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船樓”：《吶喊》《彷徨》初版在這里印的

在虎坊橋路口西北角，有一座別致的小白樓，自東遙望，形似一艘在海浪中航行的輪船，被老北京人稱之為“船樓”。“船樓”上掛著中國書店的鎏金大字，走近了瞧，還刻有“1920”“商務印書館分設”的字樣，無聲訴說著它的百年往事。

民國時期的京華印書局外景

如今的“船樓”

“船樓”上刻有“商務印書館分設”字樣

“船樓”是京華印書局的舊址。它的前身是康有為、梁啟超經營的強學書局。1895年公車上書失敗后，康有為等維新志士為了開通風氣、宣傳西學，聯絡一部分開明官員，在北京、上海等地創辦報刊，組織強學會、強學書局。北京的強學書局剛辦不久，就遭到清政府封禁，后來又由清政府改為官書局，原址設在虎坊橋樂平會館及其后身一帶。官書局規模不大，但官氣十足，業務一直不景氣。1905年，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資買斷官書局，作為在北方的印書工廠，并改名京華印書局。

為什么不叫商務印書館北京廠？據京華印書局的前經理宣節回憶，當時，商務印書館不但把官書局的機器、設備全買下來，還將其對外承接的印刷業務、出版而未售出的木版印刷書籍及木版全部接下來。“這樣一來，對外的名稱，既不能沿用‘官書局’，也不好用‘商務’的名義，于是雙方協議，便起了京華印書局這個名字。”

京華印書局淘汰了木版印刷，采用當時先進的鉛印和石印，主要承印書刊、字帖、賬冊等印刷品。由于印刷精良，業務逐漸興旺。京華印書局于是購買了和平門內北新華街西側的呂祖閣作為北廠，原來的廠房為南廠。

編輯室的工作人員，正在編輯稿件。

京華印書局部分職員，在樓道內合影。

京華印書局的對外營業廳

辛亥革命后，宣傳新文化的書刊、報紙日漸增多，京華印書局的業務水漲船高，原來的兩個廠房不再敷用。1918年，京華印書局在距樂平會館不遠處，投資10萬元、歷時2年，新建了一座鋼筋水泥大樓。這座大樓就是如今的“船樓”。

“船樓”平面呈三角形，地上四層，造型別具一格。很多人都以為，它是外國人設計的，其實不然。它是由中國近代第一批留英海歸——傅佰銳主持設計。傅佰銳是滿族人，曾在劍橋、牛津大學學習英國語言文學及建筑，1903年畢業回國后進入清朝工部工作。在北京，他先后設計了北京動物園、北京大學工學院（1960年代末被拆除）等歐式風格的建筑。傅佰銳設計的“船樓”，融合了西方古典主義和現代建筑的風格，連續券門和券窗，鑄鐵花式欄桿，德國進口大鐘，造型簡約而典雅，是當時北京非常前衛的新式建筑。樓內不僅有康有為和梁啟超曾用過的辦公桌，還有一部載貨電梯，是當時北京唯一一部木制導軌電梯。

京華印書局的印刷機械

排版車間，排字工正在排字。

印刷車間的工人們，正在忙碌工作。

由于當時中國只能生產少量水泥，且根本生產不了鋼筋，京華印書局就把建筑施工交給德國人負責。據說，德國人當時保證這座建筑的壽命可達60年。1980年，德國有關方面來函通知“船樓”壽命已到，但其至今屹立不倒，整體結構完好。

“船樓”建好后，京華印書局承接了更多業務。例如，給清華、北大等學術研究機構印書刊，給協和醫院、戊通航務公司等印英俄文報告及表冊，還給故宮博物院仿印文物書畫集、月刊等，事業蒸蒸日上，逐漸成為北京印刷行業的巨頭。很多文化名流的書籍都在這里印刷，魯迅的《吶喊》《彷徨》初版就付梓于此。“南有商務，北有京華”的說法，一時廣為流傳。

抗日戰爭時期，京華印書局受到日寇摧殘，一度難以為繼，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逐漸恢復元氣。1954年全國公私合營改造，京華印書局改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印刷廠，隸屬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保留原名。“文革”后，京華印書局與商務印書館排版廠、中華書局排版廠合并，更名為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至此，曾經負有盛名的京華印書局，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船樓”后來劃歸中國書店管理。2003年，京華印書局“船樓”被確定為第七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又被確定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據悉，“船樓”歷時近兩年的修繕工程將很快完工。據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項目負責人介紹，這次本著“修舊如舊”原則，對“船樓”的水泥墻面、內部地板等都進行了修繕。樓內的木制導軌電梯，特意請專業團隊進行了精心修復，目前依舊可以運行。修繕完工后，這座百年老樓將成為展示中國近代印刷史及新文化運動史的文化空間。

圖 | 趙慶偉 劉鵬

文 | 張小英

編輯 | 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