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最容易忘記的東西

知識分子最容易忘記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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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美國、俄羅斯、西歐和東歐，一些學者在討論一個問題：什么是“知識分子”？

問題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的兩百年，世界歷史突飛猛進地發展，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識分 子。

從18世紀起，知識分子在經濟上取得了相對的獨立，不再需要依賴恩主的庇蔭和供養；在思想上擺脫了神權的束縛，開始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們以強烈的使命感探討人類的各種問題，為人類的未來設計了種種藍圖。 他們的理想有的實現了，有的沒有實現，但即使沒有實現也成為一種精神的財富。

▌“知識分子”：在全世界都是被調侃和諷刺的對象

毫無疑問，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就沒有現代社會； 可奇怪的是，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的貢獻常常被人忽視，社會對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似乎并不很高，而對知識分子的調侃和諷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妙言警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任盟軍總司令、后來又當上第34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就說過：“我聽到過一個關于知識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義：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比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這位五星上將盡管說他是“借用”別人的話，對“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飾。

這也難怪，在一些西文中，"知識分子”一詞本來就有“夸夸其談的人”、“空談家”這樣的含義。至少在英語國家，不會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紹的時候，說自己是一位“知識分子”；而那些貶低知識分子的人，從他們的經歷和職業來看，許多也正是屬于知識分子的范圍，看來他們不愿意同知識分子“同流合污”。

在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中，有人說，知識分子正在退化，知識不再是他們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買賣的資本，他們失去了使命感，變成追名逐利的庸人。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做社會的良心和監督者，而現實中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團或者商業集團，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喪失了批判的鋒芒。

在這場討論中，一位英國作家對知識分子做出了更消極的評價：

人們越來越相信，作為導師，或是作為榜樣，知識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醫或牧師更聰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這種懷疑。 在街上隨便找十來個人，他們對道德和政治問題所提出的觀點，很可能至少同一個層面的知識分子一樣合乎情理。

對知識分子提出如此尖銳批評的是保羅·約翰遜。約翰遜畢業于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此后一直擔任《新政治家》的編輯。他著作極豐，其中最著名、爭議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識分子》一書。

▌《知識分子》：看到一些知識分子最真實的另一面

這是一部很獨特的作品，很難說它是哲學著作，還是歷史著作或傳記著作，實際上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約翰遜在追尋這批知識分子的足跡，不過他不是要記述他們的生平，或是評述他們的業績、表彰他們的功勛，他有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目的。

他的辛勞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他重新發現了這些知識分子個性中的弱點和他們所犯過的錯誤，他們生活中種種可惡、可恥、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這些已經被人們遺忘或淡忘的東西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給讀者。

◎他們對性過分的癡迷

這些知識分子在兩性關系上大多談不上什么道德，通常是把婦女當作滿足性欲的工具，他們看中了婦女就不擇手段地勾引，什么時候厭倦了，就一腳踢開，無論這可能給對方帶來多少痛苦，他們都毫不在乎。

雪萊不斷找來一些年輕的婦女圍著他，“總是以為對于性行為的通常準則，自己永遠有一種豁免權”，實際上同他有關系的婦女，總是因他而遭遇災難。

薩特“一心想成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閨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侶西蒙·德·波伏娃的幫助下，他勾引了好些十六七歲的女學生，他如同東方的君王，她們組成了他的“后宮”。

以坦率誠實自命的羅素"不顧他的高齡，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個穿裙子的人”，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來。布萊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們名作家的地位，引誘眾多的女性。

◎他們善于說謊，言行不一

他們言行不一，嘴上說得很好，卻不肯去實行，他們制定的原則是要別人去做的，對他們自己并不適用。他們特別善于說謊、偽裝和欺騙，薩特、德·波伏娃、羅素、海明威、高蘭茨是突出的典型，他們的回憶錄是完全不可信的。

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險的地方，是他們用似乎是驚人的坦率和承認有罪來麻痹讀者，比如托爾斯泰的日記，雖然好像是誠實的，但實際上它們隱瞞的比披露的要多得多。

盧梭的《懺悔錄》，正如狄德羅和其他認識他的人當時就已經察覺的，是精心設計的欺騙實驗，一塊坦率的裝飾板掩蓋了謊話連篇的泥坑。 海明威也是說謊成性，他厚顏無恥地偽造自己在大戰中的經歷，無中生有地編造自己的性愛故事。 布萊希特過著優裕的生活，但在一個號稱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里，他穿著工人的服裝，每天花幾個小時把灰塵弄到指甲里，以裝成工人的樣子。

