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新開“心理門診”，誰帶著“心病”來？| 上海社區心理門診調查

每周四下午，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王巍、徐颺會輪流到黃浦區打浦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坐鎮精神臨床心理科門診，確保這家社區醫療機構每周都有一次上級專家下沉社區的心理門診對周邊居民開放。

這個門診已開設兩年多，在上海各大社區醫療機構里不算常見。記者從上海市衛健委獲悉，今年全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將首批建設50家社區心理門診，打浦橋這樣的探索正逐漸鋪開。

這是一種“超前”，還是一種“補位”？誰在走進社區心理門診？他們為什么不直接去精神專科醫院或商業咨詢機構？連日來，記者走進全市多家已開啟的社區心理門診，看看誰帶著“心病”而來。

給久困于“心事”的老人一個出口

“這里主要采取預約制，有時一下午能看30多名患者，掛號人少時，會做50分鐘甚至更長時間的心理咨詢。如今，社區全科醫生還分流走部分患者，可見社區心理需求不小。”周四下午，記者在打浦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心理門診”見到王巍。這個診室相對獨立甚至有點遠離傳統全科就診區域，相對保證了患者的隱私，就診者已熟門熟路。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年人面臨身心衰老、社會角色轉變及慢性病共存的情況，心理健康狀況呈現出多維度的特點與挑戰。我們就想著，社區能做點什么？”打浦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金迎說，為滿足大眾多元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早在2021年，他們就主動出擊，積極探索社區臨床心理建設，并正式完成精神科（臨床心理專業）注冊，同時培養社區的心理治療師，成為上海最早探索臨床心理建設的社區醫療機構之一。

診室開了，誰會來？“一開始，老人居多，畢竟他們是社區就診的主要人群。”王巍發現，老人的問題以失眠、焦慮居多，但從前可以承接他們這方面需求的地方并不多，以至有些老人久久困于自己的“心事”。

在靜安區曹家渡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心理健康門診設在走廊盡頭，有人帶著“半生”委屈來了。年近七旬的沈阿婆第一次走進診室，面對曹家渡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科副主任醫師王玉，她斷斷續續說了近半小時，幾次紅了眼眶，“孩子小時候發燒，大冬天，我一個人抱著孩子看急診，他在應酬；爸爸離世時，他在追悼會上不見了……每到重要時刻，他總是不在！”

“她恐怕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說。”王玉說，這樣的患者門診上不少。2024年，靜安區成立全市首個精神衛生領域聯盟——靜安區精神心理健康聯盟。也正是從那時起，曹家渡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出精防門診。此后，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呂堅每周三下沉社區，與王玉共同出診。

呂堅（左）與王玉（右）共同出診。（李晨琰攝）

沈阿婆的老伴最初是被“哄”來的，他的目光偏向窗外，覺得妻子“小題大做”，丟人！直到第三次來，老先生忽然說了一句：“我不是不想對她好，是她總覺得我怎么做都不夠。”這話憋在他心里，大概也有幾十年了。

單獨溝通與家庭治療交替進行了幾個月，在呂堅和王玉的引導下，雙方學著把“你總是……”的指責換成“我感到……”的表達。

身體疾病之外，是時候“談談心”了

老年人的心理問題并非個案。《中國老齡發展報告——中國老年人心理健康狀況》藍皮書顯示，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癥狀。但長期以來，這個“非常能忍”的群體沒有獲得很多關注。

“老年人的心理問題往往被掩蓋在身體疾病的表象之下。夫妻關系危機、對子女的過度焦慮、晚年的孤獨與無意義感……這些問題不會寫在化驗單上，卻真實地侵蝕著他們的健康。”下沉社區近兩年，呂堅注意到，不少老人對精神科有病恥感，寧愿反復跑綜合醫院做檢查，也不愿承認自己“心里有事”。

將心理健康門診設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許是破解這一困境的突破口。

在身體疾病之外，是時候“談談心”了。

曹家渡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葉濤介紹，在精防門診、心理健康門診收獲好評的同時，曹家渡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又推出睡眠門診，每周四下午開診。

68歲的陳阿姨來了，她已連著好幾個月沒睡過一個整覺了。她反復跑醫院，查了心臟、胃、甲狀腺，指標都算正常，可就是覺得渾身不舒服，頭疼、胸悶、后背一陣陣發緊。

“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嗎？”王玉這一問，陳阿姨的眼圈紅了。原來，她的兒子今年42歲，去年失業了。更讓她揪心的是，正在讀初三的孫子，眼看中考在即，成績卻一路往下掉。陳阿姨白天不敢在兒子面前多問，怕給孩子壓力；到夜里，所有擔憂翻涌上來：兒子的房貸怎么辦？孫子的學業怎么辦？這個家怎么辦？擔憂沒有答案，就變成了身體上的痛。

