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網收費模式弊病大，澳大利亞首席科學家獻言破除“收費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自2013年起狀告知網維權，今年最終獲賠了70多萬元。也引發了輿論對于中國知網壟斷學術文章，高收費的討伐。 例如，知網收錄一份幾萬字的碩士論文，稿酬是300元閱讀卡和60元人民幣，金額微不足道。然而，面向讀者的收費卻是“天價”，針對個人用戶，論文收費標準為0.5元/頁，碩博論文則在15-25元/本不等。 其實，中國知網筑墻收費的問題，也是全球同樣面臨的學術文獻“開放獲取”（open access）的難題。澳大利亞首席科學家凱西·福利博士(Cathy Foley)最近撰文闡述，澳大利亞如何改革學術文獻的開放獲取問題，讓知識共享真正造福學術圈子和人類。

科學神話中充滿了靈光一閃的瞬間，但現實是，任何研究人員都知道，突破是踩著前任的肩膀而前行的——沒有一篇研究論文擁有解決任何科學挑戰的所有證據。這就是為什么研究團體要合作，參加會議，并在學術期刊上分享研究成果。

隨著大數據和日益復雜的數據處理方式，包括機器學習，學術研究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這將迫使未來十年的科學和研究方式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這是研究論文開放獲取的挑戰。學術出版界就像一個只有圖書館員才能進入的圖書館。如果要閱讀那些你最喜歡的研究問題的文獻。除非你有渠道訂閱，否則你會發現文獻都被擋在付費墻后面，每份論文的費用通常為50澳元。

在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是保持研究完整性的科學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程序。學術出版商的角色非常重要，他們增加了巨大的價值。這樣的角色作用不能抹煞。

但是把學術成果隱藏在付費墻之后，完全沒有意義。

捕獲和儲存二氧化碳的技術，在當下是輿論的焦點。全世界都在尋找方法來限制全球變暖，并實現雄心勃勃的2050年氣候目標，各國正在電力、交通和工業領域轉向低排放技術，他們也在尋找方法來“捕獲”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安全地儲存起來，這樣它們就不會加劇大氣變暖。

2019年，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主導的澳大利亞研究人員發表了他們的新技術——利用液態金屬將二氧化碳轉化為固態碳。來自新南威爾士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生院的 Dorna Esrafilzadeh 和合作者們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雜志上發表了研究成果，以開放獲取方式發表，任何人都可以免費閱讀。

對于 Esrafilzadeh 博士來說，提供免費論文下載，會增加廣泛的受眾，包括學術界以外的讀者，而且也找到一個行業的合作伙伴，推動商業化，而不是轉向一個新的項目。將一項技術商業化并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Esrafilzadeh 博士和 Kourosh Kalantar-Zadeh 教授成立了一家剝離公司，該公司最近吸引到了種子基金。就因為提供論文開放獲取，開了好頭。

《施普林格 · 自然》雜志表示，開放獲取期刊的文章，被下載的次數，是收費期刊的四倍，并且在新聞媒體和政策文件中吸引了更多的關注。它們吸引了更廣泛的受眾，包括醫療專業人士、小企業、病人和其他人。

然而，對于 Esrafilzadeh 博士來說，這就是俗稱的付費游戲。研究人員向該雜志支付了一筆費用，使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公開，這種付費出版的模式正在越來越多地被使用。

難題留給研究人員，許多人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更廣泛地閱讀——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更有可能被肯定并產生影響。但是他們卻陷入了困境。

首先，作者投稿選擇最有聲望的學術期刊是有動機的，例如找到工作或晉升，獲得資金，受到重視等等。這給了頂級期刊高高在上的權力。雖然現在很多網站都提供了開放獲取的選擇，但是并不便宜。施普林格自然雜志今年將《自然》和其他32種期刊的“訂閱費”定為每篇論文11390澳元。（換言之，這意味著文章作者為了支持公眾能獲得免費的開放獲取，需向Nature等平臺支付每篇11390澳元的出版費用）

為開放獲取的論文付費，這種做法增加了可用文獻，但這并沒有解決問題——它只是轉移了成本。只有一些研究人員可以從大學獲得資金來幫助支付這些費用——例如，僅限于永久職員，或者取決于作者名字在論文作者署名上排第幾。更多的作者則是支付不起這個成本。

