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薪二百變十塊，只因卸貨“出汗多”

一個高二學生，暑假打工，想要掙些錢。

紅嘴白牙地承諾：薪酬日結，每天200元！

這個學生被派遣到快遞網點，在大熱天里，揮汗如雨地工作了4個小時。

這一波剛忙完，他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突然被用工單位辭退了，只給他十塊錢。

至于理由，簡直令人哭笑不得：你卸貨時出汗太多，影響了速度，干活慢……

這個學生和中介聯系，中介“一推二六五”，聲稱“你不服，就告狀去！”

該學生后來發現，和自己有著類似遭遇的人，尤其是打工的學生，大有人在。

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維權、討薪，勞務中介給他們的“辭退理由”，終于不再是“出汗多”，但卻變成了：

“你們未成年，不能務工！所以，錢也不給！”。

然而，從一開始和中介簽約，身份證信息就已經明確，中學生、未成年等情況，中介早就清楚。

“這分明是黑中介，用畫大餅的日薪，和用人單位串通一氣，免費使喚傻小子！”

此事傳到網上，很多網友也爆出了類似的遭遇——天下苦黑中介久矣。

還有人說：你們不過是被黑了些工錢，像老黃牛一樣被白白使喚半天，但和被拐賣到電詐團伙的人比，簡直是給老天爺燒了十八代高香，萬幸萬萬幸！

這種近同黑色幽默的現實，令人想到了愛德華·J. 巴萊森的《騙局》一書。

本書副標題是“美國商業欺詐簡史”，但坑蒙拐騙不分國界，對我們而言，也是一面自我保護的“照妖鏡”。

很多用人單位，為何“格外鐘愛”黑中介？

關于黑中介，書中有很大的篇幅涉及，其中，談到這樣一個關鍵問題：

很多黑中介，之所以能“成氣候”，不是因為騙術多么高明，而是其派遣務工渠道，對打工者很有吸引力。

用人單位通常都是有頭有臉的公司，或者這類公司的分支機構。

就像那些打工的中學生，被派遣過去的地方，是一家全國知名的快遞公司。

于是，他們萬萬也想不到，所承諾的“日薪二百”，會有貓膩。

那個被指責“流汗太多”的中學生，很可能是工作最賣力的員工之一。

而其努力工作的回報，則像是一頓響亮的耳光：

“流汗多，效率低”，或者“未成年，沒有打工資格”，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總之就是找個理由，不給你錢。

那個“免費使喚中學生”的快遞網點，和招募中學生打工、許諾“日薪二百”的黑中介，即使不是“一家親”，顯然也“關系莫逆”。

當上當受騙的打工者進行投訴，黑中介和用工單位，相互推卸責任，“誰也不付錢”。

書中指出，這是某些用人單位乃至知名企業的腐敗行為。

尤其是針對勞務派遣工，企業的負責人——也許只是某個末梢分支的小頭目——通過和某些中介的串通，可以極大地剝削“臨時工”的剩余價值。

反正“臨時工”不是該企業的正式工，出現任何糾紛，該企業也可以不管，和中介相互推諉。

而眾多“臨時工”被坑騙、壓榨的剩余價值，積少成多，數額也許極其龐大。

企業負責人和黑中介，長期相互分肥。

甚至，即使沒有黑中介，腐敗的企業相關負責人，也可以通過親友，注冊個皮包公司從事招工中介，就像左右手交替“撈錢”。

為此，書中呼吁，黑中介的案件，如果涉及“有頭有臉的企業”，該企業通常要負90％以上的責任——除了法律責任，還有品牌、口碑的責任。

受騙者不是“傻瓜”，而是別無“生路”

也有一些網民，覺得那幾個被黑中介坑騙的中學生，缺乏社會經驗。

說白了就是“太傻”，被坑是“買個教訓”、“交智商稅”。

此類情況，在美國也有很多，然而本書作者強烈反對“認為受害者是傻瓜”的論調。

書中指出：

眾多受騙者之所以要通過中介，甚至紛紛投身于黑中介的“懷抱”，是因為除此之外，找工作太難。

對于社會底層，或者沒有經驗的人，更是如此。

用人單位即使在本公司的網站上發布招聘信息，甚至在大門口貼布告，你能看到嗎？

尤其是暑假打工的臨時工崗位，通常也不會以本公司的名義，在招聘平臺發布。

找中介代理，對企業而言，是最簡單、最省心的辦法。

而中介機構，相對于眾多求職的底層、“散戶”，有著極大的信息優勢，乃至“黑白兩道都很熟悉”的優勢。

那些普通的打工者，除了通過中介，幾乎沒有其他求職渠道。

和信息資源豐富的中介相比，普通人就像聾子、瞎子一樣。

如果中介不誠實，存在種種欺騙，普通人就算再聰明，也很難發覺、拆穿。

“就像當你走進一座陌生的迷宮，你的智力，和你的既往經驗，都派不上用場。”

也正是如此，一些中介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對求職者進行肆意的欺騙，或曰剝削。

一些極端黑心、渠道極寬的中介，甚至打著跨國勞務的名義，把渴望賺錢的求職者，拐賣到境外電詐集團。

“別以為受騙者‘傻’，如果把你放在和他們一樣的處境，你也難免有同樣的遭遇——因為沒有其他生路可走！”

“讓受騙者得到高額補償，讓不誠實者傾家蕩產！”

黑中介，在一些地方，屢禁不止，堪稱多年頑疾。

他們其實未必有多牛的背景，多強大的保護傘，一次次被查抄，卻陰魂不散，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樣不斷滋生。

對此，書中給出了兩條建議：

首先，對受害者的民事賠償，額度絕不能太低，而且不妨隨著CPI的增長，不斷修訂法律，提高額度。

試想，如果那幾個打工的中學生被黑中介坑騙之事，發生在如今的美國，按照相關法律，從用人的快遞公司到那家中介，都難免“賠掉褲子”。

這種賠償，不是官方的罰款，而是賠償給受害者。

所以美國人樂于和大機構打官司索賠，律師也愿意幫忙。

換句話講，全社會都盯著他們，你敢成為“黑中介”，就等于變成了散財童子。

至于跨國拐賣、罪惡令人發指的“黑中介極品”，除了多年坐牢之外，其黑金也會被眾多索賠者，搞得幾乎分文不剩。

其次，媒體對不良中介，應當予以曝光——精確到每一個具體的負責人的尊姓大名，和面容形象。

也就是說，讓騙子在公眾心目中，留下長久的“犯罪記錄”。

今后的求職者，見了這種人開辦的中介公司，至少可以“惹不起，但躲得起”。

這比法律懲處，更加嚴厲。

這也是不誠實的中介，所理應得到的下場。

反觀另一些地方，民事賠償普遍很低，對不良中介、不良用人單位，也太過寬容，甚至根本無從曝光到具體的人。

兩相對比，也許，我們只有一聲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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