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時代，白色巨塔的角落

文 | 鄧鉑鋆

之前在新潮看了劉夢龍大師的，對從未親身感受過的縣域就醫困境有了直觀觸動，感觸頗深。恰逢家母近期不幸確診癌癥并入院手術，也讓我這個頂著“醫療行業財務專家”虛名多年的人，第一次以病人家屬的身份，重新審視原本自以為十分熟悉的醫療體系。

在此想與各位讀者分享這段經歷，看看子女忙于工作、日常處于“半空巢”狀態的老人，在優質醫療資源集中的省會城市，依然會遭遇的那些相似痛點與現實尷尬。

背景介紹

筆者是中國北方網友，全家生活在某經濟大省K省的省會——T城。T城醫療資源豐富，擁有方圓五省唯一的原衛生部直屬醫科院校，現合并入985高校——K大學（副部級）；T城三所開設醫學專業的高校現擁有3名年富力強的醫學專業兩院院士，2025年J城另有4位醫學家獲得兩院院士增補資格提名，盡管喜得成功之母，也足見區域醫學實力。

K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公立醫院經營合規化考核（俗稱“國考”）連續三年獲得A++評級，位居全國1300余所公立三級醫院的前百分之一，是全國9所國家級綜合性醫學中心創建單位之一。K省第一人民醫院的“國考”排名落后K大附一院約二十名，名列“國考”A+評級（全國公立三級醫院“國考”排名的前10%）的前列。

當然，筆者需要指出，合規化排名與同行口碑有一定差距。大家也都應當知道，體制內的一個單位或一個人如果本事不大但是非常聽上級的話，給人的感觀往往一言難盡。T城的醫療條件在國內算是個小土豪，相對優越的醫療環境吸引了來自省內外的就醫群眾。截至2024年底，T城常住人口每千人口病床數9.33張，超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是頭部醫療機構仍然人山人海。

筆者的母親退休前就職于K大學第一醫院。受益于母親，筆者家庭的醫療條件遠高于經濟水平。筆者的父親2001年、2016年兩次患癌都有驚無險，母親2021年患乳腺癌也平穩度過了術后無癌生存的第5年。母親2021年確診乳腺癌的時候，入院詳細檢查即發現了肺部小結節，經多位名醫診查，均認為是良性病理，可以長期隨訪觀察。

2026年3月中旬，母親參加單位安排的退休教職工體檢，體檢第二天就接到了影像科的老同事打來的電話，字少事大：“XX，我是XX，你胸部CT見肺部結節較去年增大40%，邊緣呈毛刺狀，有惡性特征，考慮惡變，速去胸外科專家門診就醫。”

母親當即與胸外科趙主任（化名）取得聯系，趙主任從醫院辦公系統調取了母親的體檢資料，認為應當盡快手術，但是母親此時餐前血糖高達14mmol/L（老太太你的醫生執照是假的么），手術前應當把血糖降至8mmol/L左右，否則會出危險。于是母親開始了本次就醫的第一步：內分泌科降糖治療。

中產雅癖與“免疫老賴”的第一關

熟悉筆者的朋友都知道，筆者是全網不知名“表演式防益”愛好者。筆者的行為是基于筆者2022年上半年開始陸續從海外“測試服”的學者發表的論文獲取的知識，以及2022年末以后積累的“身邊統計學”信息，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目前，筆者全家要么都是張主任失散多年的無癥狀感染者，要不就是拖欠“免疫債”已三年的頑固“免疫老賴”。

此前，筆者的父親曾在2023年4月、2025年9月兩次短暫住院治療。一次是小毛病，挑選了病人較少的民營醫院住單間。一次是稍大的毛病，但是病不急，能等，提前一個月預約了K大附一院的單間病房。兩次住院都輔以各種學術支持或有或無的防護手段，比如自帶空氣凈化設備等。母親前往內分泌科住院屬于“冷啟動”，沒能預約單間，住的雙人間。在與醫務人員充分溝通“沒陽過，沒抗體，接下來要手術，怕感冒”之后，筆者成功的把自帶空凈設備送至病房，并叮囑母親N95口焊死。

筆者特地準備了低呼吸阻力的N95口罩，呼吸阻力55Pa，不到普通N95口罩的一半，筆者戴著去西藏旅游，親測舒適度。好在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呼吸道傳染病周報，當前一個月哨點醫院流感樣癥狀病人的新冠檢出率僅在2%左右，母親前后8天的降糖治療未導致呼吸道癥狀。

