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焦爾不會“徹底重塑”對華政策，但幾點調整值得我們警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2026年4月12日，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歡呼聲震徹夜空。尊重與自由黨——簡稱“蒂薩黨”（Tisztelet és Szabadság Párt）的支持者揮舞著旗幟，伴隨著弗蘭克·辛納屈的《My Way》，慶祝一個歷史性時刻的到來。

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Fidesz）慘敗，而他昔日的親信、后成為挑戰者的毛焦爾·彼得（Magyar Péter），率領成立僅兩年多的蒂薩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

毛焦爾的支持者歡慶勝選

根據匈牙利國家選舉辦公室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在對98.93%選票完成統計后，蒂薩黨得票率達到53.06%，預計將獲得國會199個議席中的138席，超過三分之二多數。這意味著新政府不僅擁有常規的立法權，更具備獨立修改憲法的能力。歐爾班的青民盟得票率僅為38.43%，預計獲得55席。此番選舉的投票率接近78%，創下匈牙利近三十年來的歷史紀錄——近800萬選民中，近八成民眾走向投票站，用選票表達了對一個時代的告別。

這一結果不僅終結了歐爾班這位“政治老男人”自2010年起連續16年的執政生涯，更在歐盟內部引發了復雜的回響。有人歡呼這是“專制體制的崩塌”，有人期待這將“拯救歐盟于內耗之中”，更有媒體宣稱“歐盟最友華國家變天”。

然而，剝離開情感化的象征敘事，這場選舉的本質究竟是什么？一個中歐國家的政權更替，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新政府上臺的外溢效應如何？匈牙利的對華政策將走向何方？

本文將從毛焦爾的個人軌跡、歐爾班敗選的深層原因、選舉的多維影響、以及“拯救歐盟說”等四個維度，系統剖析這場歷史性選舉的真實意義。

毛焦爾是何方神圣？

值得注意的是，毛焦爾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反對派政治家，而是曾身處歐爾班體系核心圈層的精英人士。要理解這場選舉為何以如此懸殊的結果收場，必須首先理解毛焦爾這個人物，他的個人軌跡本身就是歐爾班體系興衰的一面鏡子。

毛焦爾1981年出生于一個法學世家，擁有德國留學背景和法律從業經歷，曾在匈牙利外交與貿易部任職。他的前妻瓦爾加（Judit Varga）曾任匈牙利司法部長，是歐爾班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這一婚姻關系使毛焦爾與“青民盟”最高層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渠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毛焦爾被視為歐爾班體制的忠實成員，屬于絕對的“圈內人”，而且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被視作潛在的部長人選）。

這一特殊的身份背景賦予了他普通反對派領袖所不具備的優勢：不是來自外部的挑戰者，而是深諳歐爾班體系的內部運作，也知道腐敗是如何滋生的。因此，他對現行體制的抨擊帶著某種與生俱來的“可信度”，這是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匈牙利政府體制外吶喊的傳統反對派所無法比擬的。

大約在2024年，毛焦爾與歐爾班陣營公開決裂。

與傳統的反對派政治家不同，他的轉身方式極具沖擊力：他不僅宣布脫離歐爾班的圈子，還系統性地曝光他所了解的內部信息，指控現行體制中存在的系統性權力濫用、腐敗網絡和媒體操控，并呼吁建立一個“正常的歐洲國家”。

這些指控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他多年身處權力核心的所見所聞，譬如資金如何從國家預算流向親信企業家，選舉制度如何被操縱以利于執政黨，司法獨立是如何一步步被侵蝕等。

毛焦爾在勝選之夜舉著國旗面向自己的支持者

毛焦爾的政治崛起速度令人瞠目，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可謂他的“政治成人禮”。

在短短幾個月內，他組建的“蒂薩黨”從零開始、一躍成為匈牙利的第二大政治力量，贏得了歐洲議會中7個匈牙利席位中的2個。這次國會選舉，蒂薩黨更上一層樓，一舉超越青民盟，成為匈牙利第一大黨。這種崛起速度在蘇東解體后的匈牙利政治史上鳳毛麟角，可與1990年代初的民主論壇及后來的青民盟崛起相媲美。

