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王近山太樂觀？想抓五千美軍俘虜太輕敵？

只殲過美軍1個整團！為何這次目標是殲3個師？今天我們接續探討第三篇，題目是：王近山太樂觀？想抓五千美軍俘虜太輕敵？

先說明一下，關于第五次戰役存在的輕敵和速勝的問題，志愿軍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鄧華曾總結說過：“在第五次戰役的作戰指導上仍舊是一種帶速決性的辦法。主要還是由于輕敵速勝的思想作怪......志司在指導上的這些缺點是主要的”。透過鄧華的話，可以得出輕敵是帶有一定普遍性的。

按說，參加第五次戰役的主要有三大兵團司令，即9兵團司令宋時輪、19兵團司令楊得志、3兵團副司令王近山。宋時輪、楊得志肯定也有一定的輕敵現象。在這里，之所以把王近山的輕敵作為一個重點來探討，并不是完全針對和聚焦于他，而是他的輕敵相對來講更具有代表性。

當年的志愿軍總部作戰處副處長楊迪，關于志司召開第五次戰役作戰會情況，曾有過這樣一段回憶：

“新入朝參戰的各兵團首長，因為沒有與美軍作戰的經驗，有輕敵思想。從這些新到的兵團首長的發言中，都表現很有信心、很樂觀，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第3兵團王近山副司令員匯報兵團情況后，說：彭總，我們一個兵團消滅敵人一個師不成問題，我保證還要捉5000個美國俘虜兵。”

在這里，我們就王近山說的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做個大致的類比，便清楚這是一個什么概念。整個志愿軍前四次戰役，我共抓獲的美軍、英軍、土軍俘虜，加在一起也不過5300余人。包括第二次戰役西線38軍打得那么好，東線9兵團在長津湖把美陸戰1師打得那樣狼狽，但真正算起來俘虜的美軍并沒多少。因為，美軍畢竟有強大的火力，即便你把他成建制的圍住，但若想像解放戰爭打國民黨軍那樣，最后都將其團滅那是很難做到的。這也就是為何整個三年抗美援朝戰爭，我成建制殲滅美軍一個團的戰例，僅有長津湖戰役殲敵“北極熊團”一個戰例。

透過王近山的這個表態發言，可見他對即將到來的第五次戰役，一方面說明他的信心很足，一如他國內戰爭時呈現的革命英雄主義一樣；另一方面又可說明他還沒真刀真槍與美軍干過，便說出這樣難免犯了兵家輕敵之大忌的話。

對于第五次戰役表現的這種普遍輕敵現象，不僅前面提到的鄧華、楊迪講過，志愿軍副司令洪學智等多人的回憶也都有所提及。按說，與美軍這樣世界頭號強敵對決，怎么重視都不為過。結果卻來了個“戰略和戰術上都藐視敵人”。這種輕敵現象，勢必導致出現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導致戰役籌劃準備遠遠不夠。

按說第五次戰役早在第三次戰役結束之后便著手進行籌劃準備，但這種準備回過頭來看，是遠遠不夠的。舉一個例子，關于4月20號能否發起戰役，當彭德懷問到幾大兵團司令時，他們都表示：“沒有問題，保證到時候可以開始”。實際上，不少部隊的集結和進入攻擊地域情況，遠沒有他們表態的那樣干脆與爽快。比如，19兵團的64軍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曾思玉軍長就曾建議楊得志晚一天發起戰斗。而3兵團12軍的炮兵部隊，直至戰役發起的前一天，還遠在40—80公里外的集結地。接到任務后，炮兵倉促組織開進，加之途中遭到敵機轟炸，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炮兵部隊趕到前線。這也直接導致了“12軍不得不將攻擊發起時間向后推了兩個小時”。

二是導致作戰目標定得普遍過高。

盡管戰役目標在主席的“戰爭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于求成”的戰略戰役指導下，做了一定的調整，但出于急于求成的戰爭心理，加之受普遍輕敵的影響，故戰役仍以“決定性之戰”為基點來進行籌劃準備。最終敲定的戰役目標是：殲滅美軍3個師、韓軍2個師、英軍2個旅、土軍1個旅。要知道，當時美軍主要有7個師，“聯合國軍”一線總共兵力約27萬人左右。估算下來，我殲敵指標已占敵前線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強。如果這一指標能達成，把美軍有生力量殲滅三個師，那往后可就真是輕松地“從北到南，一推就完”了。軍史界在研究第五次戰役的時候，對輕敵問題往往不愿往深層次上探討。但從檢討戰役的角度，輕敵問題恰恰又是我們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說，輕敵給第五次戰役造成的反噬也是最大的。

三是導致指揮調控戰局很是費力。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各種主客觀因素包括輕敵，給第五次戰役的指揮調控帶來了很大的應變難度。鄧華在總結時主動攬責，稱“志司在指導上的這些缺點是主要的”。但帥克認為，兵團和軍這兩級同樣也很重要。因為他們的臨機指揮調控能力如何，對戰局的發展走向產生的影響是最直接的。第三次戰役39軍突破臨津江的作戰，戰前從軍、到師、到團各級首長，對敵情和地形偵察極為重視。在總攻發起前，他們甚至已摸清當面守敵所有地堡的位置，并將敵陣地所有火力點都進行編號，細化到哪一挺機槍封鎖哪一個射孔，哪一門火炮摧毀哪一座地堡，最終確保了39軍這一仗打得極為經典漂亮。

反觀第五次戰役的敵情和地形研究就遠遠不夠。僅以王近山的3兵團突擊正面為例，一個十幾萬大軍的兵團，進攻正面寬度只有15公里。平均每個軍下來則只有5公里，再加上山地地形限制，供部隊展開機動的地段很狹小，以致于兵團第一梯隊實際上只能勉強展開5個師，每個師只能沿1—2條山脊線行動。這些直接導致了作戰初期，連最起碼的戰役機動和穿插都成了問題。還有就是對敵磁性戰術研究和應對不夠問題。敵人已然變了招，而我之指揮控制并沒有跟著變招，導致戰局不時出現被動甚至是不測。

對于以上這些問題，三兵團在戰后曾這樣總結道：敵軍“作戰上行動迅速，指揮靈便，在使用聯合兵種作戰上較熟練，無論進攻、防御、退卻，均善于組織空、坦、炮、步、工等兵種之協同作戰，且能發揮各兵種之特性和威力”，“研究我之戰術，改變自己戰術，如遭我穿插迂回圍殲作戰之打擊后，則在進攻時采取齊頭并進，防御時采取并肩守備。不論進攻防御，在整個戰線上是連接為一線式的，且在戰役戰術上有縱深配備，以磁性戰術粘著我軍，防止我之穿插迂回分割包圍之戰法”。

三兵團的這個戰后總結，應該說十分深刻到位，它無疑是對戰役實踐教訓的深刻反思。我們說，檢討第五次戰役的輕敵，連彭德懷、鄧華都主動攬責，所以我們沒必要更多苛責王近山。反過來，對于王近山本人而言，也正是有了第五戰役上的輕敵及教訓，也才有了他指揮上甘嶺戰役時的從容與鎮定。

下一個研究探討第五次戰役的題目是：洪學智誘敵打法更合理？彭德懷為何沒用？歡迎關注與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