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治病不蘄三折肱：“狂人”潘伯鷹和他的《黃庭堅詩選》

潘伯鷹

人們對黃庭堅詩的評價，向來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喜歡他詩歌的人，覺得他的詩句法奇、運典妙、用思巧，無處不展現(xiàn)著他作為詩人的天才與想象力。而不喜歡他詩歌的人，則覺得他的僻典奇句，無不透著一種晦澀的味道，讓人無法理解他的巧思，甚至琢磨不透他想說什么，根本不能稱為一個合格的詩人。黃詩確有其晦澀一面，以致后人無法準確理解，對一句話產(chǎn)生了不同的解釋。王水照先生在《宋代詩歌的藝術(shù)特點和教訓》一文中就舉了黃詩《寄黃幾復》“治病不蘄三折肱”為例，說“舊注說‘言其諳練世故，不待困而后知也’。近人注為：‘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之意。’似乎都未能把全詩解通。這是黃庭堅為了拼湊對仗，硬把兩個包含數(shù)量詞的典故排比起來，因而造成詞意晦澀”（《文藝論叢》第五輯，1978年11月）。肱是手臂的意思，“三折肱”用了《左傳》“三折肱知為良醫(yī)”的典故，意思是一個人手臂折了三次，就知道他醫(yī)術(shù)不錯，正是俗話所謂的“久病成良醫(yī)”；蘄是求的意思。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要治病不用求把手臂打折三次”，其實對稍微熟悉古代字詞、典故的人來說不難翻譯。不好理解的在于黃庭堅想用這句話表達什么：宋代任淵的注（即所謂“舊注”）認為黃庭堅是在夸獎他的朋友黃幾復辦事能力強，不用遭受困難就能把事辦好，就好像一位天才的醫(yī)生，不必有自己久病的經(jīng)驗（三折肱）就可以把病看好。這一解釋倒也頗能使詩歌文從字順的。

而王先生這里說的“近人注”，則出自1964年出版的，由朱東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二冊》。這部書初版的宋詩部分，正由時任上海師院教授的胡云翼先生注解。這句注文正是胡先生在引用了舊注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并未詳細解釋這句詩的字面意思與背后所指有什么聯(lián)系。也許是注文也像黃詩一樣有些晦澀，所以1980年代《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修訂時，曹融南等先生就將注文改成了“這句是稱道黃幾復有治世的才能，不待閱歷豐富，已有良好治績”，又全本于任淵的舊注了。

《黃庭堅詩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其實云翼先生此注所本，我想應該是出自一本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小書《黃庭堅詩選》。這本書是潘伯鷹先生在山谷近二千首詩歌中選出一百五十首加以通俗注釋的普及讀物。《寄黃幾復》作為黃庭堅的名作，自然在選。潘先生在解釋“治病不蘄三折肱”時這樣說：“此處說不希望落個‘良醫(yī)’的空名倒把手臂三次打折了。按任淵注此句云：‘言其諳練世故，不待困而后知也。’任語未得本意。”明確地指出任注之未確。任注之意，在于黃庭堅將黃幾復比作一個不用“三折肱”就能領(lǐng)悟醫(yī)道的醫(yī)生，潘先生則認為此句是說世人為求“良醫(yī)”之名才去“三折肱”，而黃幾復卻不屑打斷手臂去求這樣的名聲，意思自然就是“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了。

細味二注，在任淵的舊注里，“治病不蘄三折肱”只是一句運用夸張手法的酬應式夸獎；而潘注則彰顯了黃幾復不合流俗的精神。且“三折肱知為良醫(yī)”這句先哲的格言也成了流俗的看法，則此詩不僅句法奇、用典巧，詩人的見識似也顯得更為超拔了。這倒與選注者潘伯鷹先生的個性有些呼應：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中曾將潘伯鷹列于“十大狂人”之一，而鄭逸梅先生《藝林散葉》中也稱時人對潘“有狂人之目”之語。因此，他對任注將此句解釋為一種單純的夸飾獎掖之詞，自然是不會滿意的。近來看到他選注、出版這本《黃庭堅詩選》的一些資料，了解這本書出版的來龍去脈，對他狂傲不合流俗的狂人性格又有了一些具體的體會。