很難準確計算澳大利亞研究人員和大學在開放存取費用方面總共支付了多少，但這個數字似乎可能達到數億澳元，因此對學術預算來說是一個重大負擔。大學圖書管理員理事會試圖確定這一數字，發現沒有一所大學有完整的情況; 大多數大學無法有效地收集數據，因為開放獲取的費用來自各種來源，包括外部贈款、部門資金和個人資金。

除了這些“文章出版”費用之外，澳大利亞的機構每年還要支付超過3.32億澳元的期刊訂閱費，盡管開放獲取出版有所增加，但這一費用并沒有逐年放緩的跡象。

總而言之，澳大利亞每年要向出版商支付4.6億到10億澳元。

在很多國家，四分之三以上的論文可以免費下載

研究人員和資助機構試圖增加研究論文的獲取途徑，但這并不容易。例如，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和國家衛生和醫學研究理事會等資助機構目前要求，它們資助的研究出版物必須在12個月內公開提供。然而，與出版商的版權和許可協議可能會成為障礙。

總之，目前學術出版系統提出了一些挑戰。例如，研究機構需要盡可能廣泛地傳播他們的研究成果，增加影響和引用，而出版商的商業驅動力，則是將版權所有權從作者手中轉移，將研究封閉在收費的訪問數據庫中，然后只出售給那些能夠支付的人。

結果就是一個學術共享系統，受限于不完整的信息、不同機構之間的本位主義，當然，整個系統中還涉及大量金錢。只有推倒重來，這項投資才可能產生更大的影響。

在國際上，開放獲取文庫的勢頭正在增長。但不幸的是，澳大利亞落后了。科廷開放知識倡議(Curtin Open Knowledge Initiative)整理的數據表明，在一些國家，四分之三或更多的出版物是開放獲取的，但在大多數澳大利亞大學，只有40% 或者更少的出版物是免費開放的。

學術期刊是個大行業，據估計，這個行業的價值約為100億美元。愛思唯爾(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威利(Wiley)和泰勒(Taylor)以及弗朗西斯(Francis)等最大的出版社各自擁有2500多種期刊，而且合并正在加劇。僅僅愛思唯爾在2019年就獲得了近20億美元的利潤。很大原因就是因為大多數出版都是坐享其成的。作者和審稿人得不到報酬; 文字編輯和排版費用大幅下降，印刷費用也越來越少，因為出版物大部分是在線的。

我在這里的觀點不是批評大出版商，而是為了變革。出版是需要花錢的，我希望看到澳大利亞在這方面的投入能夠產生最大的影響。

2020年至2021年，澳大利亞政府在科學、研究和創新方面總共投資了120億澳元。澳大利亞研究界和澳大利亞人民有權公開獲取這項投資的結果。

這場新冠疫情是迄今為止開放獲取好處的最明顯的例子，因為全世界的出版界、政府和科學界走到了一起，實現科學共享。

舉個開放帶來益處的例子，例如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病毒學家愛德華 · 霍姆斯的作用。他和上海復旦大學合作者張教授決定在網上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組。通過1月10日的一條推特，全世界都可以訪問，在兩周內，新冠病毒的測試結果已經制定出來。在應對全球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健康危機方面，這是一位早期的游戲規則改變者。

2020年2月22日，武漢的10個基因組序列發表在《柳葉刀》上。與2002-03年 SARS 疫情中5個月的延遲發布序列相比較。論文出版的速度和公開性顯示了專家們分享和合作的愿望。

然而，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情況下，開放性也是有限的，出版商要求將他們的論文納入新冠疫情文獻數據庫“CORD-19”。與出版商簽訂的開放存取協議并不是無止境的。此外，他們僅限于與新冠疫情有直接聯系的論文。

2020年初的一項分析發現，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已經發表了13,818篇冠狀病毒主題的文章，但其中一半以上仍然不對外開放。對呼吸機、面罩等設備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收費墻之后。當你認為治愈來自新的方法或者從其他領域的醫學或研究中汲取知識時，開放出版物應該遠遠超出狹隘地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研究。

