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請客”背后：“食稅者”向來是消費主力

重慶榮昌區書記高洪波，因為下館子請客，最近被輿論廣泛關注。

他自費1100元，請幾位“朋友”到一家“蒼蠅館子”吃飯，放話“我來買單，哪個搶單就不準吃。”

“我的工資是納稅人給的，我們不支出小攤小販就更沒收入。”高洪波的消費邏輯頗為自洽，用納稅人給的工資，去納稅人那里消費，就是給納稅人提供掙錢機會。

今年春節前他在工作會議上說：“希望在座的每一個同志，周末都帶著家人去吃頓飯，榮昌的人均消費60—100元，如果我們有1萬人消費，一個禮拜就是100萬元，給我們個體工商戶、小老板。”

高洪波強調自己的工資是“納稅人給的”，號召轄區內的干部“帶頭消費、帶動消費、帶領消費”，無意中契合了歷史上的一個現象——“食稅階層”或者說“吃皇糧的”、“吃財政飯的”，一直是消費的主力軍。

歷史上，小到一個縣城，大到一座都城，一旦因為不可抗力導致“食稅者”也就是官僚階層遷走，當地的消費必然大幅下滑，甚至連城市都會不存在了。

現在秦嶺里面有一個地方叫“老縣城”，曾是佛坪縣的衙門所在地。民國時期因為躲避土匪，縣長帶著官印跑了，縣城也就是跟著跑了。如今這里雖然還有城墻，但早已經只是一個山了。

國民黨北伐成功后，北洋政府垮臺。1928年6月，北京從首都降級為河北省“特別市”，導致大量的官僚階層外流，北京的商業失去大量重要客戶，嚴重影響了北京的餐飲業。

到1929年6月，北京的飲食行業減少了35%以上的工作崗位，服裝業的崗位減少了一半。除了賣淫行業，這座“廢都”幾乎所有的服務業都遭到沉重打擊。妓院生意之所以受影響較小，是因為商業受到打擊后，底層百姓生活更加艱難，一些女性被迫賣淫謀生。

（據《棄夫潛逃：戰士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

1928年之前北京的繁榮是怎么來的？北洋政府時期，這里有大量的“中央機構”、官辦單位，其從業者都是“食稅者”。大量的資金涌入這座城市，給這些食稅者發薪。這些人有較高而且穩定的收入，就成了消費的主力軍。

魯迅當時就是這些食稅者中的一員。1920年到1926年，魯迅在北大教書，月薪200元。那時一個人力車夫（相當于現在的網約車司機）辛苦一個月的收入大約10元。所以，食稅者魯迅與普通百姓比，具有極強的消費能力。當大量魯迅這樣的食稅者南下，北京的商業餐飲業當然就會斷崖式下跌。

所謂消費，就是花錢。花錢的底氣不僅是“有錢”，更是“預期有錢”。

假如你現在口袋里沒有錢，但是預期到月底一定有一大筆錢進賬，那你現在敢借錢消費。假如你現在口袋里有一筆錢，但是預期下個月可能會沒收入，那你現在有錢也不敢消費。

食稅者與納稅者相比，他們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收入穩定。不受天氣、季節、行業周期影響，也基本不擔心突然失業。

所以理論上來講，食稅者是最穩定最有力的消費者。一個城市里，食稅者多，消費就比較興旺。北宋都城開封城里住著約130萬人，近一半人是食稅者，所以這座都城才有了《東京夢華錄》里的繁華。

帝制時代是小農經濟，農民基本上自給自足，所以消費主要在城市，而城里的消費主力就是聚集在城墻里的食稅者。

當然，現代社會已經大大不同于農業時代。

工業化之后，新產業涌現，大量的平民成為藍領、白領甚至老板，也擁有了消費能力。所以，過去幾百年北京的城區都局限在城墻內，而最近幾十年則膨脹了好多倍。這是因為農業時代食稅者的總數是相對固定的，所以消費總量也相對固定。現代社會，納稅者也成了消費者，城市才有了指數級的膨脹。

納稅者成了消費者，并不能掩蓋食稅者是消費主力的事實。

在消費者貢獻方面，納稅者的優勢是“數量大”，劣勢是收入不穩定，容易受外部因素影響。他們一旦預期不好，即便有錢也不愿意消費。

食稅者的優勢前面已經說過，他們的收入預期基本不受外部因素影響。所以，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的“帶頭消費、帶領帶動”就顯得很重要。

如果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連食稅者也不帶頭消費，那確實會讓暗淡的民間煙火雪上加霜。

“撫今追昔”，榮昌區的高書記請客下館子，有利于社會，應該被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