關(guān)于這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前輩錢伯城先生作為這部書的約稿者，曾寫過一篇《師友誼，書友篤——記潘伯鷹〈黃庭堅詩選〉》（發(fā)表于《深圳商報·文化廣場》1996年2月29日）。在文章里，錢伯城提到他在1956年擔任新成立的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部負責人時，因陸澹安先生之介，認識了時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的潘伯鷹先生。錢伯城知道潘伯鷹學問很好，且對黃庭堅有研究，而當時自己又想“使讀者不要以為只有唐詩，宋詩也有好的；而談到宋詩，也不要以為只有陸放翁一人是大家，此外就無人了”，所以就約潘先生編一本《黃庭堅詩選》。而潘先生也“毫不推辭”，“不到半年，他就把選本的稿子交來了，篇幅不大，選得很精，還寫了一篇長達萬言的‘導言’。這篇‘導言’，論點極為公允，對黃庭堅的人品、政見，以及他的藝術(shù)成就有十分精辟的論述。因為當時也有種傾向，政治上尊王（安石）貶蘇（東坡），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又是‘蘇黃’并稱，自然在貶之列。這篇‘導言’則根據(jù)史實和黃的作品，指出黃庭堅‘能客觀地正確地批判當時政局得失’，‘這是他的文學中人民性最突出的地方，這是我們古代士君子品質(zhì)最優(yōu)良的傳統(tǒng)’”。錢伯城十分精到地指出這本書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十分難能可貴的優(yōu)點，即對黃庭堅這位站在“北宋偉大改革家”王安石對立面的、詩歌有著重形式主義（即技巧）而輕思想性（即所謂反映現(xiàn)實、人民性）的詩人給予了高度肯定的評價。

而談到這本書的出版過程，錢伯城先生寫道，潘伯鷹在詩歌的標點上有自己獨特的看法，點斷與通常標點方式有異，且喜用破折號與感嘆號，在這點上，“編輯部雖然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尊重伯鷹意見，作為本書選注的特點，一律不加改動。可能有個別有幾處，伯鷹曾有修改，現(xiàn)已記不清了。總之，伯鷹的這個選本，在出版社未曾遇到過阻礙，順利地出版了”。所述卻與我在翻查書稿檔案時看到的很不一樣。

該書的書稿檔案內(nèi)容十分豐富，除了常規(guī)的審稿意見、處理意見及部分往來書信外，還有一份詳細的出版社與潘伯鷹先生交涉的情況說明，可以大致鉤稽出這本書當時的一些出版情況。

金性堯

《黃庭堅詩選》其實是1955年新文藝出版社古典組還未改組為古典文學出版社時，即由錢伯城先生約稿。約稿后，由于在春、金性堯首先審讀，二人在審讀稿件后，并沒有對標點符號問題特別提出過意見。這想必是錢伯城先生將此稿的審稿情況與周汝昌先生《楊萬里選集》一書搞混（詳可參見拙作《從〈陸游選集〉到〈楊萬里選集〉：“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出版緣起》一文），但卻對該書的其他問題提出了很多意見。如對潘伯鷹的選目，于在春認為“只著重選煉字煉句的作品，而未著重在選內(nèi)容比較有現(xiàn)實意義的”，對潘伯鷹的導言，金性堯先生甚至認為“文字既累贅拖沓，不夠簡明扼要，理論方面也覺得缺少把握，不切實際”，談論了過多的黃庭堅所處時代的政治背景，而且其中對王安石變法、北宋文官待遇問題等都不得要領(lǐng)，漫無邊際。在第一次審讀完畢后，又由金性堯先生擬稿，結(jié)合審稿情況向作者致信，將稿件退回，希望他依照意見修改。檔案中保留了該信的擬文稿紙，在1956年12月17日由金性堯擬稿，12月18日錢伯城核稿，12月19日繕寫、校對，想必發(fā)出時間在1956年12月20日左右，信云：