在競選中，毛焦爾走與民眾直接接觸的“基層路線”。他沒有依賴傳統的媒體廣告和集會演講，而是走訪了全國數百個鄉鎮和村莊。他坐在社區活動中心的塑料椅子上，與普通民眾面對面交談，傾聽他們對物價上漲、醫療短缺、學校破敗的不滿。這種“接地氣”的方式，打破了青民盟在農村地區長達十多年的主導地位——而農村傳統上是匈牙利執政黨最穩固的票倉。在許多村莊，蒂薩黨的支持率甚至超過了青民盟，這在選舉前幾乎是無人預料到的結果。

在過去的16年里，匈牙利傳統反對派（社會黨、民主聯盟、尤比克等）在與歐爾班的政治博弈中屢戰屢敗，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優秀，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在歐爾班所定義的政治賽道上擊敗他。

與他們不同，毛焦爾這次采取的是“以歐爾班之道，還治歐爾班之身”策略。他的高度個人化的政治傳播方式以及以“我”為中心構建敘事，與歐爾班多年來的政治風格如出一轍。換而言之，他不是通過否定民粹主義來贏得選舉，而是用“我將粉碎歐爾班體系，讓國家實現民主化”這類簡單、直接、充滿情緒張力的另類民粹主義口號，來樹立同樣的“強人形象”。

當然，毛焦爾的勝利并非沒有爭議。但是，即便考慮到可能的違規現象，選舉結果本身已經足夠清晰地表明，蒂薩黨能取得“一騎絕塵”般的勝利已遠超任何操縱手段所能達到的程度。

歐爾班究竟敗在何處？

歐爾班的失敗，并非源于某個單一的“致命錯誤”，而是一個長期積累、逐步發酵的信任崩塌過程。要理解這場失敗，需要從經濟、政治和社會心理三個層面進行剖析。歸納起來說，歐爾班的敗選是一個經典政治學命題的再次驗證：經濟現實終將修正政治敘事。

長達16年的歐爾班時代畫上句號

首先，也是最核心的因素，是經濟層面的全面惡化。歐爾班的經濟政策模式長期以來建立在“以國家干預換取穩定局面”的指導思想上。其底層邏輯是，只要政府能夠控制物價、就業、能源價格這些經濟核心變量，便能換來穩定的局面。

然而，過去幾年的一系列外部沖擊，使這個“交易”的基礎徹底瓦解。

首先是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導致全球能源價格飆升，而匈牙利作為一個極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進口的國家（約85%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盡管歐爾班政府試圖通過長期合同鎖定相對優惠的價格，但能源成本的上升仍然不可避免地傳導到了終端消費價格上。天然氣價格在2022年一度上漲了數倍，電費也隨之飆升。普通家庭的能源支出占生活消費的比重急劇上升，直接擠壓了其他消費空間。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成為壓垮“歐爾班模式”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3年，匈牙利通脹率一度飆升至25%以上，成為歐盟內通脹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食品價格的上漲尤為劇烈，面包、牛奶、豬肉等基本食品的價格在一年內上漲了超過50%。這對于收入水平本就遠低于西歐國家的匈牙利民眾來說，意味著實際生活水平的斷崖式下降。根據歐盟統計局2025年的數據，匈牙利2024年的實際個人消費（AIC）和基于購買力平價的人均GDP僅為歐盟平均水平的約72%和77%；而通脹爆發后，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許多匈牙利家庭發現，他們每月工資所能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比兩年前少了近三分之一。

面對通脹，歐爾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預措施，包括對基本食品和燃料設定價格上限。這些措施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穩定價格的作用：加油站的汽油價格一度被固定在每升1.2歐元的水平，遠低于市場價。