病房護士長排床經驗老道，會盡量將年齡、背景相近的病友安排在一起，減少矛盾。母親的第一位病友是本地郵局退休職工王阿姨，她就像漢代“驛使圖”上的前輩，性格沉默寡言，母親私下還曾覺得她過于沉悶。可等王阿姨出院，母親才體會到她的好處：新入住的李阿姨患有嚴重抑郁癥，整日躺在床上反復訴說自己的人生遭遇，一刻不停；她丈夫步履蹣跚，寸步不離守在病房，夜間也陪床留宿，讓母親頗不自在。所幸兩天后母親便達到出院標準，這段經歷才算告一段落。

即便沒有那些海外論文和身邊案例支撐，我對住院環境的要求，本質上也和城市小資的些許矯情別無二致。中產階層大多不習慣集體生活，多人病房更是難以適應。一位醫生朋友就曾吐槽，她身為知識分子的母親住院時，隔壁病友是位性格爽朗的農村阿姨，陪床家屬絡繹不絕，吵得老人兩天無法入睡，血壓飆升至220mmHg，手術險些推遲。

但我國公立醫療體系的現實就是，普通醫保患者無論貧富、教育水平如何，都在同一空間接受治療。階層在公共服務中不設“消費隔離”，或許是我們相較西方少有的社會優勢，可也確實讓有一定經濟能力、希望改善就醫體驗的城市中產感到不適。

診療流水線

從內分泌科出院第二周，母親便接到胸外科趙主任的住院通知，這也是依托醫院退休職工政策享受到的優先安排。近年胸外科接診壓力極大，僅肺癌患者而言，病理明確、腫瘤體積較大的，平均等候住院約一個月；僅有影像學結果、病理未明且病灶較小的，平均等候長達三個月。

這也讓我有些自嘲：covid-19前，我常以英國全民醫療NHS體系的癌癥患者從確診到治療平均等待85天為例，對比凸顯我國醫療體系的高效，如今自己卻真切體會到國內頂尖醫院的等候壓力。胸外科共110張床位，常年排隊患者超1200人。母親入院當天，便和同日入院的病友一起接受護士集中宣教，撲面而來的就是流水線式診療的緊湊節奏：

術前檢查及內科基礎病的調理要盡快進行。醫院專門在體檢中心設置了“術前檢查中心”，專供住院病人接受相關檢查。體檢中心原本是醫院里的“養老科室”，體檢客人集中在上午前來，工作人員下午比較輕閑。醫院領導把住院病人的檢查項目安排給體檢中心，確保工作人員充實勞動一整天。如果病人的基礎病一時無法好轉到可以手術，立即辦理出院，不要浪費床位，再次入院時醫生會給予優先照顧。

胸外科每個病區有五六十張床位，超過國家建議的近50%。為此，病區最靠近護士站、最便于護士前往的三個房間，分別是監護室和觀察室，安排的是護理強度最高的術后病人。病人做完手術先在監護室病房集中護理兩天，再根據病情，護理強度仍然較高的病人轉入觀察室，護理強度較低的病人轉入距離護士站較遠的普通病房。監護室12張床位，有3位當班護士和五位護工。兩間觀察室各有五張病床，配有一位護工。

術后，病人根據術后快速康復（ERAS）理念，通過鎮痛藥物緩解不適，盡早恢復進食，在護工的攙扶下盡早下床鍛煉，盡快恢復生理活動。（ERAS是真管用，母親沒有體驗到在職時見到的肺癌手術病人由于胸腔引流刺激胸膜造成的劇痛，只是由于鎮痛藥物一直沒胃口。）無特殊情況，病人術后第四天拔除胸腔引流管，次日出院，出院三周之后就近找醫院拆線。

面對長年上千病人等候住院，趙主任團隊近十年先后派人前往京滬知名醫院學習引進了一系列新技術，肺癌根治手術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數已經從母親上班時的二十余天下降到了目前的不到9天，并仍在努力打磨技藝——京滬的“師父”通過“完善流程”能把住院天數壓縮到7天以內。

“友商”A省第一人民醫院目前在壓縮術前住院日方面取得先手：外科病人正式住院之前一星期左右，通知前往醫院“預住院”，在門診部完善原本住院后進行的術前檢查，費用可納入住院醫保報銷。但是這對外地病人來說比較麻煩，要自行解決住宿。

病人住院手術，入院前幾天完善相關檢查和手術前后幾天的治療強度最大，醫務人員的工作也相對繁重。現在病人做完肺癌手術第四五天就能出院，對于人手相對科室床位固定的醫務人員來說，意味著工作強度更集中，工作量更艱巨。

