種駕車方式。車速越滑越快。還好，又來個小上坡，緩沖了車速。
唉！孩子的人生路上，與這山地行車如同一轍啊。??歲月如盤山路，有上坡的艱難，也有下坡的驚險。我們每個人，都在這條路上摸索前行，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順，有時逆。但無論路多曲折，那份牽掛的心，就像山間的溪流，從未停歇。血緣或許可以因距離而疏遠，但那份源自心底的關懷與責任，卻能在時光的打磨下，沉淀成最深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