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思穎評《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作為一種抵抗的出版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日]吉野源三郎，[日] 脅田和(繪)，史詩譯，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8月出版，272頁，49.50元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日]山本有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電影《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日]宮崎駿導演，2023年7月日本上映，2024年4月中國大陸上映

文︱方思穎

絕望年代的“痛”與“愛”：“軍國少年”的另一種未來

宮崎駿新作《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的主人公牧真人在十一歲這年隨父疏散至鄉下舊宅，意外發現一年前因火災去世的母親曾在一書扉頁留下熟悉的字跡：“給長大后的真人?！彪S后，家中老仆呼喚失蹤繼母夏子的聲音傳來，少年旋即掩卷加入了找尋行列，“蒼鷺與少年”的冒險故事由此拉開帷幕。

母親留給真人的，正是1937年8月作為新潮社“日本少年國民文庫”系列（以下簡稱“文庫”）的收官之作，由山本有三（1887-1974）與吉野源三郎（1899-1981）共同署名出版的《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題字落款“昭和十二年秋”暗示該書甫一出版便被母親購得。小書中的主人公小哥白尼（本名本田潤一，書中設定為十五歲）不僅與真人年齡相仿，還有兩年前失去父親的相似經歷。然而，真人因失恃之痛變得寡言少語，父親高調的行事作風更是激化了真人與鄉下學童的矛盾，而中學二年級學生小哥白尼不僅生活在母親無微不至的庇護下，還擁有家中浦川、北見、水谷等親密無間的朋友。不寧唯是，法學出身的舅舅總是以審慎、客觀的知識人姿態引導小哥白尼冷靜思考人生與社會的問題，以期將其培養成一個“真正的人”。

在“七七事變”硝煙彌漫的時間節點上，舅甥二人超脫于敵-我框架的談話和書信顯得別有深意。在本書實際執筆者吉野源三郎的回憶中，策劃這一叢書正是基于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日益增強之局勢的思考。事實上，從吉野1935年初受邀加入編輯團隊到起稿撰寫《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1936年11月）的短短兩年間，日本已在“國體明征運動”（1935夏秋）和“二·二六事件”（1936）刮起的法西斯主義風暴中越陷越深，遑論思想警察對言論和出版自由之限制。身處這一極端語境，任何人都難有破局之法。宮崎駿對此寫道：

在《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中并沒有寫如何改變時代這類的話。然而，我認為它向讀者傳達了無論時代如何艱難、殘酷，都要“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的信息。我想吉野先生似乎也只能做這么多，這讓人感到絕望。（『折り返し點（1997－2008）』）

吉野本人的回憶亦可為此佐證：“到了1935年，就連山本老師這樣具有自由主義立場的作家也難以自由執筆?！保ā赌阆牖畛鲈鯓拥娜松分凶g本，232頁；下引此書僅標注頁碼）至此，在日漸逼仄的言論空間直接發表反軍、反戰作品已是力有不逮，那么藉由少年讀物迂回地傳播“人何以為人”的觀念實屬最大限度的抵抗。

促使山本和吉野堅持這一出版事業的，不外乎正是對下一代人的期望與愛。在文學創作屢遭中斷時，作家山本有三苦于中學在讀的兒子沒有適讀書籍，由己推人，向自己的門生、明治大學文藝科教授吉田甲子太郎提議編寫一套“讓年少的孩子變得正直”的讀物，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是未來日本的領導者”（『書窓』1936年第2卷第4號），可謂為之計深遠。山本旨在向少男少女“傳播自由豐富的文化，讓他們跨越偏狹的國粹主義與反動思想，盡早樹立有關人類進步的信念”（232頁）。這一編輯理念也為吉野所認同，并在《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中通過鋪展小哥白尼的日常，讓少年讀者們離開凌空蹈虛的烏托邦，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與主人公一同走向通往真實、真理之路。

警世童言：吉野源三郎們的編舟記與播種錄

電影中，宮崎駿特意在真人哀泣不已的畫面間隙插入了一幀小說插畫的特寫鏡頭。原書上下文所述，是小哥白尼與小伙伴們遭遇的一場倫理困局。學校柔道社的高年級學生以整頓校風為名擅自責罰低年級的學生，而不屈的北見成為了他們的眼中釘。在自詡正義的校霸們看來，“沒有愛校之心的學生進入社會，必然會成為沒有愛國之心的國民，沒有愛國之心的國民算不上合格的國民，因此沒有愛校之心的學生正是‘非國民’的雛形”（125-126頁），這讓本應自由自在的中學校園變得人心惶惶。慮及學校教育是軍國主義政府權力的神經末梢，我們也就不難想見，對持異見者貼上“非國民”標簽之粗暴行徑植根于1930年代中期現實日本的病變土壤。吉野源三郎通過刻畫小哥白尼們的倫理困境，既向讀者點破了眼下“人”的倫理被“國”的倫理所置換背后蘊含的深刻暴力，“人之所以經常感到不幸和痛苦，是因為人原本不應該相互憎恨或敵對，原本就該自由發揮與生俱來的才能”（190頁）；又設計了小伙伴們在水谷姐姐勝子的鼓勵下約定以非暴力方式共同反抗高年級學生的情節，傳遞了以合適姿態對抗暴行之教誨。

