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文字為鑰 探文明之源——專訪古文字學家彭裕商教授

來源：環球網

【環球網記者 文雯】2026年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環球網推出系列學者專訪。本期對話著名古文字學家彭裕商教授。194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師從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大學古典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等多項重要學術職務。四十余年來，他深耕古文字學、商周青銅器、先秦史與考古學等領域，著作等身，主持多項重大學術項目，用畢生心血解碼古老文字中的文明密碼。

專訪中，他暢談甲骨分期、古籍校注、青銅器斷代的研究心得，解讀新修《甲骨文字典》的修訂思路，分享學術傳承與創新之道，展現出一位古文字學家以嚴謹治學守護文明根脈、以畢生堅守傳承中華文脈的赤誠情懷。

環球網：您與李學勤先生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提出的“兩系說”顛覆了傳統甲骨分期理論，在合作過程中，您二人如何平衡學術觀點的差異，形成最終共識？這個過程對您后續獨立開展《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等斷代著作有哪些方法論層面的影響？

彭裕商：“兩系說”是李學勤先生提出來的觀點。他認為殷墟甲骨文分為小屯村北和村中南兩系，并行發展。我經過深入的研究，證實了李先生的“兩系說”是正確的，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此我贊成“兩系說”。

我后來進行青銅器年代研究，出版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一書。甲骨研究和青銅器研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各自有各自的特點。甲骨文只有文字可供研究，沒有器形和花紋，只有文字。青銅器有器形、花紋和文字三方面可供研究，研究的因素多一些。這是兩者各自的特點。

環球網：您的《文子校注》被視為《文子》研究的“權威版本”，在古籍校注過程中，您如何處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證關系？

彭裕商：我是這樣做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證關系的，我不認為出土文獻可信度一定要高于傳世文獻，這個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傳世文獻是每一代都經過師承傳下來的，可信度還是很高。而出土文獻也只是當時流行的某一個版本。其可信度不一定高于傳世文獻，這要結合所有的相關材料進行仔細研究，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用古文字材料與古書的傳統注釋對照研究，從而糾正傳統注釋的錯誤和不足，是并不少見的。如《尚書》中的《君奭》，篇中有“予不惠若茲多誥”一句，歷來的注家多把“惠”字講成“順”，也有講成聰慧的“慧”的，但這樣的解釋總讓人覺得文句不夠通順。后來通過甲骨文研究，學者發現甲骨文中有一個常見的語助詞“惠”，聯系到《君奭》篇，才知道“惠”在這里是語助詞，與一般的語助詞“唯”相當。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大家在實際工作中會發現很多，這里就不多舉了。

環球網：您主編的《殷墟甲骨文分類與系聯整理研究》歷時七年完成，涉及萬余條甲骨文釋文、千余個造字和三千多幅圖片的核對工作。您為何堅持對甲骨逐片分類、排譜系聯的傳統研究方法？

彭裕商：我們的《殷墟甲骨文分類與系聯整理研究》一書，使用傳統的方法來整理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因為目前將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到甲骨文研究，還處在初始階段，有許多需要探索的東西，現在有學者正在這方面努力。而傳統的方法也是切實可行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暫且采用了傳統的研究方法。以后數字化技術進一步完善，能充分運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個方面了，我們也會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環球網：您主持的新修《甲骨文字典》相比32年前的舊版，在識讀、分期斷代等方面有哪些重要修訂？例如您提到的“祼”字曾被誤讀為“福”字，這類修訂背后反映了甲骨文研究的哪些新進展？

彭裕商：《甲骨文字典》自出版以來，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其間除年齡較長的老學者外，學術界已有大批年輕的學者快速成長起來，他們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其獨到之處，提出了許多超過前輩學者的新見解，在學術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老一輩的學者也在這期間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使得過去不識的字，現在可能有了新的釋讀，以前錯誤的看法，現在有不少都得到了糾正。新修《甲骨文字典》將充分采用這些新成果，以反映當前甲骨文研究的新水平。在年代學研究方面，現在學者已經認識到，同一時期不見得只有一類甲骨文，而同一類甲骨文也不見得只存在于某一時期。因此，新修《甲骨文字典》將各字頭下標示的分期改為具體的組類，這樣可以使讀者對甲骨文的時代有一個更為精確的認識。

環球網：從《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到《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戰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您完成了先秦青銅器斷代研究的系統構建。在跨領域研究中，如何協調多維度證據？