我國稍有名氣的醫院，基本上過半數病人來自外地，醫院縮短住院天數的工作流程，往往要把一些診療項目提前到住院前的門診就診時段，把一些診療項目分解給出院之后前往下級醫院繼續治療，在提高了本院工作效率的同時也給病人帶來了一些不便。

“半空巢”老人的難處

在內分泌科住院時，母親與病友生活尚能自理，無需專人陪護，老齡化背景下“半空巢”老人的就醫困境只露出冰山一角：

病房訂餐全面推行掃碼下單，對食堂而言節約人力、簡化收銀，卻給老年人帶來不便。母親雖會用手機搶紅包，對掃碼訂餐仍十分生疏，最后還是我出面與食堂溝通，才開通電話訂餐。

醫院每一項提升效率的舉措，背后往往是醫護更高強度的付出，有時也會加劇患者的不便，橫亙在老年人面前的“數字鴻溝”尤為明顯。近年醫院上線“手機醫院”，預約、繳費、結算均可線上完成，可對連老年機都操作不熟練的老人來說，這項便民措施反而成了障礙，處處不如熟練使用智能手機的病友順暢。

趙主任擔心母親存在乳腺癌轉移復發可能，建議在內分泌科住院期間完善PET-CT檢查，排查全身是否存在其他病灶。按照K大附一院流程，患者預約大型檢查，繳費后需到相關科室二次登記確認并排隊，這些奔波自然落到我這個家屬身上。加之PET-CT存在一定風險，醫院明確要求必須家屬陪同，我只能上班時間向單位請假，抽空陪檢。

這類陪護要求，本質上是醫患關系趨緊背景下醫院采取的防御性措施：高風險操作需家屬在場，關鍵決策需家屬簽字。病房每層電梯廳旁的家屬休息區，長椅上永遠坐滿等候醫生“傳喚”的家屬，很多人都是被這類流程“綁”在醫院。即便如此，這類措施也未必能真正化解醫患矛盾。

轉入胸外科后，臨近手術的心理壓力加上術后行動不便，母親“半空巢”老人的無助與焦慮愈發明顯。她本以為剛完成年度體檢，很多項目可與術前檢查互認，流程會簡單許多。但管床醫生出于嚴謹，要求補充部分需自行登記、家屬陪同的檢查。母親心疼我頻繁請假，便獨自從10樓病房前往B2層預約，排了“50米”長隊，之后又麻煩住得近的閨蜜次日陪同檢查。

這段經歷讓她情緒大為波動，我打電話問候時，還莫名挨了一頓火氣。要知道，2021年乳腺癌手術時她心態十分平穩，還曾深夜安撫同病房情緒崩潰、抗拒手術的病友。而那位病友后續因焦慮反復輾轉多家醫院，反而延誤了術后化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預后。得知母親情緒波動的緣由，我既愧疚又擔心，生怕影響治療效果。人到老年，體力、腦力、自理能力必然下降，而就醫流程中大量環節都需要有人跑腿、操心、決斷，有無家人協助，對老年患者的治療進程與預后影響巨大。

胸外科是省級“免陪護示范病房”。每天交150元護工費，只要一按鈴，就有護工前來進行生活護理。喂水、喂飯、幫助上廁所等等。這對筆者這樣只在一日三餐時間在母親床前露面的家屬來說很有利，至少有了“甩鍋”的借口。

但是等到母親手術之后入住監護室，她立即挑出護工的一堆“毛病”：人手太少，蘿卜快了不洗泥。一早拿著一把梳子給全屋十個女病人梳頭，母親潔癖，只好謝絕。（監護室12位病人只有2位男性，不符合“男性吸煙率高，更容易患癌”的規律。醫生說收治的女性肺癌病人數量大于男性病人，但他不認為這證實了女性肺癌發病率更高。患癌與高齡高度相關，女性壽命更長，存量的女性老年人更多，患癌的人數自然也多。）

護工摸完尿盆不洗手就給病人拿別的物品，就算母親知道醫書上說的“健康人的尿液是無菌的”，內心也不能接受。護工手忙腳亂，每次去幫她找東西都把櫥柜翻亂，包裝撕壞。顯然，150元價位的護工不合母親心意，但是她想加錢請專門護工也沒這個渠道。

母親術前和術后轉出監護病房的時候住的雙人間有兩位病友，都是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老人。一位劉阿姨（化名）心律失常不自知，醫生不敢開刀，手術取消，去心內科治療，發現必須接受射頻消融介入手術。另一位吳阿姨（化名）的糖尿病長期失管，不吃藥不忌口，不知道“控糖飲食”該吃什么，血糖高到手術禁忌。

