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身份危機”：一邊罵美國，一邊離不開美國

美以與伊朗戰事難休，也將歐洲推向了地緣政治的暴風眼。盡管美國多次催促歐洲盟友支持，但出于安全風險、國內民意、國際道義等考量，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主要國家明確表態“不跟”，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憤怒溢于言表，頻頻對歐洲盟友指責、批評甚至發出威脅。

一個多月來，這場波及全球能源命脈與安全架構的沖突，讓歐洲多國糾結又無奈。有分析人士總結，在重大地緣政治問題上歐洲幾乎總是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利益分化嚴重。

2026年2月28日，民眾在英國倫敦議會廣場舉行示威，抗議美國和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 李穎攝/本刊

從當前態勢來看，相關情況不僅反映出歐洲內部在外交政策層面的分歧，更折射出歐洲正深陷一場關乎生存的“身份危機”。歐洲艱難地在所謂“規范性力量”的理想光環與“強權即公理”的現實鐵幕之間尋找立足點，試圖在多極化世界的劇烈動蕩中，通過一場充滿陣痛的“地緣覺醒”，重新定義歐洲作為世界多極化格局中重要一極的未來角色。

“理想”與“現實”迎面撞擊

長期以來，歐洲自詡“規范性力量”，即力主通過界定何為“規范”來塑造普適性的國際規則。3月3日，成立于2025年的歐盟-聯合國和平與安全戰略委員會在美國紐約舉行首次會議，重申堅定支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

歐洲在當前中東局勢中展現出的某些“二元對立”或舉棋不定的現象，本質上就是這種“規范性力量”身份認同與在霸權國家沖擊下強化的“強權即公理”邏輯之間的劇烈碰撞。

歐洲多國發現，當其核心盟友選擇繞過布魯塞爾的磋商機制，以既成事實驅動局勢變化時，歐洲長期奉行的多邊主義價值觀在絕對武力面前顯得極其蒼白無力。

這也讓歐洲大力推動的“戰略自主”，加速從一種前瞻性的政策理想，轉向滿足關乎生存的現實需求。這在俄烏沖突中已有所體現。當前伊朗局勢的急劇惡化，則進一步暴露了歐洲在遠程打擊、實時衛星情報監測及戰略運輸能力等硬實力領域的顯著短板。

獨立軍事干預工具的匱乏，使得歐洲總體上在面對足以切斷霍爾木茲海峽能源生命線，并可能引發新一輪地緣政治難民潮的區域戰爭時，陷入“言辭激昂卻行動遲滯”的窘境。歐洲再一次深刻意識到，缺乏軍事支撐的外交斡旋不足以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與周邊穩定，主動權掌握在那些并不總是顧及歐洲利益的外部力量手上。

這一現實，揭示了在與盟友“非對稱相互依賴”情形下，歐洲所遭遇的“安全陷阱”。長期以來，歐洲在安全保障上高度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軍事架構，但在地理、能源及移民生態等問題上卻與中東局勢密切關聯。

由于這種非對稱性，歐洲國家常常不得不為美國的區域冒險行為提供后勤支持或道德背書，甚至在民意強烈反對、戰略研判認為行動魯莽的情況下，仍與美國維持表面的盟友團結。這種“安全給養”與“利益共生”的深度錯位，迫使歐洲在與美國相關的每一次中東危機中幾乎都要經歷一場自損信譽的拷問，在“默許不義之戰”與“面臨安全孤立”之間艱難保持政治上的平衡。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3月24日表示，自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跨大西洋關系的裂痕深重。盟友之間乃至全世界范圍內，對美國大國政治的信任已然喪失。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毫無疑問違反了國際法，是政治上的一個致命錯誤。國際法作為秩序框架、規則手冊和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性，對德國和歐洲而言都絲毫未減。在跨大西洋關系中，德國必須擺脫使自己變得脆弱的依賴。

歐洲內部分歧重重

歐洲各國之間，包括歐盟國家內部，在諸多問題上都并非鐵板一塊。對于美以悍然發動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一些國家表示強烈反對，部分表示公開支持，還有一些國家“有限支持+軍事切割”，也有國家保持觀望狀態。

戰事爆發后不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即發表視頻聲明，反對美以對伊朗動武，此后更是在多個場合譴責美以軍事行動，稱之為“極其嚴重的錯誤”。桑切斯痛斥：“有人在這個世界縱火，其他人卻不得不承受灰燼，這是不公平的。”

西班牙國防大臣瑪格麗塔·羅夫萊斯3月31日證實，西班牙政府在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空襲當天就作出決定，限制涉及相關軍事行動的軍用飛機使用其領空。此外，西班牙明確拒絕授權美方在該國境內的羅塔和莫龍-德拉弗龍特拉兩座軍事基地進行與空襲伊朗相關的軍事活動。

分析人士認為，西班牙此舉不僅是為了維護歐洲的“道德高地”形象，更是為了防止本國被拖入一場未經歐盟成員國一致授權的區域戰爭。這種基于國際法的防御性姿態，表明地中海沿岸歐洲國家對中東動蕩引發的難民潮有著比北歐國家更直接的痛感，凸顯歐洲對這一長期極易引發分歧議題的深層擔憂。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立陶宛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據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報道，立陶宛總統瑙塞達3月6日說，“作為一個忠實且負責任的盟友”，立陶宛準備向美國提供其領土，以保障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的后勤支持。他還表示希望“伊朗政權能夠重返外交軌道”。對這些國家而言，伊朗局勢與俄烏沖突緊密關聯。其向華盛頓展示自己“作為責任共擔者的忠誠”，意在換取美國在北約東翼安全保障上不撤資、不降級。