伯鷹先生：

尊稿已經(jīng)我社審閱完畢。我們有下列幾點意見，和您商榷：

1. 導言部分，文字似覺繁贅一點，不夠扼要，因而顯得缺少一個中心。如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論王安石的變法，論山谷與禪學的關(guān)系（詳后），論宋代官僚優(yōu)遇、新舊黨爭（尤其是官僚優(yōu)遇一段），似非闡述山谷作品的關(guān)鍵所在。對于當時的政治得失，民生甘苦，也即所謂歷史面貌，只需一些必要的介紹就夠。如談的過多，倒反而喧賓奪主，不著邊際了。我們認為，對于山谷作品的評價，還得從整個文學角度來發(fā)揮，以具體的例證來分析他作品的社會意義與藝術(shù)特征，并通過這些作品來說明他在文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對于山谷詩的缺點部分，也應作一總結(jié)性的論述。如此，則何者為山谷詩的優(yōu)長，何者為其缺陷，才能使讀者有所啟發(fā)，并能以批判的態(tài)度來對待它。因為山谷的詩向來毀譽參半，如晦澀枯槁、粗怪險僻，因襲模擬都是黃詩之一病。這里不妨將優(yōu)缺兩點加以歸納，俾讀者也有取舍之準繩。

2. 尊稿中論山谷詩與禪學關(guān)系，似不必如此詳盡。稿中雖說“一切涉于玄秘的部分只字不談”，然第26頁“度世之心”云云，對一般讀者恐怕還是要感到“玄秘”的。實則只要稍稍說明禪學對黃詩有何影響即可，也就是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而已。

3. 有些不說自明的道理，似可從略，使全稿更臻緊湊，如54頁中“希望好學深思的讀者”一段，60頁中“大凡人在富貴得意時，胸襟還許開闊些”一段，即其一例，而后者的提法恐也似是而非。因為根據(jù)這一提法，容易令人得到這一概念：窮困的人胸襟總是狹窄的。雖則先生的命意當然不是這樣的。

4. 導言第31頁說王安石的變法“在理論上的良法美意，到了實施之時，往往把好事辦壞了”。這里的因果關(guān)系也未交代清楚：為什么在理論上的良法美意，到了實施時，就會把好事辦壞了呢？

5. 導言第31頁、32頁，正文114頁注五中所說的現(xiàn)實主義一詞，理解似有偏差之處，請酌改。149頁注四用“范疇”一詞，亦未甚的當。

6. 正文部分，所選入的詩，具有現(xiàn)實意義之作較少，而側(cè)重于煉字煉句之作。煉字煉句固是山谷詩的特點，但他的平易自然的作品，也同樣是黃詩的重要一面。又如山谷的七律有其精到煥發(fā)之處，惜稿中于七律選得較少，應否再就全稿加以增刪爬梳，統(tǒng)請斟酌。

7. 注釋部分，一般能解決問題。但文字似還有精簡之必要。有些應注而未注的，已一一提于附簽之中，請再加注。有些雖已注了而仍未得要領(lǐng)的，如詩選第13頁“崔蔡不足云”，只說是“指漢崔瑗、蔡邕”，但崔蔡為什么“不足云”呢？注中未作說明，這樣對初學者就未必有實用。又如注文的體例方面，有的是一詞而單獨一行的，有的是合數(shù)詞而占一行的，這就難于使人按圖索驥，而且是否有一標準？亦請重加調(diào)整。名物稱謂方面也不很統(tǒng)一，如有時稱蘇軾，有時稱東坡，有時稱李商隱，有時稱義山……即其一例。還有如標點符號方面，雖已由本社就注意所及，加以補充，但其中或尚有疏漏之處，請于整理時一并補正之。另外希望能加上人、地名及書名線。

以上僅是我們一點粗淺的意見，提供您參考，如有不恰當處，還請指教。 此致

敬禮

這封信大致概括了編輯部初讀稿件后對書稿的總體意見，從大方向上的導言撰寫、選目，到注釋的商榷，再到更細節(jié)的體例，似乎都有不滿之處。其中的重頭是這部書與當時的主流觀點有所不符：選目選及的反映現(xiàn)實的詩歌不夠多，對黃詩只有表揚，而對其形式主義的一面沒有批評，大談黃詩與“玄秘”的禪學的關(guān)系，對歷史政治等問題發(fā)表議論太多而恐怕有不合時宜之處等。接信之后，潘伯鷹先生對這些意見并不買賬，于是請時任古典文學出版社經(jīng)理部的副主任劉哲民轉(zhuǎn)告編輯部，約請編輯部派人磋商。此后，錢伯城先生與潘先生會面。根據(jù)檔案中與作者交涉情況的材料，可知當時會面及以后的一些細節(jié)：

