潑盆冷水，法國的文物歸還法案里，沒有中國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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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法國國民議會以壓倒性共識——170票全部贊成、零反對——正式表決通過《殖民時期非法獲取文化財產歸還框架法案》。

投票現場，議員勒圖斯援引維克多·雨果當年痛斥英法劫掠圓明園的激昂文字：“請把圓明園的贓物還給中國！”——此語一出，迅速引爆輿論場。

“法國全票通過文物歸還法案”瞬間躍居國內社交平臺熱搜榜首，

許多網友激動留言：“百年等待，終見轉機！”“圓明園國寶回家有望了！”

然而，若細讀法案原文及配套立法說明，便會發現現實遠比標題復雜得多。

一、法案突破

實事求是地講，此次法國立法確為全球文化遺產正義進程中的關鍵一步，

它歷史性地松動了法國沿襲百余年的國有館藏不可讓渡鐵律，首次為系統性返還殖民掠奪文物構建起可操作的法律通道，這一進步意義不容低估。

其制度性革新主要體現在兩大維度：

第一，審批機制實現根本性躍遷：由“個案單立”轉向“行政批量”，

長期以來，法國嚴格恪守《公共館藏不可轉讓法》原則，

任何一件具有歷史分量的殖民時期流失文物欲回歸原屬國，都必須啟動專項立法程序——即“一物一法、一事一議”的嚴苛路徑。

據新華社此前披露，過去數十年間，法國僅向非洲國家象征性返還極少量文物，每項個案平均耗時3至5年，從提案、聽證、修訂到最終表決，流程冗長、阻力重重，致使大量追索申請長期滯留于紙面階段。

而本次法案的核心變革，正是廢止議會逐件審議模式，代之以“政府主導、科學把關、行政執行”的新范式。

根據條文設計，當外國政府提交正式歸還請求后，先由法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文物來源、流轉過程及獲取合法性展開獨立評估，

再交由跨部門文物歸還委員會進行綜合審議，最終由總理府簽發行政令予以落實，全程無需重返議會投票表決。

法新社分析指出，該機制將文物返還周期從“按年計”壓縮至“按月計”，使歸還工作由偶發性事件升級為常態化行動，真正搭建起覆蓋全時段、全品類、全流程的制度化返還體系。

第二，適用對象精準錨定：明確時間紅線與非法性質雙重門檻，

法案清晰劃定適用邊界：

僅涵蓋1815年至1972年間，法國以盜竊、暴力劫掠、脅迫脅迫、欺詐脅迫等非正當手段攫取的文化資產，包括但不限于殖民統治期間自亞非拉各國強征的藝術珍品、宗教圣物與歷史典籍。

由此觀之，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焚毀圓明園并大規模劫掠清宮重器的歷史事件，完全落在該法案設定的時間坐標之內，從法理層面看，圓明園流散文物確實具備援引本法提出返還主張的前提條件。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法案強制要求法國文化部每年公開發布《涉嫌非法獲取文物清單》，全面披露館藏中存在權屬爭議的文物信息，

此舉極大提升了文物來源透明度，為原屬國開展線索核查、證據整理與正式申請提供權威依據，也為后續跨國協作奠定堅實基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官方聲明中評價稱，該法案是“全球文化去殖民化實踐的重要里程碑”，其立法邏輯與技術路徑已被多國列為參考模板。

但理想照進現實，是否真能如愿？

二、現實骨感

常言道：畫餅難充饑。

盡管法案文本閃耀著進步光芒，但結合議會辯論實錄、條款執行細則與法國外交戰略動向來看，

這項立法本質上是一場聚焦非洲、服務法非關系的戰略性調整，非洲前殖民地國家是法案唯一實質受益主體。

查閱法國國民議會完整會議速記可見，在整場表決過程中，所有議員提及的具體返還目標，無一例外均指向貝寧、科特迪瓦、塞內加爾、馬里、阿爾及利亞等法語非洲國家，

例如貝寧伏都教神像群、科特迪瓦格雷博面具、塞內加爾恩賈梅納戰鼓等典型民族圣物，這些文物的返還訴求已在法國各大博物館檔案中沉睡數十年。

而勒圖斯所引用的雨果名言，成為整場立法辯論中與中國關聯的唯一表述，

除此之外，法案正文、立法備忘錄、政府新聞通稿乃至文化部實施細則中，均未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圓明園”“1860年劫掠”等具象關鍵詞。

中國政法大學文物保護法研究中心專家團隊研判認為，該句文學化表達實為一種精巧的“道義修辭術”，旨在強化法案的人文感染力與國際傳播力，并非表明法國已將圓明園文物納入實質性返還議程。

究其根源，恰在于非洲大陸正加速推進“去法國化”浪潮，

是的，法國推動此項法案的緊迫動因，絕非源于道德覺醒，而是地緣政治生存壓力下的務實抉擇。

近五年來，法國在西非薩赫勒地區的影響力遭遇斷崖式塌方：馬里、尼日爾、布基納法索相繼宣布終止與法國的防務協定，

法國駐軍被限期撤離，法語官方語言地位遭多國憲法修正案削弱，法國企業特許經營權被系統性收回，

其傳統賴以維系的軍事存在、政治干預與經濟控制三大支柱全面動搖，軟硬實力同步萎縮。

在此困局下，文物返還成為法國成本最低、見效最快、傳播最廣的柔性外交杠桿：

無需增加財政支出，即可重建與前殖民地的情感紐帶；不需讓渡核心利益，便能重塑“直面歷史、承擔責任”的現代文明形象；

這里不妨坦率指出：二戰后法國得以維持大國體面，相當程度上依賴非洲國家持續提供的戰略支撐與資源反哺。

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法國每年從非洲攫取的隱性經濟收益高達5000億美元以上，而其2024年GDP總量約為3.16萬億美元。

