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生態環境法典實施在即：違法成本大幅提高，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的損害事實也被納入……

綠色低碳先行企業將獲得制度紅利；針對生態環境監測數據造假，將實行“雙罰制”，不僅對監測機構最高可罰200萬元，還將“處罰到人”……

即將于2026年8月15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以下簡稱“生態環境法典”或“法典”）對上述問題作出了相關規定，該法典是繼民法典之后，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態環境”命名的法典。

生態環境法典與民法典如何分工？其與全國碳市場、刑事司法又如何銜接？對企業及高管有何影響？基層執法面臨哪些挑戰？《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就此對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憲忠，西南政法大學校長林維，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秦天寶進行了圓桌專訪。

法典包括了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的損害事實

NBD：生態環境法典與民法典同屬“法典”層級，在環境侵權、生態損害賠償等領域，兩者如何分工配合？

孫憲忠：生態環境法律責任確定的首要因素，是生態環境受損害的事實。傳統民法認為，一般情況下，只有在發生損害，且損害事實較清晰的情況下，才能啟動追究加害人法律責任的法律程序。首先應注意的是，生態環境法律責任所認定的損害事實，基本分析邏輯也是從民法侵權責任分析邏輯延伸而來。

但生態環境法律發展至今，已與民法中一般侵權責任所認定的法律事實明顯區分，甚至和民法中關于生態環境的特殊規定也有了不同。顯著差異在于，生態環境法典中所述損害事實，包括有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的損害事實，因為該法典從預防為主的角度，規定了很多對應性規則。

民法中所述侵權包括一般侵權和特殊侵權。一般侵權，多針對具體自然人或法人的人身權或財產權損害，侵害事實較易認定；特殊侵權（如生態和環境侵權）不但受害群體龐大，且損害事實也常難以認定。

甚至，有時還造成更難以認定損害事實的公共利益損害。如工廠排放污水，可能造成下游農民農田減產（個人利益）、流域居民飲水安全受到威脅（群體利益），甚至造成流域生態系統退化（公共利益）。民法典編纂時，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已經付出了努力，但現在看來其規定遠不如生態環境法典詳細周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問題應該主要適用生態環境法的法律責任規定。

此外，在某些情況下，生態損害的發生難以直接落實到具體的民事主體或特定對象上，這種特殊情形也是生態環境法律責任的特點。如2025年9月發生的喜馬拉雅山煙花燃放事件，受損害的僅僅是這一地區的生態，而不包括具體的民事主體利益。

但應指出的是，在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中，對公共利益這種抽象概念，也應盡量具象化或具體化，這樣才能按照“責罰相適應”的原則對行為人追究適當的責任，避免有過重或過輕追責的情形。

環境監測數據造假，高管可能面臨刑責

NBD：針對企業環境監測數據造假，法典“法律責任編”確立了嚴格的法律責任，不僅規定對構成監測數據造假的監測機構最高可罰200萬元，還明確要求對相關管理人員“處罰到人”。“雙罰制”（罰單位+罰個人）體現了何種立場？相關企業高管除面臨來自法典的“處罰到人”要求，是否還面臨相關的刑事責任風險？

林維：針對該問題，法典落實“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要求，確認了《生態環境監測條例》“從嚴打擊”的立場。法典第1091條在嚴格規定監測機構法律責任的同時，明確可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以最高五萬元罰款及最長十年的禁業處罰，實現了“單位+企業管理人員”的“雙罰”，進一步夯實了企業管理人員的主體責任。

從嚴要求，不僅體現在法典對“雙罰制”的規定，也體現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現階段，根據刑法以及兩高司法解釋的規定，涉及企業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單位法定代表人、實際經營人、部門負責人等企業管理人員，可能面臨以下刑事責任風險：

一是重點排污單位、實行排污許可重點管理的相關管理人員，因單位實施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等污染物的行為，可被認定為刑法第338條規定的“嚴重污染環境”，面臨被按照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的風險。

二是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溫室氣體排放檢驗檢測、排放報告編制或者核查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管理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同時具有“取得違法所得三十萬元以上”或者“二年內曾因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受過二次以上行政處罰，又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的，可被認定為刑法第229條規定“情節嚴重”，進而面臨被按照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定罪處罰的風險。

三是企業相關管理人員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直接實施或者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以下行為：修改系統參數或者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監測數據；干擾系統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因系統不能正常運行而嚴重失真；其他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造成嚴重后果的。其可能面臨被按照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的風險。

綠色低碳先行企業將獲得制度紅利

NBD：“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系全球首創。從污染防治到綠色發展，該制度設計對企業有何影響？

秦天寶：法典將綠色低碳發展單獨設為一編，共4章、114條，涵蓋發展循環經濟、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等核心領域，這在世界立法史上屬首次。