當時作者表示：除了根據(jù)版本，給他核對出了若干筆誤外，其他意見均無考慮余地；并說，在全國范圍說來，搞山谷詩的人，他也都有數(shù)的。并舉出錢默存（鍾書），似乎惟錢氏一人稍可與之頡頏；并謂我社編輯部“有一位小弟弟的筆跡所提的意見，簡直可笑。字也寫得極壞”。要之，他是黃山谷的權(quán)威，所提意見，不屑一答。關(guān)于黃山谷與禪學關(guān)系一節(jié)，他自詡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把黃氏和方外人士的交往關(guān)系作了有系統(tǒng)的說明云云。當時情況，作者實不容我社編輯插嘴；在此氣氛下，編輯為正面提出稿件思想原則上的錯誤，關(guān)系也必然會搞僵。錢伯城當時為了尊重作者起見，表示將原稿取回，到社內(nèi)研究再說。回社后，發(fā)現(xiàn)原稿上所附的意見簽條，大部經(jīng)作者批駁，語句大抵帶著譏斥口吻；所改者僅原詩上的錯字及一二無關(guān)宏旨的文字的修飾。

后數(shù)日，作者約本社編輯錢伯城、何滿子及經(jīng)理部劉哲民在南市得勝館[筆者按，似當為“德興館”]晚餐，并有作者友人，亦為本社作者陸澹安在座。席間，作者又談到山谷詩和禪學關(guān)系一節(jié)，引為自己的“一得之見”，說：談山谷詩而不究明其與禪學的關(guān)系，等于不談；并說，山谷詩為苦茶，嗜之者正樂其釅味，詩中之禪，正其釅味之所在。何滿子當時說，釋詩時說明這點是必要的，但如果作者本人在談禪時，同意了這種厭世色彩的思想，恐怕不大好。作者惋嘆良深地說：人世間的一切，事實上是夢幻泡影，古代與當前，莫不如此；（大意如此）凡嘗味了人間甘苦的，就能體會云云。同時，作者借上海文化出版社與作者關(guān)系為例，指桑罵槐地譏評出版社編輯部都喜歡玩弄“權(quán)威”，以生殺予奪之權(quán)在手而作難作家，作者似乎非屈己就人不可；而他自己則偏偏不吃這一套云云。

何滿子

這次與出版社的交涉潘伯鷹先生可謂寸步不讓，充分彰顯了他的“狂人”性格。而編輯部將只改了一些表述及錯字的稿件拿回后，繼續(xù)由何滿子先生三審。何滿子的審稿意見與前審也基本相同，認為“依現(xiàn)有質(zhì)量，此稿實不夠出版水平”，在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后（主要還是選目、對黃庭堅過于“溢美”沒有批評、導言對歷史政治的議論等），提出“至少須將導言改寫，將注文中有問題之處作一比較大的修改；希望盡量少談思想、藝術(shù)等為其力所不能的地方，只求將詩句解釋明白，少發(fā)議論”的總體處理方法。此后，則又攜稿與潘伯鷹當面協(xié)商。這次，潘先生當面修改了一些書稿中存在的注釋錯誤等，對修改導言、刪去議論仍持保留意見。1957年3月1日，潘伯鷹先生更致函社長李俊民及何滿子先生：

日前承滿子先生遠道見過，多所指正，至以為感！不知歸途風不太寒否？甚念！關(guān)于山谷詩選稿，除與滿子兄當面筆改外，其余數(shù)處，又再經(jīng)校閱，凡可以遵改之處，已皆照改。此為弟最后之改本矣。