當小哥白尼受到勝子的影響視拿破侖為偶像，舅舅就此啟發他去思考何謂偉人。人們在為此公恢弘、悲壯的一生感動之時常常忘記，拿破侖在稱帝后下令禁止海外通商、領軍征戰俄國，終為自己和臣民帶來了惡果。舅舅提醒道，“拿破侖的權力致使這么多人陷入痛苦，已經開始阻礙社會進步”（143頁）。周作人曾提出理解一個民族、國家的兩個向度——英雄與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并不相同，有時常背道而馳，所以我們只能分而觀之，不可輕易根據其一以抹殺其二”（《談日本文化書（其二）》）。反之，一個民族不同時代的賢哲觀、英雄觀也折射出其價值觀念的底色變遷。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已在少年讀物中被贊為英雄”（232頁）時，以拿破侖作喻，通過對其功過的再評價，反照出的正是作者吉野對于以血腥、沖突為底色的草莽“英雄觀”之糾偏意圖。在同為“文庫”系列的《為人類進步鞠躬盡瘁的人們》（署名山本有三，吉野分擔其中林肯傳的撰寫工作）一書中，山本有三與吉野源三郎則將林肯、居里夫人母女與貝多芬分別作為“伸張正義”“追尋真理”與“苦中作樂”的代表，為少男少女提供了另一種闡釋“如何活成一個真正的人”的答案。1949年，吉野趁著“文庫”重版之機緣（新版題為《人類の進歩につくした人》），道出林肯非但是“政治軍事方面的英雄”，更重要的是盡管“有些偉人是可怕、冰冷的，但是林肯的偉大是溫暖的，離我們普通人并不遙遠”。在“平庸之惡”泛濫的時期重申“常人之善”，向每個普通人發出做個溫暖之人的吁請，這便是對原子化個人的反抗、是為法西斯主義釜底抽薪。而在戰后美國對日民主主義改造之際吉野源三郎選擇再版此書，更是因“林肯的人品、事業和言論比艱深的理論都更清晰、更直接地展示了民主”之故，點明了一位政治領袖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時空、國家和民族的普遍意義。

在吉野源三郎提筆創作《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時，柏林-羅馬軸線已然建立（1936年10月），日德兩國又秘密簽訂了“防共協定”（1936年11月），后來自絕于世界的“軸心國”集團至此已初現端倪。如此看來，在1935年11月業已確定的叢書格局中，編輯團隊將《日本人完成了何等偉業》《日本名作選》與《人類完成了何等偉業》《世界名作選》并置的構想，與日本的政局拉開了微妙的距離。具體到吉野的作品，作者以兼具東西方色彩的犍陀羅佛像為例提示少男少女，“我們的祖先雖然對世界歷史和地理一無所知，卻仍然無法獨立于世界歷史之外”，不僅如此，“即使是遙遠異國的文物，（日本人）也會發自內心敬佩其中的杰作，并取其精華，使日本文明不斷進步。于是在人類進步的歷史中，日本人也有了屬于自己的發展”（221頁）。將被提純、極化的日本還原到世界坐標中予以重新定位和審視的工作在今人看來似乎卑之無甚高論，但若置于國粹主義席卷一切的戰時日本（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與西方世界全面對峙）之歷史情境中，其意義和價值便不難想見了。

“日本少年國民文庫”不但“以文載道”，還在各冊扉頁插入世界各國繪畫、雕塑照片。當我們翻開《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法國畫家米勒的名作《播種者》。熟悉日本圖書市場的讀者或已發現，這幅表現農民勞作于田間的畫作即是老牌出版社巖波書店之標識。事實上，在“文庫”全十六卷出版完結翌月，吉野源三郎便受巖波茂雄（1881-1946）之邀加入巖波書店，擔任后者的私人顧問。而“七七事變”的爆發倒逼著僅有七名成員的編輯部以英國非虛構圖書品牌“鵜鶘叢書”的現實對話意識為參照，策劃了在內容和裝幀設計上更貼近大眾讀者的新書系“巖波新書”（『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巖波茂雄伝』）。憶及這段往事，吉野表示，這套叢書旨在“抵抗可疑的國粹主義、蔑視中國等意欲支配當下日本的帝國主義思想，在國民中傳播科學的思考和觀察世界的方法，為反省和批判日本軍隊對華行為提供素材”（『職業としての編集者』）。在極端的年代，常識和理性卻常常淪為知識人不得不全力捍衛的底線，這一狀況似乎并未隨著歷史的演進而“往事如煙”，這是值得今人深思之所在。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日]山本有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托底與托舉：巖波書店的“嗅覺”與溫情