醫生沒有直接點明這是焦慮引起的軀體反應，而是輕聲問，“你是不是很擔心兒子、孫子？”這話讓陳阿姨繃不住了，心里的話全部倒出來，醫生聽她說完，告訴她：這些擔心都是正常的，但是沒有被排解掉，就是身體在替你承擔壓力了，咱們得想辦法把你的擔子分一分。

幾次疏導后，配合溫和的助眠藥物，陳阿姨的軀體癥狀慢慢緩解了。她也開始學會了一件事：把“我難受”，換成“我在擔心”——先正視，再尋求幫助給自己“解壓”。

“怕被當精神病”，不敢推開的門推開了

不僅僅在市中心，社區心理門診也在上海近郊開啟。

2024年10月，奉賢區青村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心理健康門診正式開診。這個診室不大，卻布置得溫馨而私密。奉賢區精神衛生中心門診辦公室主任杜昊帶領團隊隔周周二下午在此坐診。2026年前三個月，門診量有55人次。

“門診量不大，但是小小診室意義不簡單。”在杜昊看來，它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將精神衛生服務從專科醫院“下沉”到居民身邊，把那些因羞于啟齒、不便求助或毫不知情而被長期忽略的心理問題，一點一點地打撈上岸。

杜昊在奉賢區青村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心理健康門診坐診。（受訪方供圖）

“怕被人說是精神病。”工作十幾年，杜昊已記不清聽過多少遍這樣的顧慮。他深知“病恥感”讓多少人寧愿苦熬，也不愿邁進專科醫院的大門。

一對中年夫妻令他印象深刻。兩人都在工廠上班，妻子有個老毛病——總忍不住反復回想細枝末節的小事，無法專注工作，覺也睡不安穩。隨著年齡增長，這個“小毛病”愈演愈烈，到2023年已嚴重干擾正常生活。

“去市里醫院看看？”丈夫勸她。妻子滿腹心事：“同事會怎么看我？領導會不會覺得我干不了活了？”她硬生生又忍了快兩年。

直到社區心理門診開張，在丈夫陪伴下，妻子敲開了診室的門。經杜昊診斷，她有強迫傾向，通過規范治療一個月后癥狀明顯好轉。

“如果沒有杜醫生，我不知道還要忍多久。”妻子回想起那段無聲的煎熬感慨萬千。

門診數據顯示，就診者里，中老年人占大多數。“他們信任社區醫生，家門口看病也免去了初診、復診來回奔波的辛苦，年輕人則會‘掂量掂量’社區心理醫生的專業水平，也擔心在社區討論心理問題泄露家庭隱私。”杜昊還發現一個現象：不少老人來社區心理門診，不是為自己看病，而是替子女或孫輩“代問診”。

“孩子厭學、脾氣暴躁、親子關系緊張，爺爺奶奶這些‘局外人’先來聽聽建議。如果我們判斷情況嚴重，再帶孩子來看看。”盡管這給診斷增加了難度，但在杜昊看來，它降低了求助門檻，讓那些猶豫不決的家庭，至少有了解決的路徑，并且有可能邁出尋求幫助的第一步。

“不僅僅老年人，孩子有學業任務，職場人有工作任務，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而前往精神類專業醫院，就覺得是去‘看精神病’，很多人也完全沒有到這一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成為一個‘可以聊聊’的出口。不敢推開的門推開了。”王巍發現，在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和在打浦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坐診，面對的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前者更多是患者，其中不乏重型精神疾病患者，后者更多面對是有點心理、情緒問題的人，達不到病的狀態。

采訪中，多名心理門診醫生告訴記者，社區心理門診的“亮燈”，揭示了一個被醫療體系長期忽略的事實——大部分心理痛苦不在精神疾病診斷標準里，它們需要的是“傾聽”，或許并非“治療”。社區心理門診仿佛在替代傳統鄰里閑聊、居委會調解甚至家庭內部傾訴的功能退行，成為現代都市一個“心理加油站”，在這里，基層不是“末梢”，更是守護居民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線，讓心理門診成為早期識別孩子學校恐懼、年輕人自我否定、老人抑郁焦慮的第一站。社區醫療的低門檻、熟悉的環境、醫保的覆蓋，拆掉了他們內心的一些墻，他們開始前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