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應元：區區一典史，節烈奇男子

閻應元：區區一典史，節烈奇男子

一直覺得江南人的性格偏于柔弱，可能源自那說話的語音，吳儂軟語，江南煙雨，軟風吹得游人醉，那滾滾奔騰，一瀉千里的黃河水一旦注入這西湖，便也淡妝濃抹了地輕輕泛點漣漪，去享受那映日荷花別樣紅去了。

但在那風雨飄搖的明末清初，景象卻大為不同，好像抗清的民族英雄皆出自這水鄉江南，北方中原似乎無一點地生氣，喊剃發就伸直了腦袋；說圈地就老實地遷走他鄉，放眼一望，全國只有這江南和西南抗清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一長串的抗清英烈名單中，或大或小地都頂有大明朝庭或南明小朝庭授予的頭銜，唯有一人，抗清功績最大、傷亡最慘烈、就義最悲壯的英雄，可惜，除了本地人民偶爾還能想得起他外，似乎早已被人遺忘，他就是江陰八十一日，被人稱為“民間抗清第一人”的閻應元。

江陰，舊稱澄江，取自謝靈運“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據此就可知道這個城市是多么的秀美，在江南的風月中，荷塘淡淡，清蓮擎傘，處處顯出那水鄉的鐘靈剔透的美。

閻應元，字麗亨，北京通州人，于史無載，只知曾擔任過江陰典史。典史是什么職？無品，未入流，嚴格地說，算不上官，只能稱為吏。正是這個“不入流的典史”，在中華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頁。那些投降的將軍、大學士、總督、巡撫、知縣們，在閻應元這小小的“典史”面前，應當羞愧至死。

在那大局糜爛，血雨腥風，清人鐵騎在江南大地上縱橫馳騁的日子里，各地是望風而降。有史書載：“當是時，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計。”

然而，在江陰，在清軍八旗二十四萬大軍兵臨城下，民族危亡之際，閻應元率領三千壯士和六萬義民，拒敵于城下，碧血孤軍，奮戰八十一天，使清軍鐵騎損兵七萬五千，折損三王十八將，為我大漢民族譜寫了一首昂揚的正氣歌。

城破之日，閻應元端坐于東城敵樓之上，要了一支筆，在城門上寫下就義詩一首：“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閻應元被俘后，堅決不向清廷貝勒下跪，被刺穿脛骨，"血涌沸而仆"，卻始終沒有彎下膝蓋，終英勇就義。

清兵入城，典吏陳是遇持刀與清兵血戰，身負重創，握刀僵立，死時，身子倚在墻邊，屹立不倒；江陰縣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舉火自焚，訓導馮厚敦自縊于明倫堂，妻與姊投井死。中書戚勛、諸生許用舉家自焚而死。百姓或力戰到底，或坦然就義，都以先死為幸，婦女多貞烈，投河而死。七歲孩童毅然就義，無一人順從。這就是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江陰八十一日”。

據《江陰城守紀》：“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馀人。”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風披靡之時，閻應元以微末下吏，憑借江陰百姓的支持，面對強敵，臨危不懼，堅持了近三個月，擊殺清寇數萬人，重挫了清寇銳氣，鉗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動了各地的抗清斗爭。他把自己和全城十余萬人都放在一座巨大的悲劇祭壇之上，用熱血和生命作為犧牲，以供奉那生生不息、愴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一名臨難前的江陰女子，她用剪刀扎進脖子內，在臨死前，為她自己和江陰十數萬慘遭屠戮的生靈寫下了這兩句血詩：“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江陰抗清，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都稱得上是一個奇跡，當最后的結局降臨之時，倒塌的是江陰城樓，聳立的是悲劇英雄的傲岸塑像，無怪那個連李白杜甫都不放眼里的趙翼，對閻應元卻是由衷的佩服，“何哉節烈偉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

可是閻典史的身后卻十分寂寞，他在史家筆下消融得了無痕跡，洋洋大觀的《明史》和《清史稿》對此竟不著一字，明史無其蹤，清史稿無其名，清朝歷代當政者都對其耿耿于懷，忌諱莫深，千方百計地將其湮滅，不為后世所知。

歷史對他實在是吝嗇得很，雖然中華英烈燦若繁星，然而這位小小的典史卻一直只能出現在江陰的地方志上。這種遺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嘆息。

數百年過去，煙云已散盡，和平已久，但談起這段歷史至今依然令人氣血賁張，感慨不已。值此清明之際，特寫此文祭奠那埋藏在歷史深處的民族英烈，我心中永遠的閻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