公開醫學和健康研究將加速治療和治療的證據的傳播。考慮一個領域，如肌肉骨骼狀況，這是現在最重要的貢獻者的全球疾病負擔。諸如背部疼痛和關節炎之類的疾病，不僅在醫院里，而且在初級衛生和社區環境中，都有各種各樣的醫療從業人員進行治療，其中許多人沒有現成的科學文獻資料。無需費腦筋就可以意識到，這使得實施最新的循證醫療模式并確保每個人都能得到正確的治療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不知道前人踩過什么樣的坑，哪些路徑可行或不可行，一切都會變得更加困難。

但這不僅僅是關于研究人員和健康專家。這也是為了促進商業創新。創新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弱點，我們世界級的研究往往在海外實現商業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優先事項，我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增加各部門之間的聯系、運動和可見度——大學、研究機構、工業、商業和政府。對文獻的開放訪問將有助于提高我們研究的可見性。

這也是為了讓公眾能夠接觸到更好的科學知識。

知識是跨學科的，通常需要廣泛的閱讀才能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但是當你按文章付費搜索文獻時，費用很快就變得高昂起來。

想想哈利 · 波特的“有求必應之屋”——你只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進去，但是在進去之前，你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數據、信息和研究成果已經不勝其數。僅在科學和工程領域，每年就有超過250萬篇學術論文發表。我們已經在計算世界上的數據生成，單位是 zettabytes（十萬億億字節 澤字節）。接下來是 yottabyte（十萬億億字節 澤字節），甚至無法窮盡描述。每天互聯網上都有數十億的谷歌搜索量。

讓研究結果更加開放，不會讓谷歌搜索突然變得容易。但它將加速研究和發現，提高專家及其工作的可見度，并激發協作和跨學科工作，包括公民科學的寶貴工作。它甚至可以為不同行業和政府的研究人員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提高科學素養和控制成本。它甚至可能使學術寫作不那么晦澀難懂，因為研究團體是為更廣泛、不那么專門學科的讀者撰寫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各國論文知識庫開放獲取的進展

在澳大利亞，許多人為開放獲取付出了長期和艱苦的努力，他們的工作意味著有著巨大的動力。各國政府、資助機構和利益相關者提供了大量支持。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在2016年建議采用開放獲取的方式。

我現在正致力于一個澳大利亞模型的細節，并咨詢出版商，機構和其他人。我正在考慮的方法將包括與出版商達成全國性協議，無論大小，由一個中央機構進行談判。這些協議意味著在澳大利亞進行的研究工作，以及納稅人通過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和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委員會資助的研究工作，將對任何人開放獲取。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不需要收費，管道另一端想閱讀作品的人也不需要收費。我們仍在詳細研究澳大利亞模式的外觀，但是在尊重法律規則、出版商的角色和研究人員的需求的前提下，我們沒有理由在文章處理和訂閱費上花費更多。

這種方法可能聽起來很激進，但是它是基于其他國家發展的模式，特別是在歐洲，歐洲正在引領開放獲取的道路。在瑞典，國家圖書館正在協調一項行動，不僅開放研究出版物，而且開放研究數據和藝術作品，最后期限是2026年。

在美國，一些大學正在簽署自己的協議。例如，加利福尼亞大學今年與最大的科學出版商愛思唯爾簽署了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發表在愛思唯爾期刊上的研究成果可供全球任何人公開閱讀。

開放獲取只是全球向開放科學邁進的一部分。澳大利亞的開放科學方法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在我看來，我們應該一步一個腳印，最大限度地提高取得成果的機會。開放的文獻訪問是第一步。

一旦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們就可以把目光轉向更大的、更具變革性的轉變，包括研究數據的開放獲取、開放代碼、開放研究基礎設施和其他資源。這對科學有很大幫助。它將特別改變醫學研究。它將允許研究人員訪問彼此的數據集，避免重復和提高準確性，允許結果被復制和錯誤被發現。它將加速研究，并提供數據流，兌現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帶來的全部好處。

但這是一個更大、更復雜的步驟，需要仔細考慮，例如，誰擁有數據，以及用什么規則管理數據的使用。開放獲取已發表的論文是一個更直接的提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是一項重大的改革，我相信澳大利亞已經做好了準備。

原文刊于《Australian Quarterly》2021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