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城樓初開：博物館、民眾教育館供人游覽，正陽門、鐘樓曾開設電影院

眾所周知，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在乾清宮前舉行隆重的開院典禮，曾經的皇家禁地自此向公眾敞開大門。您或許不知道，北京從一個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轉身中，高大巍峨的城樓也曾改弦更張，一度成為北京人游覽的場所。

最早被“相中”的是紫禁城內的午門、端門城樓。1918年，蔡元培草創、魯迅選址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已經籌備了6年，因原館址國子監“地處偏僻，屋舍狹隘”，籌備處遷入了故宮的午門、端門一帶。午門城樓被辟為陳列室，端門城樓貯存重大文物，端門作為博物館正門，兩座門之間的區域則變為封閉院落。

時逢亂世，財政窘迫，魯迅等人在午門又埋首苦干了8年。直到1926年10月10日，高據城樓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終于正式開館。據說，區區1萬元開館經費，還是司徒雷登牽線，美國霍爾基金會贊助的。

博物館初次開門迎客，開放了10個陳列室，展期僅有短暫的一個月，但總計接待觀眾達185714人次，日平均參觀人數達6404人次，相當于每10個北京人，就有一個去觀展。

與午門、端門相比，正陽門箭樓的重新利用就曲折多了。1928年，新上任的北平國貨陳列館館長吳大業躊躇滿志，計劃把陳列館從廣安門內遷到正陽門箭樓。

提議一出，就有市民反對，“恐日久天長游人愈多”，“灰泥松動，難免不發生意外危險”。正陽門歷來被看作“國門”，民國以后城防作用雖日漸減退，作為制高點的城樓上仍常年駐有守樓兵士。箭樓剛開始“搭架興工”，公安、市政部門就火速“派員調查”。吳大業焦頭爛額，一邊給工務局解釋，一邊請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部長孔祥熙與北平市長何其鞏溝通，這才僥幸過關。

箭樓施工歷時2個月，為了增加室內光亮，將門樓北面的3樘實木大門，改成了雙扇玻璃窗門，又在北墻上增加玻璃鐵窗。這就是正陽門箭樓開北窗之始。

1928年11月，正陽門北平國貨陳列館首次對公眾開放。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一層大廳還開設了電影院，時人稱為“國貨陳列館電影院”或“前門箭樓電影院”。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箭樓兩側高懸“電影”二字，極為醒目。時人回憶：“1937年2月15日，前門箭樓電影院放映《塞北風光》和《百靈廟大戰》，場場爆滿……上述電影放映時，影片里的一個愛國口號、一個打鬼子的特寫鏡頭，觀眾都認為是喊出了民族的呼聲。”

1930年代從西南角向上仰拍的正陽門箭樓冬景。箭樓上“國貨陳列館”及“影”等字樣清晰可見。

位于正陽門箭樓的北平國貨陳列館陳列室

這個電影院與設在鐘樓的通俗教育館電影院一南一北，遙相呼應。說起來，鐘鼓樓的開放比正陽門箭樓還早了幾年。1924年，京兆尹薛篤弼為使民眾不忘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恥，將鼓樓易名為“明恥樓”，展出大量照片和實物，一面被八國聯軍刺破的大鼓也在內。

1930年前后的鐘樓上，可以看到“北平通俗電影”的字樣，鐘樓下的廣場是民眾商場。

薛篤弼曾是北平通俗教育會成員，他深感“京兆號稱文化之城卻文盲眾多”，1925年親自募捐、申請經費，最后以15000元大洋修葺鐘鼓樓，大舉興辦了“京兆通俗教育館”。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個民眾教育館。

據《京兆通俗教育館紀實》記載，館內“兩壁滿張通俗教育畫、地圖、節儉圖、世界教育家像、各國名勝畫片等百數十幅。”每周六晚上，或請館員或邀名人前來講演，講演部座位可容600余人。此外，游藝部附設電影場，圖書部分設普通閱覽處、報志閱覽處、婦女閱覽處及兒童閱覽處等。開館后每到節假日，“座無虛席，百頭攢動”。

京兆通俗教育館后來更名為“北平市第一社會教育區民眾教育館”。

開放的城樓還是少數。世居北京、研究北京文化多年的趙振華老先生告訴記者，民國時期，大部分城樓都沒有被重新利用，長期上鎖。“小時候聽老人說，‘燕子李三’等飛賊都住在城樓子上，既不花錢，又便于逃跑。”“燕子李三”的傳說很多，不過，北平解放前夕曾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汪曾祺，在《午門憶舊》中有類似的說法：“據歷史博物館的老工友說，建館后，曾經修繕過一次，從城樓的天花板上掃出了一些燒雞骨頭、荔枝殼和桂圓殼。他們說，這是‘飛賊’留下來的。北京的‘飛賊’做了案，就到五鳳樓天花板上藏著，誰也找不著……”

城樓內部照片極少見，圖為1930年代一名年輕人站在安定門城樓內的二層樓梯口。

安定門城樓二層，從東北向西南拍攝，可見樓梯口和西面的門扇。

民國時期大部分城樓長期空置，圖為1930年代的安定門箭樓內部。

動蕩時局下，城樓的開放注定是短暫的。九一八事變后，“國立歷史博物館”的萬余件珍品，與故宮國寶一起踏上了南遷之路；“提倡國貨，講求實業”的國貨陳列館，遷至北海先蠶壇，淪為供日本人參觀游覽的工藝品陳列商店；京兆通俗教育館更名為“北平市第一社會教育區民眾教育館”，七七事變后被迫閉館。

文 | 楊麗娟

圖 | 頤和吳老等

編輯 |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