關(guān)于導言及所云可將詩注中之某數(shù)處移入導言等，經(jīng)考慮，弟意仍其舊貫。其理由有二。一為是非問題，此問題，弟意最好認作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否則必至彼此各執(zhí)所見，愈辯愈多，馴至以文字為槃敦始，以唇吻為干戈終，弟所不愿也，亦弟所不暇也。二為權(quán)界問題，每一作者最低的要求乃是要一個以自己的真面目去直接受考驗，絕不愿一本書在出版以前，即已完全不是自己的面目，以至受譽則掠人之美，受毀則代人受過。這一界限謂宜由出版家與作家交勉，尤其出版家不應以己意強迫作者接受，以同一的意思，一而再，再而三！使作者接受則違心，不接受則失禮也。愚直之言不知有當否？若貴社堅持必須按照貴社之意改定，則弟愿將此稿無條件奉贈，以貴社名義出版。此乃肺腑之言，毫無意氣也。

專此敬問

大安！

弟潘伯鷹上

三月一日

元稿存弟處，奉復后即遵繳。

再舉一小事，貴同人在“佳客”注中，提出佳字不能作好字解，并舉例云“佳人即不能作好人解”。實則此例正好為弟辯護，此處所舉之例正宜作“好人”解也。由于佳人應作好人解，故可以施之于男女皆宜。古人詩中此例極多。“我所思兮，西方美人”，此美人乃文王也，此為最古之例。然似此類，多如牛毛，弟若一一作答實不勝其煩矣！何如替小弟留個面子，使弟不至窘無所逃耶？古語云“窮寇勿追”，弟今日在貴社之前已儼然一窮寇矣！

信寫得很有興味，措辭也很嚴厲，竟將出版社一再要求他修改稿件比作“追窮寇”，甚至提出如果出版社一定要求修改方能出版，則他情愿將稿件奉送，由出版社自行修改后，以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當然是一句氣話，但也從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潘伯鷹先生狂傲不羈的個性。

《黃庭堅詩選》的出版再次陷入僵局，編輯部只得再請與潘伯鷹先生相熟的陸澹安先生出馬，希望由他從中調(diào)停說項，讓潘伯鷹先生盡量依照審稿意見修改后再出版，但潘先生依舊固執(zhí)己見，不肯修改。編輯部無奈，只得請胡道靜先生做了第四次審讀，希望在結(jié)合他的審讀意見后，再決定稿件的處理方式。胡道靜先生的審讀意見則較前面幾審略為“溫和”，肯定了《詩選》在注釋上的優(yōu)長之處，認為“作者體會黃詩含義較為深刻，并能解說詳明的優(yōu)點。山谷詩語，往往有一定的事實背景，而遣詞用典，頗為晦澀，注釋在這方面，常常交代得很清楚。注釋的文字比較多一些，我以為還是必要的”，但也同意初二三審意見，認為該稿是存在很大缺點的，而且這些觀點性的偏頗，如果是一部學術(shù)著作，以“百家爭鳴”計，倒也可以接受，但對一部面向民眾的普及性著作，則“不完全適用”。更為嚴重的是，“導言”里論“宋代官僚優(yōu)遇”與“王安石變法”的觀點又存在“不符合歷史事實和分析情況錯誤”的問題。所以，雖然作者很不愿意接受修改意見，但“仍要請作者再考慮一下”。

陸澹安

由潘伯鷹先生對修改稿件的強硬態(tài)度來判斷，“再考慮一下”似乎不可能，但該書出版與否總要有個定論。1957年4月16日，錢伯城先生即根據(jù)與作者的交涉情況和胡道靜先生再審的情況，寫了一個簡單請示，希望社長李俊民做出最后的決定：

據(jù)胡道靜同志再審意見，本稿雖有較多的缺點，但亦有一定的長處，而其缺點，一般說來，也還不能算是原則性的缺點。作者既堅持不愿修改，而本稿也尚勉能符合出版水平，為尊重作者，擬同意接受出版，否則，擬即退稿（作者亦如此要求：非用即退）。究竟如何處理，請李社長批示遵辦。

錢伯城先生的請示寫得十分明確，即作者已不肯修改，“非用即退”。社長李俊民也馬上于4月18日做出了批示：

一、《黃山谷詩選》因系約稿，可同意接受出版。

二、由于我社編輯部對此稿和作者自己的看法，尚有距離，可派胡道靜同志再去聯(lián)系一下，不是希望作者作很大的修改，而是希望對我們正確的要求作一些讓步，于重要的地方略作增刪（主要是刪）。