◎他們對暴力毫不掩飾的迷信

這些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對暴力的迷信。這是個十分矛盾的現象，一般來說，知識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知識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們理論上反對權力機關施行的有組織的暴力，但在實踐中又不反對，甚至支持個人使用暴力，羅素是個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但第二次世界 大戰剛結束，他就主張趕在蘇聯造出原子彈之前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來消滅它。

約翰遜對知識分子領袖人物的攻擊非常集中和尖銳，1988年，《知識分子》在倫敦問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英國和美國一版再版，始終暢銷不衰。

▌還人物以本來的面目，而不是全盤否定

盡管《知識分子》寫得很生動，一些材料是一般讀者難得見到或不予注意的，但本書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個別資料方面的錯誤姑且不論，約翰遜評價人物的方法卻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雖然他沒有捏造事實，但是他只列舉符合他需要的事實，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釋這些事實，對書中的許多人物，特別是雪萊、托爾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們也可以舉出同他的例證完全相反的東西。

約翰遜列舉的主要是這些知識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錯誤和他們的弱點，卻很少談到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他們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詩人，約翰遜對他們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很少 涉及，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約翰遜所做的結論顯然是過于簡單化了，這些人物涉及的領域是如此廣泛，恐怕他也不具備進行深入研究的各種專業知識。

而且，從18世紀以來，對現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西方知識分子還有很多，比如大詩人歌德、主張進化論的達爾文、提出相對論原理的愛因斯坦、提出無意識理論的弗洛伊德等，都是第 一流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人物。

此外，二百多年來，歐美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比如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國的尼采、法國的柏格森、英國的T.S.艾略特、美國的福克納等，他們的影響未見得就比約翰遜所評述的那些人小。

約翰遜卻沒有論析他們，他僅僅根據不足二十個人物的經歷和性格，就得出關于知識分子的總的結論，否定知識分子對社會進步的特殊貢獻，有時就難以使人信服。

不過，約翰遜的這本書也有其價值。《知識分子》的廣大讀者并不都是出于獵奇的目的，通過閱讀本書，還是可以從中得到某些教益，約翰遜為我們認識和評價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不能不承認，約翰遜擊中了知識分子致命的一種弱點：脫離實際。 歷史正是如此。因為人類總是不滿于現實，知識分子的那種如彩虹一般絢麗迷目的幻想常常 可以得到大批信徒，眾多的追隨者心甘情愿地為之獻出一切。

我們應當思考約翰遜在本書中最后的結論：“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于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約翰遜認為：“知識分子領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們的公開形象是不能分開的，一個可以幫助解釋另一個。私人的罪惡或弱點幾乎總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臺上的行為中。”

約翰遜的這一觀點已為無數事實所證明。世界上固然沒有完人，但私德極糟的人真的會有什么“公德”、會“大節無虧”嗎？在這個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時代里，我們的道德標準應當是兩者的統一。

一個人如果真的是在為國家、為民族，以至為人類著想，就應當多考慮一些實際的、具體的問題，我們最好也聽其言、觀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愛他周圍的人，對朋友、對家人是否誠實和忠誠。

英雄崇拜是人類的一種本能。英雄固然可以為人們樹立榜樣，給人們以鼓舞和激勵，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卻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希特勒曾被德國人奉為民族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國人捧上臺以后，卻給德意志民族，也給全世界帶來空前的禍害，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

約翰遜認為，人類有一種“拒絕接受他所不愿承認的證據”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是還人物以本來的面目，匡正一種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類的進步所需要的，從這一點看，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也有其價值。

《倫敦書評》說：這是一本有說服力的、有趣的書；即使不喜歡它，也會從中得到樂趣……告知了許多我們所熟悉的大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一面。這本讓我們警惕人文知識分子的書可謂驚世駭俗，十分值得一讀。

過往，對于這些知識分子，我們多是抱著一種英雄崇拜式的態度。閱讀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讀者可以拉近與他們的距離，看到他們身上具有的普遍的人性弱點，對人性有一個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從而更好地與這個世界相處。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 知識分子四 書 ”，深層解讀知識分子對世界多方面的影響 。 讀這四 本書，不光能讓我們告別愚昧和狂熱， 變得虔誠和謙卑， 更是在一種新的維度下——重新審視知識精英及他們推崇的意識形態 ， 從根源反思種種人類災難。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來源 | 本文為保羅·約翰遜著作《知識分子》譯者序，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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