然而，這種行政干預的代價是巨大的。價格上限導致利潤減少，利潤減少導致供應短缺，結果就是許多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隊；農民和食品加工企業也因為無法覆蓋成本而減少生產。更嚴重的是，這些措施產生了嚴重的市場扭曲：當政府最終被迫取消價格上限時（因為財政無法持續承擔補貼成本），價格出現了報復性反彈。燃料價格在取消上限后一周內上漲了30%，食品價格也隨之跳漲。這種“先穩后漲”的模式，反而加劇了民眾對政府經濟管理能力的不信任。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匈牙利貨幣福林的持續貶值。

2022年至2025年間，福林對每歐元的匯率以15%的幅度從約360一路貶至接近420。由于匈牙利大量消費品依賴進口——從德國的汽車零部件到中國的電子產品，再到從荷蘭進口的醫療器械——福林貶值直接轉化為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這意味著購買一臺新電視、一部手機，甚至一些進口藥品，都變得更加昂貴。對于一個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開放經濟體而言，本幣貶值帶來的痛苦幾乎是全方位的。

2024年4月29日，一名男子在位于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國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內購物。 圖源：新華社

與通脹和貨幣貶值交織在一起的，是歐盟援助資金的凍結。

由于歐爾班政府在法治、反腐敗和學術自由等方面與歐盟存在長期分歧，歐盟委員會以“違反法治原則”為由，凍結了約220億歐元（約占匈牙利年GDP的12%）的對匈資金輸出，包括新冠疫情復蘇基金和旨在減少內部各成員國和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推動經濟復蘇而設立的“凝聚力基金”（Cohesion Fund）。

這筆資金的凍結，直接影響了匈牙利的基礎設施建設、醫院現代化、學校修繕和區域發展項目。許多道路建設工程被叫停，醫院設備更新被推遲，農村地區的發展項目陷入停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這意味著他們每天開車經過的坑洼路面遲遲得不到修繕，當地醫院繼續缺乏新的CT掃描儀，孩子的學校教室依然漏水……這些非常具體的日常感受，比任何抽象的政治口號都更能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

除了上述經濟財政因素，歐爾班本人的競選策略也被認為是失敗的。

在此次選舉中，歐爾班試圖復制他過去成功的“恐懼動員”模式——通過塑造外部敵人來團結和吸引支持者。譬如，他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描繪為匈牙利的潛在威脅，聲稱如果反對派上臺，匈牙利將被拖入俄烏戰爭。他還將毛焦爾描繪為“布魯塞爾的傀儡”，聲稱毛焦爾上臺后將把匈牙利的主權拱手讓給歐盟。這些敘事在過去確實有效，譬如，2015年難民危機期間，歐爾班正是通過反移民的宣傳成功鞏固了票倉；2019年，他通過“阻止布魯塞爾”的口號贏得了歐洲議會選舉。

然而，這一次，“恐懼式”動員的效果大打折扣。原因很簡單：民眾對經濟困境的切身感受，壓過了對外部威脅的抽象擔憂。當一個家庭的電費賬單翻了三倍、超市購物車的重量明顯減輕時，“澤連斯基威脅匈牙利”這樣的敘事就顯得蒼白無力。民調數據顯示，在選舉前最后幾周，將“通貨膨脹”列為首要關切的選民比例超過60%，而將“俄烏戰爭”列為首要關切的不足10%。換句話說，選民關心的不是遠處的戰場，而是自己錢包里福林的實際購買力。

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歐爾班體系長期依賴的“經濟奇跡”敘事已經失去了說服力。

在2010年代，歐爾班確實取得了一系列可觀的經濟成就：失業率從2010年的11%下降到2022年的不到4%；最低工資翻了兩倍多；外國直接投資持續流入，特別是在汽車和電池產業領域。這些成就曾是歐爾班多次連任的重要基礎。

然而，過去幾年的經濟危機不僅抹去了部分成就，更暴露了匈牙利經濟的結構性脆弱：過度依賴德國汽車工業（汽車及零部件出口占匈牙利總出口的約20%）、高度依賴俄羅斯能源、福林幣值易受外部沖擊、以及公共財政對歐盟資金的結構性依賴。當這些脆弱性在危機中集中暴露時，民眾開始質疑：歐爾班所謂的“經濟奇跡”，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結構性提升，又有多少只是全球景氣周期和歐盟資金注入的產物？