三、印制時設(shè)計，可研究我所提出的選注本分三個類型的建議。

最終，《黃庭堅詩選》由社長李俊民拍板決定出版。其出版的命運則并非如錢伯城先生后來的回憶文章說的那樣，“未曾遇到過阻礙”，而是阻礙重重，幾番拉鋸。不過，也正是由于作者潘伯鷹先生的堅持己見與出版社一直秉持著尊重作者的宗旨，才能為后世留下這么一部充滿個性的著作。

潘伯鷹寄給編輯部的陳銘樞題簽

在《黃庭堅詩選》接受出版發(fā)排校樣之后，其實仍有一小小波折，可說是該書出版命運中最后的小插曲。1957年5月30日，潘伯鷹又致信錢伯城，言請陳真如（銘樞）寫了兩個題簽，他覺得第二個題簽更適用。隨信附了兩幅行書的“黃庭堅詩選”簽條，其中第二幅被剪去，應是做最后的封面設(shè)計之用。而我也在本書的“封面設(shè)計”檔案中找到了與信中簽條筆跡風格相近的一張封面打樣，十分奇怪的是，并不是該書最后呈現(xiàn)的隸書形態(tài)，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黃庭堅詩選》原封面打樣

檔案內(nèi)的與作者交涉的情況說明透露了此中端倪。原來，陳銘樞因發(fā)言不當，1957年6月被《人民日報》刊登了點名批評的讀者來信，此后更是愈演愈烈，變成了批判。所以潘伯鷹“又來信請將陳銘樞書簽改換陸澹安的書簽”。因此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封面上的題簽是陸澹安題寫的。此后在1957年8月間，該書校樣打出，古典文學出版社又將《黃庭堅詩選》“由陳社長（陳向平）和呂貞白重行審核”，對“導言”進行了一些刪芟，應該是針對胡道靜先生提出的有關(guān)王安石變法與宋代官僚的錯誤觀點的問題。終于，“作者始同意刪去”。可見，這部書在出版社的“努力”下最終還是刪去了部分文字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沒有金性堯先生審稿意見所提將王安石變法說成“理論上的良法美意”，“將好事辦壞了”一段了。

最后，再回過頭來說說《寄黃幾復》“治病不蘄三折肱”的解釋問題。其實，從單句意思來說，潘注還是較任注略微迂曲了一些。檔案中保留的審稿具體意見的簽條，也涉及此注，為于在春先生所寫，云：“按：此說牽強，不如任注為當。‘三折肱’疑亦不作‘手臂打折三次’解。”但結(jié)合詩歌整體來看，上句說“持家但有四立壁”，用了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的典故，是說黃幾復的沉淪下僚，甘于貧困，似乎下句接一個不合世俗、安于貧困的意思更搭。所以潘注說的也有一定道理。因此1964年初版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季鎮(zhèn)淮等選注的《歷代詩歌選》等選此詩都用了潘注的說法。這一小例子也可說明《黃庭堅詩選》在打破舊說、建立新說上是有一定貢獻的。最有趣的解釋，則來自金性堯。金性堯作為當時的二審者，自然是知道潘注的說法與于在春的意見，但他的《宋詩三百首新注》中解釋這句，說：“此句各家注說不一，似謂不從官場世故中去求升官發(fā)財?shù)脑E竅，意即不因貧困而茍合世俗，即上句寫黃介之貧，下句寫他的安貧。陳與義《感懷》有‘做吏不妨三折臂’語，即是諷刺官場的世故圓滑。張侃（南宋人）《歲時書事》亦說‘年來三折肱，逢人謾稱好’，皆可證。”則顯然是從潘注引申而來，顯然不覺得“任注為當”的。但他還特意去找了一下宋人用“三折肱”的語例來探究其究竟指什么，大概也受了一點點于在春先生“‘三折肱’疑不作‘手臂打折三次’解”批語的啟發(fā)吧（雖然“三折肱”指世故圓滑還是有那么一些牽強）。要之，黃庭堅說“治病不蘄三折肱”，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人也只能根據(jù)前人的注解或是或否了，但“狂人”潘伯鷹先生心中的“治病不蘄三折肱”，一定是作“不忤逆本心，不迎合世俗以求名”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