與上述國家不同，法國、英國等采取“雙軌轉向”策略，充分展現在亂局中的“戰略投機與平衡術”。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捍衛“歐洲戰略自主”的演說，呼吁各方立即降級沖突，同時又迅速向東地中海部署“戴高樂”號航母戰斗群。在觀察人士看來，這種舉動并非簡單的軍事支持，而是展現“入場券”式的存在——通過展示武力確保自己在未來的區域權力重組和能源分配談判中擁有一席之地。英國則利用“脫歐”后的自主性，在情報共享上與美以深度捆綁，但在外交辭令上保持克制，試圖扮演沖突調停者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形勢發展，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從最初的震驚觀望、強調中立，逐步轉向外交妥協與有限介入。這一態勢變化，既折射出歐洲在美國強勢施壓與中東能源危機背景下進退兩難的外交困境，也暴露出其戰略自主能力方面的核心短板。

在一些歐洲國家，民意與政府姿態之間也出現明顯溫差——民眾普遍反對軍事介入，政府卻在政策上傾向于配合美方行動。相關問題若進一步升級，不僅會侵蝕一些國家政府的執政根基，更會在客觀上為歐洲內部的民粹主義勢力提供可資利用的政治燃料，使得“重塑歐洲”的努力在開始之初就面臨“后院起火”的窘境。

另有媒體報道指出，當地時間3月25日，歐洲議會就能源安全、獨立性和供應問題舉行全體會議，其間歐盟內部在對伊朗軍事行動的立場及應對路徑上矛盾進一步顯現。一段時間以來，歐盟在此問題上陷入嚴重分歧，爭論不休。

在歐盟機構內部，據西班牙《理性報》網站3月10日報道，圍繞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歐盟最有影響力的機構的兩位領導人之間出現了罕見裂痕。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3月10日在外交使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致力于維護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世界秩序，并保持合作。”這番話顯然是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前一天在同一場合發表的講話的回應，馮德萊恩當時為美國打擊伊朗的行動進行了辯護。這一狀況，反映出在如何應對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格局問題上，歐盟內部的觀點分歧正日益加深。

一場代價高昂的“身份重構”

綜合而言，在俄烏沖突持續延宕與中東局勢波詭云譎的雙重夾擊下，歐洲正經歷一場自冷戰結束以來劇烈且代價高昂的“身份重構”之旅。

經濟層面，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阻滯與封鎖風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抵消了歐盟近年來在脫離俄羅斯能源后所建立的脆弱平衡。

3月11日，國際能源署宣布，32個成員國一致同意釋放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以應對因美國和以色列軍事打擊伊朗導致全球石油供應緊張的局面。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比羅爾說，當前全球性能源危機程度“比1973年、1979年和2022年（能源危機）加起來還要嚴重”。

3月27日，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委員瓦爾季斯·東布羅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東戰事引發能源價格飆升，歐盟經濟正面臨滯脹風險。3月31日，歐盟能源專員丹·約根森說，伊朗戰事將導致能源市場面臨長期混亂，歐盟正考慮重啟其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期間采取的能源危機應對措施。

現象背后，歐洲應對極端通脹的宏觀工具箱幾近見底，更從根基上威脅到德、法、意等傳統制造強國的“再工業化”愿景。當歐洲能源成本長期偏離全球平均水平，歐洲多國面臨的風險，除了短期的經濟增長放緩，更嚴重的是在全球供應鏈中競爭地位的長期性滑坡。

社會層面，伊朗局勢動蕩引發的潛在難民潮，同樣讓歐洲深感焦慮。對2015年難民危機的歷史記憶與集體恐懼，正被歐洲多國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精準利用，成為他們手中抨擊建制派政黨外交失能、社會契約崩潰的有力武器。

內部治理失能，使得歐洲在處理國際危機時愈發內向化，不僅動搖歐盟內部關于歐洲《移民與難民庇護公約》等的共識，更在客觀上加劇了歐洲政治版圖的極化與碎片化。內憂外患共振，迫使歐洲在重塑自身防務能力時，必須在狀況不佳甚至日益枯竭的財政空間中進行艱難抉擇。

在此背景下，歐洲軍事重心正在經歷一場堪稱空前的“防御性擴張”，旨在從安全長期仰仗美國轉變為充當地區安全的主導者。為了支撐高達1500億歐元的“歐洲安全行動”框架，布魯塞爾開啟了一種類似冷戰時期的“大炮換黃油”模式。這意味著歐洲必須大規模削減本應投入到其綠色轉型和全球發展援助中的長期預算，以填補在彈藥產能、反導系統和深海護航等硬實力領域的巨大缺口。

財政資源的戰略性轉場，雖然有助于在短期內提升歐洲的威懾力量，但同時也會嚴重削弱其長期作為“全球氣候治理和價值觀引領者”之一的道義根基。一個削減減貧援助，轉而投產先進武器的歐洲，將不再是那個通過貿易與法律維護所謂“普世正義”的“規范性力量”，而是一個在大國博弈、霸權劫掠中竭力尋求自保的傳統地緣實體。

歐洲正在經歷的“身份重構”危機，表明它既無法割舍對二戰后多邊主義規則的眷戀，又被迫投身于叢林法則的博弈；既深陷于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慣性依賴，又不得不因此承受這種地緣實力錯位帶來的“次生災害”。種種矛盾折射出歐洲的核心困惑：在國際格局深刻演變的時代，以“軟實力”立命的歐洲，應如何換取生存發展的“硬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