此外，歐爾班的敗選亦可被解讀為選民對長期執政領導人的“審美疲勞”。以德國的三位總理為例：阿登納在位14年，雖然德國百姓感念他從蘇聯帶回了差不多上萬名戰俘，但阿登納最后也難逃威信下落低迷的結果；執政16年之久的科爾雖然以“統一總理”載入史冊，但他執政晚期也難免陷入內外交困，并最終被選民“遺棄”；德國政治“常青樹”默克爾的在位時間稍遜科爾10天，最后也在落寞中不得不交棒他人，輝煌不再。

歐爾班的命運，也算是這一“審美疲勞“的又一次驗證吧。

治病投錯藥：歐爾班拉萬斯為自己站隊犯了致命的戰略錯誤

最后，也是“火上澆油”的一個因素是，歐爾班誤判了“特朗普效應”的魔力。他把來自白宮的支持視為自己的“政治免死牌”。他不僅讓特朗普親自來為自己做廣告，還在大選最后沖刺階段專門拉美國副總統萬斯來站臺。殊不知，特朗普在世界上的種種作為已經讓其“臭名昭著”。特別在歐盟內，基本上已到了“誰粘上他，誰就惹身騷”的地步。歐爾班仍將特朗普及其美國“MAGA”運動視為“救命稻草”，引發了匈牙利選民的極度反感。

大選的外溢效應

這次匈牙利大選結果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國界。作為一個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同時也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匈牙利的對外政策走向，將在多個層面產生不小的“外溢效應”。

筆者將從歐盟、俄羅斯、烏克蘭、中國以及匈牙利國內這五個維度來進行分析。

-對歐關系：從“對抗者”轉為“合作者”？

歐爾班政府與歐盟的關系，在過去十幾年中經歷了從摩擦到對抗的演變過程。在法治問題上，歐盟多次啟動《里斯本條約》第七條程序，指控匈牙利存在系統性法治風險；在移民問題上，匈牙利拒絕接受歐盟的難民配額計劃，并在邊境修建鐵絲網；在制裁俄羅斯問題上，歐爾班多次拖延或削弱歐盟的對俄制裁方案；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匈牙利是歐盟內最積極反對軍事援助的國家之一。

毛焦爾上臺后，可以預期的最直接變化，是匈牙利在歐盟內的角色從“對抗者”轉向“合作者”。毛焦爾本人多次表示，匈牙利應該成為歐盟的“建設性成員”，而不是“永遠的反對派”。這意味著布達佩斯可能不再阻撓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決策，不再在“法治”問題上與布魯塞爾持續對抗，不再動用否決權來綁架歐盟的外交政策。

歐爾班與馮德萊恩的“面和心不和”

具體而言，第一個可見的變化可能出現在歐盟對烏克蘭的資金援助上。歐爾班政府在執政后期曾多次否決或拖延歐盟向烏克蘭提供的500億歐元援助計劃。毛焦爾政府幾乎肯定會解除這一否決，使得這筆資金得以順利發放。這對于財政狀況極度困難的烏克蘭政府來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利好消息。

第二個變化是凍結的歐盟資金可能得到釋放。歐盟委員會此前凍結的約220億歐元對匈資金，其解凍條件是匈牙利政府實施一系列司法和反腐敗改革。毛焦爾已經承諾進行這些改革，包括加強檢察院反腐工作的獨立性、改革最高司法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以及建立更透明的公共采購制度。如果這些承諾得到落實，歐盟資金可能在未來12到18個月內逐步解凍。這對于匈牙利經濟的短期穩定和中期增長，都將是一個重要的支撐。