這是立法理念的根本性變革，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立法從“末端治理”向“源頭管控”“引領轉型”的重大跨越。法典將“雙碳”目標從政策引導提升為剛性法律制度，實現從“后果應對”到“前瞻引領”的轉變。

對企業而言，該編帶來的影響是系統性、深層次的。

第一，綠色轉型從可選項變為必答題。法典將綠色轉型上升為企業法定義務，打破以往自愿參與的模式，明確要求企業履行綠色低碳發展義務，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進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

第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得到強化。法典明確電器電子、機動車、鉛蓄電池、動力電池等產品的生產者，需建立與銷量相匹配的廢舊產品回收體系并向社會公開，讓企業從產品設計環節就開始考量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同時，法典對風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項目的退役設備處理也作出明確規定，要求企業履行循環利用或無害化處置義務。

第三，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法定化，碳資產成為核心生產要素。法典在法律層面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制度，明確納入重點排放單位的履約主體責任，不按時足量履約即為違法行為。碳資產已不再僅是企業履責的“緊箍咒”，而將變成與資金、技術并列的核心生產要素。

第四，企業面臨“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的綜合合規要求。電力等行業從過去主要應對污染物排放的單一合規模式，轉向碳排放、污染防治、生態保護“三位一體”的綜合合規模式。法典大幅提高違法成本，明確對違法排放污染物等行為實施按日連續計罰，企業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等也將面臨罰款、行政拘留、從業禁止等處罰，實現“穿透式追責”。

第五，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獲得頂層法律依據。法典明確規定推進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為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等交易市場的健康運行提供了頂層法律依據。在綠色低碳方面先行一步的企業，將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制度紅利。

如何與全國碳市場銜接？

NBD：“綠色低碳發展”編中的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如何與全國碳市場銜接？

秦天寶：法典首次在國家法律層面確立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填補了碳市場長期缺乏上位法的空白，構建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系列規范性文件”為一體的層次清晰、保障有序的碳市場制度體系。具體銜接機制體現在以下維度：

一是統一核算標準和數據基礎。法典明確了碳排放統計核算、標準、因子庫的負責部門，從根本上解決了碳市場企業排放數據核算標準、因子選擇等不統一的問題，為全國統一碳市場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明確碳市場核心制度要素的統一性。法典在《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交易產品、配額分配等核心制度要素的統一性，為解決碳市場規則碎片化、執行標準不統一的問題提供法律支撐。

三是確立自愿減排交易市場的法律地位，從法律層面對“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加快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建設”給予重要保障。

四是確立管理部門的法定職責。法典明確國務院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負責碳排放權交易、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及相關活動的監督管理，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參與監管。

五是堅持“原則性規定+彈性空間”的立法思路。法典對碳市場核心制度要素只做原則性規定，既確保政策穩定性，又給碳市場制度動態創新留足空間。例如，法典僅將碳排放權交易產品限定在現貨范圍內，未來可適時引入碳配額質押、碳回購等碳金融創新產品。

六是推動碳排放雙控制度銜接。法典明確推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逐步由強度控制轉向配額總量控制，強化碳排放權交易與碳排放雙控制度的銜接。

如何平衡治理效果與民生便利？

NBD：對于光污染、噪聲污染等“新型”環境問題，以往執法依據分散。法典將其系統納入后，基層執法仍面臨哪些挑戰？從司法角度看，這類污染侵權的因果關系認定、損害量化，是否需要配套的司法解釋？

2016年至2024年全國城市聲環境功能區晝間、夜間達標率年際變化

圖片來源：《2024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林維：法典對該類“新型”環境問題進行了創新規定，如第548條、第668條分別明確國務院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對全國噪聲污染防治和光污染防治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解決了以往多頭執法的難題。但基層執法仍面臨“干擾”標準主觀性強的困境。法典第547條規定，噪聲污染需滿足“超標準、未采取措施、干擾生活”，其中“干擾他人正常生活”高度依賴個體感受——廣場舞音樂對參與者是娛樂，對周邊居民可能是侵擾；商業廣告燈光對商圈是繁榮，對住戶可能是徹夜眩光。

此外，噪聲、光等能量型污染具有瞬時性、主觀差異性等特征，使司法實踐面臨因果關系認定困難、損害量化缺乏統一標準等困境。加之生態環境法典與民法典在歸責原則、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上的表述也不盡相同，使未來涉及光污染、噪聲污染的司法實踐仍面臨統一裁判尺度的挑戰。建議配套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因果關系認定和損害量化細則，理順生態環境法典與民法典相關規則的適用關系，確保損害擔責的要求在新型污染領域落地。

策劃 |李彪

統籌 |易啟江

記者 |張宏

編輯 |董興生 黃博文

視覺 |陳冠宇

排版 |黃博文

｜每日經濟新聞 nbdnews 原創文章｜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摘編、復制及鏡像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