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死保以色列？拜登一句話戳破真相，遠比想象中更骯臟

朋友們大家好！今天小界來和大家聊聊關于美國和以色列的話題！即便世上本無以色列，美國出于維護其在中東的核心利益考量，也必然會“創造”出一個以色列來。如此，方能穩固其在該地區的戰略布局與利益訴求。

這是美國前總統拜登早年作為參議員時提出的觀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政界對以色列的戰略定位。

在普遍認知中，美國民主黨及左翼力量對以色列的態度相對溫和，而拜登此番表態，恰恰揭示出美以關系并非簡單的意識形態結盟，而是長期地緣博弈、國內政治與戰略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

巴以問題的源頭，可追溯至近代殖民體系與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英國頒布的政令，明確表態支持于巴勒斯坦地區構建以色列猶太家園。該宣言宣稱不會損害當地非猶太群體的公民權利與宗教權利。

這份宣言成為猶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的重要依據，也為后續地區沖突埋下伏筆。一戰落幕，巴勒斯坦淪為英國托管地。其托管范圍頗為廣袤，囊括當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甚至還包含部分敘利亞的領土。

猶太復國主義激進勢力對此有著更大范圍的領土訴求，利庫德集團精神創始人雅博京斯基便主張，整個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區都應屬于猶太國家。

英國政界對此也抱有明確的殖民戰略期待，丘吉爾曾表示，若約旦河畔出現受英國庇護的猶太國家，將對國際格局產生積極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極大推動了猶太復國主義進程。美軍解放納粹集中營后，美國國內對猶太人的同情情緒高漲，加之猶太族群在美國人口與經濟領域具備重要影響力，國會逐步通過多項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家園的決議。

大量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使當地民族矛盾持續激化，而這一歷史悲劇的代價，最終由巴勒斯坦原住民承擔。

二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導方。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在中東面臨三大核心關切：蘇聯勢力的滲透、巴勒斯坦地區的歸屬問題，以及中東石油供應安全。此時的以色列，并非美國天然的戰略伙伴，反而具有鮮明的左翼特征。

建國核心群體多為來自東歐、受左翼思想影響的猶太人，首任總理本-古里安所屬的馬帕伊黨為左翼勞工政黨，國內以基布茲公社為代表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占據重要地位，總工會掌握大量經濟與公共資源。

這一特征使以色列建國初期獲得了蘇聯的支持，蘇聯不僅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國，還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其提供軍事援助，成為以色列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因素。

與之相對，美國猶太財團多為中產及資本階層，對帶有左翼傾向的以色列態度謹慎，加之冷戰初期麥卡錫主義盛行，美以官方關系較為冷淡。

杜魯門在以色列建國11分鐘后便予以承認，更多是出于國內選舉考量，此舉遭到國務卿馬歇爾以辭職相反對，國務院與軍方出于阿拉伯石油利益考量，始終對以色列保持警惕。

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美國未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中，美國為避免蘇聯介入、維護與阿拉伯國家關系，聯合蘇聯對以色列施壓，迫使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軍。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東地緣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全面興起。以埃及總統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國家，逐漸疏遠西方陣營，轉向蘇聯獲取軍事、經濟援助，阿斯旺大壩便是這一時期蘇阿合作的標志性項目。

美國試圖通過經濟援助拉攏阿拉伯國家的策略收效甚微，中東地區逐步倒向蘇聯的趨勢，讓美國的石油安全與戰略布局面臨嚴重威脅。

在一眾傾向反美反帝的阿拉伯國家中，以色列成為美國為數不多可合作的對象，而1967年六日戰爭則徹底改變了美以關系走向。

埃及、敘利亞、約旦等阿拉伯國家聯合對以色列采取軍事行動，卻在六天內被以軍擊敗，約旦河西岸、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加沙地帶被以色列占領。

彼時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淖。以色列以自身軍事之力，擊潰裝備蘇聯武器的阿拉伯聯軍，盡顯其在中東的戰略價值，成為美國抗衡蘇聯擴張的穩固支點。

1973年贖罪日戰爭，進一步鞏固了美以同盟關系。阿拉伯國家發動突襲使以色列陷入軍事危機，尼克松政府啟動“五分錢救援行動”，向以色列緊急輸送大量武器裝備，直接幫助以色列扭轉戰局。

作為反擊，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美國由此深刻意識到，掌控中東秩序與石油資源，必須依靠以色列這一戰略支點，以色列也由此成為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依托。

除地緣戰略需求外，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為美以同盟提供了穩固支撐。六日戰爭后，美國猶太財團加大對以色列的支持力度，推動成立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該游說集團在美國選舉中具備強大影響力，成為維護美以關系的重要政治力量。

基督教福音派成為支持以色列的重要群體。在其宗教敘事中，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并掌控圣地，是實現耶穌再臨與末日審判的前提條件，這一宗教理念使其成為以色列堅定的擁護者，構成美國政壇不可忽視的票倉力量。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以關系進入緊密合作階段。特朗普女婿庫什納家族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存在長期私交；

在此背景下，美國將駐以色列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并推動《亞伯拉罕協議》，促成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地緣戰略、資本游說、選票需求與宗教理念，共同將美國與以色列牢牢捆綁。

伊朗與以色列的長期對立，同樣根植于美國主導的中東霸權體系。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伊朗與美國徹底決裂，為爭奪地區話語權、團結阿拉伯國家，伊朗高舉支持巴勒斯坦的旗幟，將以色列定義為美國在中東的“小撒旦”。

2024年以來，伊朗與以色列持續開展無人機及彈道導彈對抗，不僅使以色列付出高昂的攔截成本，也打破了其本土絕對安全的認知，使以色列陷入長期戰略消耗。

以色列身為美國于中東的戰略代理人，其軍事行動與領土擴張之舉，致使巴勒斯坦平民背井離鄉，地區局勢動蕩不止。這一切在美方核心利益面前，皆被輕描淡寫、淡化處置。

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特朗普政府，在以色列問題上均遵循相同的霸權邏輯，這也成為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伊朗等國民眾持續遭受苦難的重要原因。

大國地緣博弈與霸權私利，讓中東地區長期陷入沖突與動蕩，和平與穩定的實現，依舊面臨重重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