在成為“文庫”編輯主任之前，吉野源三郎曾輾轉于三省堂和東京帝大圖書館謀生，后于1931年夏因向日本共產黨員提供藏匿之所被捕。吉野出獄后因哲學專業所限失業三年有半，幸得“伯樂”山本施以援手，才有了日后得到巖波茂雄賞識、創辦“巖波新書”的因緣際會。

“七七事變”以降，在軍國主義政治權力的引導下，日本言論界為制造“膺懲暴支”（亦即“討伐暴戾中國”）的輿論氛圍可謂用力甚巨。據與吉野曾一同供職于巖波書店的小林勇回憶，“原本由內務省警保局圖書課執行出版審查工作，不知不覺間連陸軍報道部、海軍情報部也可擅自進行審查。不僅如此，許多言論出版界人士比軍部預想的還要早一步走向了協助戰爭的方向”（『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巖波茂雄伝』）。如果說捍衛常識與理性意味著一種暗默的不合作，那么，在侵略戰爭被以“事變”之名正當化的當口，來自本國內部的反軍、反戰便等同于公開的反叛。試舉一例，評論家久野收（1910-1999）曾憶及，自己作為思想犯出獄后從友人處得到了由史學家羽仁五郎（1901-1983）撰寫的《米開朗基羅》（1939年3月由“巖波新書”出版），讀來“不免為羽仁先生和巖波書店捏一把汗”（朝日新聞1977年6月27日11版）。曾因參與撰寫《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1932年由巖波書店出版）而在大學校園內聲名鵲起的羽仁教授，這次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大眾讀者宣告，“米開朗基羅如今還活著，懷疑者不妨去看看《大衛》”。在暴戾、激越的時代空氣中，歷史學者流連于歐洲文藝復興，表彰雕刻家的人文主義精神，顯然這是致力于將個人異化為戰爭零件、壟斷歷史解釋的當局所不容許的，久野收對作者與出版方的憂心是不難窺知的。幸運的是，巖波書店編輯部“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他們表達了閱讀此書的興奮心情，書評欄目刊載的文章亦展現出不同尋常的熱度”，這讓吉野源三郎相信，“羽仁先生寄解放人民之熱情于文藝復興，給那些在日甚一日的壓迫下喘息的人們帶來了一線光明”（『図書』2008年第11號）。

在“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詠史》）的戰時言論出版界，“巖波新書”編輯部則通過與堅持底線與良知的知識人約稿，向后者提供了不必屈于勢利的選項。1938年11月，由矢內原忠雄（1893-1961）翻譯的《奉天三十年》作為叢書首冊問世。這位在戰后出任東京大學第二位校長的經濟學者，因在刊于《中央公論》1937年9月號的論文《國家的理想》中委婉批判對外發動戰爭的日本當局，遭到來自國家主義者的猛烈攻擊。雪上加霜的是，同年12月他又因此遭遇了雙重打擊——東京帝大的教職遭到褫奪，論著《民族與國家》又受到來自內務省禁止發行的處分。得知近況而前來拜訪的巖波茂雄則為他“悄悄留下一個裝錢的信封”，又托其為新創立的“巖波新書”供稿（『私の歩んできた道』）。在萬馬齊喑的歷史語境中，以體面的方式向落難之人施以援手，使為人抱薪者免于凍斃于風雪，頗有呵護理想主義之火不滅的意味。

1981年8月，經濟學家都留重人（1912-2006）在為吉野源三郎撰寫的悼文中記下了一個生動的細節。在日本戰敗不久后的1945年夏末，剛就任《世界》雜志主編的吉野突然造訪了都留所在的外務省辦公室，向素未謀面的后者邀稿。都留回憶道：

吉野先生是循著怎樣的線索，找到了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外務官員的呢？可能是我在戰時以東大講義為基礎出版的《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有斐閣）引起了大內兵衛老師的注意之故吧。大內老師對吉野先生說：“在對美戰爭期間，能寫出這般著作者是非常少見的。”（『世界』1981年8月第429號）