更值得深思的是，法國高端制造業運轉高度依賴非洲廉價資源供給：

2022年，非洲供應了法國核電站所需68.1%的天然鈾，采購價僅為國際市場均價的四分之一；

2023年，法國天然氣進口中來自非洲的比例突破60%；

此外，加蓬的高純度錳礦、塞內加爾的鋯英砂、南非的冶金級鉻鐵與動力煤，均為法國工業體系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料。

這些資源的采購價格普遍低于國際行情60%—80%，且結算貨幣統一采用與歐元掛鉤、實際由法國央行掌控的非洲法郎（XOF/XAF），大量資金沉淀于巴黎本地銀行體系。

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非洲的結構性依附，就沒有法國今日的高福利社會與文化自信底氣。

當非洲國家集體按下“脫鉤鍵”，法國豈能不急？

那么，中國又處于何種位置？

三、永遠不要指望強盜主動歸還戰利品

法案中一條極易被公眾忽略、卻對圓明園文物追索構成致命障礙的條款，正是“軍事用途豁免機制”。該條款事實上大幅壓縮了圓明園文物適用本法的可能性空間。

法案白紙黑字載明：“凡具備軍事功能屬性，或基于戰爭必要性取得之物品，不屬于本法規定的返還范疇”。

而在法國官方歷史敘事與司法解釋體系中，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焚毀圓明園的行為，始終被界定為“符合19世紀歐洲國際戰爭慣例的合法軍事行動”，

法國自視為“條約戰爭”勝利方，清廷則被定位為“違約戰敗國”，依據當時列強通行的“戰利品規則”，戰勝國對敵方宮廷財物的占有被視為具有法理正當性，自然排除在“非法掠奪”認定之外。

這種邏輯并非空穴來風，阿爾及利亞早有前車之鑒：1830年法軍攻陷阿爾及爾后，強行運走象征民族精神的青銅古炮“巴巴梅爾祖格”，

此后八十余年間，阿爾及利亞政府數十次正式致函請求返還，法國均以“軍事裝備、戰爭繳獲”為由拒絕，該炮至今仍陳列于法國布雷斯特海軍博物館展廳中央。

圓明園文物面臨完全同構的法律困局：

巴黎榮軍院軍事博物館展陳的乾隆皇帝御用閱兵甲胄、楓丹白露宮中國館收藏的數百件清宮玉雕與琺瑯精品，均被法國官方登記為“戰利品序列”，

即便其中多數器物毫無軍事功能，法國亦可通過歸還委員會的自由裁量權，將其統一定性為“戰爭所得”，從而規避法案約束。

需要清醒認識到：該法案并未創設任何具有強制力的返還義務，更未賦予原屬國任何法定索回權利。整個返還程序的啟動權、審查權、裁定權與執行權，全部集中于法國政府單一主體。

依據法案架構，外國政府僅有權提交書面申請，后續須經法國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跨部委歸還委員會兩輪獨立評審，評審標準、證據采信規則、歷史定性尺度均由法國單方面制定；

最終是否批準、批準哪些、何時移交，全部取決于法國總理府簽發的行政命令，不存在任何外部監督或司法救濟渠道。

換言之，法國愿意推進的非洲文物，可走綠色通道快速落地；不愿觸動的圓明園珍品，即便正式申請，也可借審核標準模糊、歷史定性彈性、程序環節冗余等技術手段無限期延宕。

因此，短期內，中國借助此次法國立法實現圓明園文物系統性回歸的法律通道，實際上已被實質性封堵；

而圓明園文物的真正回歸，絕非仰賴他國一次象征性立法或一句修辭性宣言，根本路徑在于中國綜合國力持續躍升所催生的國際規則塑造力，

在于中國外交體系多年深耕積累的戰略互信與談判勢能，更在于一代代文物工作者、法律專家與民間力量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執著堅守。

正如國家文物局多次鄭重申明：我國始終堅持海外流失文物“依法追索為主、協商捐贈為輔、國際合作為翼”的三維工作方針，對每一件流失國寶的回歸使命，從未動搖、永不停歇。

結語

從議會大廳的全票掌聲到雨果詩句的道德回響，從社交媒體的全民沸騰到法案文本的冷靜條款，法國這場文物返還立法，為國人呈現了一堂極具現實張力的國際政治啟蒙課：

溫情脈脈的話語無法替代堅不可摧的實力，他國的制度善意不能取代自主的法律斗爭。

圓明園流失文物承載著民族記憶的刻度與文明尊嚴的重量，回歸之路注定崎嶇漫長，但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夯實法治根基、拓展多元路徑，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步伐的堅定邁進，國寶重歸故土的歷史時刻，必將如期而至。

文章信息：

法治網-圓明園流失文物追索面臨國內法國際法雙重困局

京報網：法國國民議會icon全票通過文物歸還法案

《光明日報》：法國全票通過“文物歸還法案”

法治網：打破百年館藏鐵律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文物返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