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朗第一副總統阿雷夫援引內塔尼亞胡“美國副總統萬斯每天向我匯報”的言論稱,這是歷史上首次有一國高級政府官員向另一國領導人提供“每日匯報”,他還諷刺稱白宮實際上已變成“向另一個政權匯報的機構”。
事情的焦點,還是美國副總統萬斯帶隊的美伊伊斯蘭堡高級別談判。
這場基本不出預料的談判最終以失敗告終,雙方各自打道回府。
而就在這個過程中,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內閣會議上公開透露,萬斯在從伊斯蘭堡返程的專機上與他通了電話,向他“詳細通報了與伊朗的談判情況”。
內塔尼亞胡更是進一步宣稱,美國本屆政府官員“天天都會像這樣”向他匯報。
內塔尼亞胡
原則上來講,內塔尼亞胡是以色列總理,是以色列的政府首腦和主要決策者。
萬斯作為美國副總統,是美國憲法規定的參議院議長、僅次于總統的第二號人物,在互為盟友的兩國政府里,兩人的“含權量”還是有點區別,互通電話、交換信息并不罕見。
萬斯這個“年輕干部”多向老油條內塔尼亞胡請教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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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和內塔尼亞胡
可以說,“懂王”向來就是以色列的鐵桿盟友。
盡管拜登也在上世紀的一通演講里毫不掩飾的闡明了自己的親以立場,但比起身體力行的特朗普,他還是差點火候。
在特朗普兩屆任期,美以關系被推向了新的高度,他做出了一系列親以的重大決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并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該城、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
這些舉措被以色列媒體視為“破紀錄”的支持,特朗普本人也被內塔尼亞胡稱贊為“以色列最偉大的朋友”。
但是如果我們了解以色列上層集團和那些猶太家族的歷史就知道,沒人能和他們真正做朋友,除非“朋友”這個詞指的是一種量化關系:你準備投入多少利益交換?
而一旦這種利益交換開始,在精巧布局之下,雙方在核心戰略利益上的高度重合就會逐漸消散,逐漸變成單方面的意志服從。
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
特朗普政府與內塔尼亞胡政府在“遏制伊朗”這一大方向上高度一致,但雙方對遏制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遏制、以什么代價遏制,存在著微妙的差異。
有多微妙呢?
直到開打的前一刻,美國內部都還在為到底要不要跟伊朗撕破臉皮而爭論,從現在特朗普不斷甩鍋給赫格塞思和盧比奧的情況來看,他當時也并未完全下定決心;
而對于以色列、對于內塔尼亞胡政府來說,早在去年“十二日戰爭”打響的那一刻,要徹底摧毀伊朗、完全瓦解其遠程打擊和核能力的執念就沒有變過,雙方在戰爭意志中的巨大差異,決定了這場拱火合作注定會被戰爭意志更強的那一方所主導。
事實上也是這樣,現在美國和以色列雙方,損失都不算特別大,美國損失的大部分都是軍事資產,比起以色列經濟衰退、天天待防空洞要好得多。
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
但明顯,特朗普政府的作戰信心已經嚴重動搖,因為戰事的延長完全超出了他的預料,但是對于內塔尼亞胡、對于全民皆兵的以色列來說,這才哪到哪?
這樣的心理決定了美國必然會在伊朗問題上被以色列的意見所左右。
此外,以色列對于美國對伊作戰的情報支持、基地支持也決定了內塔尼亞胡能在沖突中拿到相當大的話語權。
而在美國內部,長期以來,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作為美國政壇最具影響力的親以游說團體之一,在塑造美國中東政策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親以的特朗普上臺后他們更是蓬勃發展,直接推動美國在中東的一舉一動。
此外,內塔尼亞胡的那種語氣,并非是單純的“目中無人”,而是一種經過精心計算的戰略自信.
作為以色列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內塔尼亞胡深知以色列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它是美國在中東不可或缺的盟友、對抗伊朗的前沿堡壘、情報合作的深度伙伴。
在這樣的結構性關系中,以色列的“要價能力”遠非一般盟友可比。
特朗普本人對“美國被以色列牽著走”的批評并非沒有意識,但是美以雙方“互為父子”的關系并不是本輪沖突的產物,他是美國中東戰略和美國內部猶太資本集團坐大的必然后果。
美國無法終結這種關系,就只能在必要事項上向以色列“卑躬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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