劉阿姨陪床的兒媳是一位干練的都市女性，溝通能力強，在母親的指點下，從胸外科出院之后很快就在老年病科住院手術，還撿漏了過去專供老紅軍使用的單間病房，讓擔心母親院內感染的我非常羨慕。吳阿姨和陪床的女兒都鄰市的農村居民，女兒高度近視，看墻上貼的通知都困難，說話也不利索，還向詢問的病友隱瞞自己的近視度數，可能家庭存在“病恥”文化。

由此可見，當前我國相當數量的普通人的健康素養是很差的，許多健康措施如果沒有國家強制，恐怕在百姓當中也沒有實施的意識。

此外就是筆者的一點小心思：外科病房的設施相對陳舊，每張床位的設備帶僅有兩個電源插座，要留給醫療設備，同時考慮到消防安全，入院宣教就強調病人不得在病房內使用電器——筆者這次沒法自備空氣消殺設備了。

母親在監護室時，由于體虛連“低阻力”口罩都戴不了。每逢探視時間，12位病人、12位家屬、3位護士、5位護工悉數到場，本不寬敞的病房立即有了印度感；盡管病房要求家屬探視必須戴口罩，但是不少家屬戴了口罩還能看見鼻孔，讓筆者這個“防疫愛好者”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幸好母親住院期間新冠流行水平較低，母親出院一周未見呼吸道感染表現。

尾聲：

母親在K大附一院工作三十余年，廣結善緣，福報連綿，這次住院的經歷，與普通病人家庭遇到的波折相比，還是平順不少的。母親術后一周、出院第三天，即恢復了外出購物、看電影等社交活動，舉著竹竿去摘小區綠化帶的野菜。

我此前多方了解，趙主任向來清廉、拒收任何禮品。母親便不講武德，帶著小區綠化帶采摘的野菜直奔趙主任父親晨練的公園，偷襲老同志，當眾大聲介紹：“趙大哥的兒子醫術高超，你們看得出我才做了癌癥手術？送給大哥一些我剛采摘野菜略表心意，送紅包趙主任他不要”；把老先生美的不輕，效果應當比給趙主任送禮好。之后母親的病理結果比較糟心，但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筆者咨詢胸外科相關事宜的友人A，家鄉P市人口900多萬，GDP全省倒數。2000年前后，P市主官外號“三光”，把市立醫院改制，賣給了社會資本。十年蹉跎，市立醫院跟當地縣醫院差距不大了，P市又高價回購。盡管新一輪醫改回歸公益，K省第一人民醫院把P市立醫院收為分院，親歷親為經營，P市仍然是省內醫療洼地，居民遇到重大疾病多前往外地就診，所以就屬A平常“販”來的家鄉病人多，是趙主任的“回頭客”。友人A說他覺得家鄉病人成天刷他的面子麻煩趙主任，心有不甘，慫恿家屬“表示”，趙主任一概拒絕，甚至找他幫忙謝絕。

趙主任的父親早年曾任省內H市醫學院副職，當年為了孩子升學，主動放棄地方實權崗位，調任省城某廳級單位任“青工婦”閑職，還是副的。如今想來，趙老先生若留在原職，社會資源或許更為豐厚，對兒子初期發展助力更大，甚至兒子回鄉可能早已升任附院副院長。

但老一輩的考量可能更長遠：當年省城高考單獨劃線，較地級市低十余分，這幾分差距，直接關系兒子到能否邁入985高校。地方職務再高，也不如省城近水樓臺的信息與人脈實在；加之官員退休后人走茶涼是常態，長遠來看，讓孩子在K大附一院這樣的平臺深耕技術，遠比在地方謀求職務更有價值。更何況，即便兒子在家鄉當上副院長，孫輩未來依然要向更高線城市流動。趙老先生當年的選擇，與那一代為子女“上藤校”放棄原有地位、遠赴異國的家長本質相同，并且代價更小。

筆者的這段就醫經歷，有家庭人脈加持、有優先資源、有熟人關照，已經算是當下醫療環境里相對順遂的“美化版本”。即便如此，仍能清晰感受到優質醫療資源的緊張、流程化診療的冰冷、數字時代對老年人的疏離，以及“半空巢”家庭在重大疾病面前的無力。縣城的老與病、省會的擠與難，看似場景不同，背后卻是老齡化社會里，每一個普通家庭都可能直面的共同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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