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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大學》的詮釋脈絡,其修身立德、內圣外王的智慧,至今仍能涵養人心、潤澤世風,為重建個體德性自覺、涵養共同體倫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路徑,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
原文 :《 <大學> 詮釋的歷史與價值》
作者 |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孟祥興
圖片 |網絡
[前文詳見2026年4月19日二條推送]
03
王陽明的《大學》詮釋歷程
王陽明的《大學》詮釋是心學詮釋的典范。其詮釋歷程可劃分為三個關鍵階段。早年,他受朱子“即物窮理”說的啟發,致力于“格竹”實踐,試圖洞悉“天理”,失敗后一度轉向佛老之學;中年,他經歷了“龍場悟道”,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遂轉而批判朱熹的“窮理”觀點。此時,他以“誠意”為《大學》修學的核心,推崇《大學》古本,撰有《大學古本旁釋》《大學古本序》等著作。晚年,他以“致良知”來闡釋“致知”,將其視為學問的頭腦,并形成心學思想結晶《大學問》,這一著作被尊為“師門之教典”,足以作為其《大學》詮釋的最后定論。
自“龍場悟道”之后,王陽明解決了“格竹”帶來的思想困境,確立了“心即理”的心學立場,開始著力構建心學視域下的“格物”觀。他將“格物”詮釋為“正念頭”或“格心”,將朱熹向外求索的路徑轉變為向內反省,完成了“格物”的心學化詮釋,這構成了他早期的格物論。晚年時期,他將“格物”與“致良知”相貫通,認為“格物”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這一轉變意味著,他由早年重視“正念頭”的內向性工夫,升華為于“隨事隨物”中體察本體良知之天理的工夫,即更加注重“格物”的“即物”取向。
陽明早年在詮釋《大學》時,將“誠意”視為“修身”的根本與學問的基石;晚年提出“致良知”理念后,雖然學問重心有所轉移,但“誠意”在“修身”工夫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關于《大學》中的“正心”工夫,陽明從兩個維度進行闡釋:一方面,從“心之體”的角度,弱化了“正心”作為獨立工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心之用”的視角,闡明了“正心”工夫的重要性,且“正心”總是與“誠意”緊密相連。“致良知”不僅是陽明心學思想的精髓,更在《大學》詮釋史上成為可與朱子“即物窮理”論相媲美的高峰。
王陽明堅持“親民”說而批判朱子“新民”說。他認為“親民”兼具養民與教民雙重意涵,更符合先秦孔孟之精神;同時指出“明明德”與“親民”是體用一源之關系,“親民”是“明明德”工夫的必然要求。對于“止于至善”,陽明將其闡釋為“心之本體”,強調“心外無理”“心外無善”,使其成為“明德”與“親民”的法則和理想境界。在《大學問》中,陽明基于“萬物一體”論,展開了對《大學》首章的詮釋,將“大人”定義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為“大人之學”構建了一個立體的思想結構:以“萬物一體”作為理論根基,以“明明德”為工夫踐履,以“親民”為政教活動,以“止于至善”為“明明德”“親民”之法則與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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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不斷詮釋中呈現經典的價值
回顧《大學》的詮釋歷史,不僅揭示了中國哲學的經典詮釋傳統,更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漢唐經學向宋明理學的轉變,以及經典文本在思想創造過程中的重要價值。經典的價值與意義正是在歷代持續不斷的詮釋中得以呈現,這對于當下如何對待傳統具有重要的啟發。我們應在經典與現實的互動中激活《大學》的思想生命力,汲取其“三綱領”“八條目”等核心理念的有益養分,使之成為滋養德性生命、助推社會治理、守護人文價值的思想源泉。尤其在當代社會價值多元并存、技術理性過度膨脹、人際疏離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大學》所強調的“內圣外王”統一之道、“格物致知”的修身智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秩序,非但并未過時,反而以其整全性與根源性,為重建個體德性自覺、涵養共同體倫理、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文路徑,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資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學》詮釋研究”(20CZX020)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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