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職的都留重人，于1942年8月無奈乘坐日美交換船回國，翌年2月至3月在高木八尺（時任東京帝大法學部教授）的課堂上進行了五次特別講演。借著有斐閣于1944年6月出版的講稿，我們得以窺見一個知美派學人如何在太平洋戰爭白熱化、日本敗象已現的情勢下，以縝密的言辭向法學部學生們介紹時任敵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又如都留重人的忘年交鶴見俊輔所述，日俄戰爭以降，外語好的人在外務省會受到國粹派的排擠，很難被提拔（《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由此不難想象，方才得到外務省政治事務局囑托工作的都留以此講題開展講座可能冒著何種風險，而講稿行文又是怎樣的克制和謹慎。在言論統制擠壓自由表達空間的極端年代，在不知何時會被告密的嚴酷語境中，嚶鳴求友的風險很大，關于信賴感的“嗅覺”極為關鍵。如此想來，能讓“勞農派”重鎮大內兵衛（1888-1980）青眼相加的，必是不因仕路蹉跎而為虎作倀、也不懼民意滔天而投機趨時者，而是立足于知識素養理性觀察、分析現實之人。

而這，亦是吉野源三郎與后來的《世界》雜志、乃至戰后初期日本重建秩序所需要的。在都留重人的回憶中，戴著平頂草帽的吉野以“鄭重、謙虛與真摯兼備”的態度懇請道，“巖波書店計劃要發行一本新的綜合雜志，希望您能助一臂之力，開辟專欄，盡可能以長遠的眼光準確地厘清和解讀世界形勢”。不難想見，大內與吉野的眼光穿透了《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讀出紙面背后的都留不隨波逐流的學術理路與旨趣，做出了在盟軍占領期此人能堪大用的判斷。在一個人微言輕的外務省囑托看來，這份稿約不可謂不懇切。很快，在1946年1月的《世界》創刊號上，便出現了由吉野、都留、脅村義太郎和近藤晉一共同執筆的常設欄目“世界之潮”，在混亂的戰后初期力求“向讀者提供新聞未必能進行充分報道的海外動向”（『平和への意志』）。而當時還是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青年教師的丸山真男在戰后影響巨大的論文《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也同樣是吉野源三郎的約稿，那次亦是二人的初次見面。投稿后，二人的中間人塙作樂轉述了吉野對丸山的激賞之辭，“吉野先生說，他對你的論文感到非常佩服，要把此文作為雜志卷首論文”（『丸山真男集』第15巻）。

“晚了一步”的思想：出版作為抵抗的限度與向度

前文述及，在《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中，小伙伴們約定聯手抵抗校霸對北見的欺辱，惟獨小哥白尼最終因恐懼而裹足不前，只能眼睜睜看著好朋友們離去，由此大病一場。聽聞此事，舅舅嚴厲要求小哥白尼直面錯誤，因為“我們擁有決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會犯錯。但是——我們擁有決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能從錯誤中重新站起來”（192頁）。

著名戰后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讀到此書時僅比小哥白尼年長一歲，他正是“文庫”的目標讀者。時過境遷，鶴見憶及這一情節時坦言，“它教會了我‘晚了一步’這一重要問題。在你本應立即介入時卻因卑怯而錯失機會，那么事后的悔恨將如何發展為一種思想？”（『図書』2000年第6號）若以鶴見本人的戰后言論與行動軌跡為參照，無論是1946年提議創辦《思想之科學》雜志，抑或是于1950年代中期以“轉向”研究介入“知識人的戰爭責任”之公共議題，都與其戰時“晚了一步”的悔恨體驗有關。珍珠港事變半年后回國的鶴見，意外發現羽仁五郎曾在《歷史與學生》中（河合榮治郎編，評論社1940年出版）婉轉提示學生可借基督教研究來思考天皇制，而自己卻未能在其被捕前與他取得聯系；在被帝國海軍征召后，擔心自己在相信戰爭的年輕水兵們面前流露出“日本才是敵人”“日本肯定會戰敗”的“非國民”思想而遭毆打，轉而選擇埋頭于翻譯工作，“有能力干活，卻沒能做出任何反戰的努力”（《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毋庸贅言，在日益膨脹的法西斯軍國主義面前，無人能一舉扭轉局面，“日本少年國民文庫”與“巖波新書”充其量只是“晚了一步”后的補闕拾遺。盡管如此，若非吉野源三郎、矢內原忠雄、羽仁五郎和都留重人恪守理性之姿，以開闊的世界視野、溫暖的人文精神、不激不隨的知性判斷以供讀者辨析敵我，于晦暗中點亮微光；倘若沒有山本有三、巖波茂雄、大內兵衛憑借嚴酷環境中訓練出的敏銳嗅覺識人、護人、用人，于無聲處結網為無力者托底；假使與吉野相隔二十三載的鶴見俊輔沉湎于“不做功”的懊悔，無意于賡續戰爭記憶、追問歷史責任，那么“戰后思想”又何以可能呢？有意識和有覺知的參與方能使社會回歸理性、溫情的一般常態，這一切取決于我們每個人、每一次的判斷和抉擇。至此，讓我們再次重申舅舅的誡勉：“我們擁有決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能從錯誤中重新站起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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