彭裕商：年代學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涉及相關的各個方面，在作研究的時候要對所使用的方法和材料的性質，在年代學研究中能起什么作用等，有一個較為清楚的認識。比如西周青銅器年代研究，能用上的方法和材料主要有器形、紋飾、銘文三個方面。在年代學研究中，器形和紋飾具有考古材料的性質，可以用考古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銘文具有語言學的性質，可以用文字學、古文字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三者中，器形和紋飾能提供相對年代的證據，可以指示器物流行的大致年代和相對早晚，但具體在何時，則無法確知。銘文屬于文字記載，有些器銘記載的事件有明確的王年，這些銘文可提供器物的絕對年代，在年代學研究中起到標桿作用。我的《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因西周銅器銘文較多，也很常見，我就多在銘文方面作重點研究，在器形紋飾的研究上，用考古學的方法。而春秋戰國銅器數量不如西周，銘文也較少且多數都較簡，有相當多的銅器都是“物勒工名”，所以我的《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戰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則多用考古學的方法，對春秋戰國銅器的器形紋飾及器物的組合情況進行研究，并將其與銘文的研究結合起來，最后形成一個春秋戰國青銅器的發展演化序列。

環球網：在編寫《漢語古文字學概論》這本著作時，您如何平衡學術嚴謹性與初學者的接受度？對于年輕學者或古文字愛好者，您認為掌握古文字學最關鍵的能力是什么？

彭裕商：我編寫的《漢語古文字學概論》，是我多年講授漢語古文字學的講稿，隨著古文字學的發展，幾乎每年都有增補改動。書中針對初學者的實際情況，著重講授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基本知識這三方面的內容，使初學者對漢語古文字學有一個大概的、較為全面的了解，為以后進一步從事古文字研究打下基礎。

環球網：在《郭店楚簡老子集釋》的合作研究中，您與吳毅強博士如何分工協作？簡本《老子》與今本存在諸多差異，您認為出土文獻對重構早期道家思想譜系提供了哪些關鍵線索？

彭裕商：我和吳毅強博士合作的《郭店楚簡老子集釋》，由毅強收集相關材料，并提出初步研究意見，我主要是作最后的審定工作，包括對簡文的研究意見、對各家的說法作出評論，以及《前言》的撰寫。郭店楚簡《老子》使我們看到了戰國中期以前《老子》的真實面貌。簡本章節的次序與今傳本完全不同，更沒有今傳本所謂的《道經》《德經》，這說明戰國中期以前，《老子》尚未經過整理，各章節之間沒有先后之分。秦漢以后，《老子》得到了整理，最后確定了八十一章的順序，并分出了《道經》《德經》。此外，簡本與傳世本之間還存在著思想觀念上的差異，如傳世本第十九章：“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郭店簡相應的文句則作“絕智棄辨，民利百倍；絕偽棄慮，民復孝慈。”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今傳本棄絕的“圣”“仁”“義”，在郭店簡中則是“辨”“偽”（此偽不是虛偽之偽，是人為的意思，指人的行為）、“慮”，這反映了不同時期道家學派的不同學術主張，可知早期的道家是不反對圣人和仁義的，《老子》書中多次提到圣人，說明老子對圣人是認可的，當然，老子所謂的圣人與儒家的圣人是不同的，但也是圣人。由此可知，以老子為代表的早期道家只反對人為的聰明才智，并不反對其他學派特別是儒家學派提出的“圣”“仁”“義”等學術主張，早期道家與當時并存的各學派和平共處。到了戰國中晚期，如《莊子》書中就出現了“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等說法，并對仁義持否定態度，我認為這主要是針對戰國時期已成顯學的儒家學派的。

環球網：新修《甲骨文字典》預計收錄大量新識讀、修訂和新增的甲骨文，您如何看待甲骨文研究在數字時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您對未來甲骨文研究的發展方向有何展望？

彭裕商：《新修甲骨文字典》估計會收入一定數量的新識字，但達不到“大量”。甲骨文的考釋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甲骨文發現已有一百多年，其間前輩學者在文字的考釋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難度小一點的甲骨文字都已考釋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多是筆劃復雜，考釋難度較大的文字，所以說新考釋出來的甲骨文字不能達到“大量”的程度。

關于甲骨文研究在數字時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我認為現在的甲骨文研究應充分與人工智能相結合，盡可能多地將人工智能的先進技術運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個方面，這需要甲骨文研究和人工智能兩方面的專家學者密切配合，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在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以后取得的成果將會改善甲骨文研究的現狀。

今后的甲骨文研究，我覺得重點要放在兩個方面。

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釋上繼續努力。甲骨文字的考釋是甲骨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要了解古文字材料所記載的內容，首先就存在一個識字的問題，文字不識，自然就不知道古文字材料所記的內容，而古文字材料對我們就是無用的了。

二，加快與人工智能的合作，盡可能多地把人工智能的先進技術運用于古文字研究的各個方面，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古文字研究可望取得重大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