第三個變化是匈牙利在歐盟外交政策中的角色轉變。過去幾年中，匈牙利經常成為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異類”——當歐盟需要就涉俄、涉華或涉人權問題發表聯合聲明時，匈牙利往往是最后簽字的一個，有時甚至干脆拒絕。毛焦爾政府大概率將不再扮演這一角色，從而使歐盟在外交上更加一致。這對于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舞臺上的信譽和效力，會產生不小的影響。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毛焦爾的“親歐”轉向也存在政治風險。如果他在歐盟資金解凍后未能兌現國內改革承諾，或者他的改革被歐爾班留下的司法和行政體系拖延甚至架空，那么歐盟將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既已釋放了資金，卻未能獲得相應的改革成果。這將使布魯塞爾在未來的法治問題上喪失對匈牙利的鉗制手段。因此，歐盟大概率會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先釋放一部分資金，待改革落實后再釋放剩余部分，而不是一次性全部解凍。

-對俄和對烏關系：莫斯科失去一個朋友，基輔贏得一個支持者

在歐爾班時代，匈牙利是歐盟內與俄羅斯關系最密切的成員國之一。歐爾班與普京保持著良好的個人關系，兩人在2010年代多次會面，歐爾班是俄烏戰爭爆發后少數仍然訪問莫斯科的歐盟國家領導人之一。匈牙利在外交上多次為俄羅斯辯護，反對歐盟對俄制裁，并拖延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毛焦爾的勝選，對莫斯科而言無疑是一個地緣政治挫折。匈牙利新政府幾乎肯定會支持歐盟延長對俄制裁，不再阻撓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并可能在歐盟內部推動更強硬的對俄立場。這意味著俄羅斯在歐洲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情者”，其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力將進一步被壓縮。

歐爾班是澤連斯基在歐盟內的“死敵”

對于烏克蘭而言，毛焦爾的勝選是一個積極信號。澤連斯基在選舉結果公布后第一時間向毛焦爾表示祝賀，這本身就是一個外交姿態。烏克蘭最關心的是兩件事：一是歐盟500億歐元援助資金的發放，二是匈牙利是否繼續阻撓烏克蘭加入歐盟的談判進程。在歐爾班時期，匈牙利是烏克蘭入盟談判中最主要的反對者之一，理由是匈牙利裔在烏克蘭外喀爾巴阡地區的語言權利未得到充分保障。毛焦爾已經表示愿意在這一問題上展現靈活性，這意味著烏克蘭入盟談判的進程可能加速。

但需要指出的是，匈牙利與烏克蘭之間并非只有合作前景，還有潛在沖突點。最重要的就是外喀爾巴阡地區的匈牙利裔少數民族問題。該地區約有15萬匈牙利裔居民，烏克蘭政府近年來通過的《語言法》，要求少數民族在學校接受更高比例的烏克蘭語教育，這引發了布達佩斯的強烈不滿。無論誰執政匈牙利，維護境外匈牙利裔的權利都是匈牙利外交的核心目標之一。因此，即便毛焦爾上臺，匈烏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摩擦也不會完全消失，只是對抗的烈度可能降低，溝通的語氣可能改善。

-對華外交：從“特殊伙伴”到“尋常關系”？

在歐爾班執政時期，匈牙利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甚至被譽為“歐盟內最友華的國家”。

這一地位體現在多個層面：匈牙利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歐洲國家；是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大的投資目的地，中國的寧德時代、比亞迪、華為等企業均在匈牙利有重大投資；匈牙利在歐盟涉華議題上經常扮演“剎車”角色，譬如，在2021年歐盟試圖發表批評中國人權記錄的聲明時，匈牙利三次行使否決權阻止其通過；匈牙利還積極吸引中國游客和留學生，布達佩斯已經成為中歐之間的重要航空樞紐。

毛焦爾的上臺，是否意味著中匈關系的“變天”？答案可能比表面看起來復雜得多。

從外交基調上看，毛焦爾政府確實會向歐盟靠攏，這可能會使匈牙利在涉華議題上的立場更趨“歐洲化”。具體而言，匈牙利可能不再單獨行使否決權來阻止歐盟發表批評中國人權記錄的聲明，而是選擇棄權或投贊成票。在歐盟討論對華電動汽車關稅、對華投資審查機制等問題時，匈牙利可能不再充當中國的“代言人”，而是更多地考慮歐盟的整體立場。在所謂的“人權”、“香港”、“新疆”等價值觀議題上，布達佩斯的聲音可能會更加溫和甚至沉默。

然而，從經濟結構上看，中匈關系的根基遠為深厚，遠非一次政權更替所能動搖。中國在匈牙利的投資不是基于個人關系或意識形態偏好，而是基于實實在在的經濟邏輯：匈牙利擁有相對低廉的勞動力、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進入歐盟市場的關稅優惠……這些優勢不會因為政府更迭而消失。

譬如，寧德時代在德布勒森（Debrecen）投資73億歐元建設的電池工廠，是匈牙利歷史上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之一；比亞迪正在塞格德（Szeged）建設其在歐洲的第一座電動汽車工廠；華為在布達佩斯設有中東歐地區總部等。這些投資涉及數萬個就業崗位，對于任何一個新政府來說，都沒有動機去破壞這些項目。

更重要的是，逆轉這些投資關系的成本極高。如果匈牙利新政府追隨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懲罰性關稅，或者對中國企業在匈牙利運營設置障礙，那么中國企業的反應不會是“接受損失”，而是將生產線轉移到波蘭、斯洛伐克或其他中東歐國家。對于急需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匈牙利來說，這將是自我傷害。因此，即使毛焦爾政府在言辭上更加“歐洲化”，在實際政策層面，匈牙利仍然會保持對華合作的務實態度。

建造中的寧德時代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電池廠 資料圖：路透社

一個可能的演變方向是：中匈關系從“特殊伙伴”降級為“尋常關系”。這意味著匈牙利不再為中國的核心利益充當歐盟內的“救火隊”，但也不會主動破壞現有的經貿合作。布達佩斯在中美歐三角關系中的定位，可能會從“明確向北京傾斜”轉向“更加取中平衡”。對于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匈牙利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不再是一個可以在歐盟內部輕易撬動的杠桿。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維度是5G和華為問題。歐爾班政府對華為持開放態度，允許其參與匈牙利5G網絡建設。歐盟和美國長期以來對此表示關切，擔心華為設備可能帶來安全風險。毛焦爾政府可能在這一問題上做出一些妥協，例如限制華為在核心網絡中的參與，或者引入更多的供應商多元化。但這將是一個敏感的政治決策，因為它涉及匈牙利與中國之間深厚的經濟聯系。預計匈牙利會采取漸進式的調整，而不是突然轉向。

總的來說，毛焦爾時代的匈牙利對華政策，更可能是一種“連續性中的調整”，而非“徹底的重塑”。新政府會在言辭和部分象征性議題上向布魯塞爾靠攏，但在實質性經濟利益面前，不會輕易動搖與中國的關系。對于中匈關系的未來，更準確的描述或許是：匈牙利從“歐盟內的異類”變成了“歐盟內的常數”，而中國需要適應這一新常態，并提前做好防范和應對準備。

-對匈牙利國內的影響：希望與風險并存

對于匈牙利國內而言，權力更替帶來的首先是希望——希望法治得以恢復，希望腐敗得到遏制，希望公共服務得到改善，希望與歐盟的關系恢復正常。毛焦爾在勝選演講中承諾，新政府將“結束一個充滿謊言和腐敗的時代”，“重建匈牙利民主制度”，“讓匈牙利成為一個正常的歐洲國家”。

在法治領域，新政府面臨的挑戰是重建司法獨立、媒體多元化和反腐敗機制。歐爾班執政16年間，匈牙利的憲法法院被親政府的法官所主導，最高司法委員會失去了獨立性，反腐敗檢察機構形同虛設，公共采購成為執政黨親信企業的“自留地”。毛焦爾要想兌現“重建法治”的承諾，就需要進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修改憲法、重新任命司法官員、加強反腐敗機構的權力、建立透明的公共采購制度。這些改革將面臨來自舊權力網絡的巨大阻力，那些在過去16年中受益于歐爾班體制的商界精英、地方政府官員和媒體大亨，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

歐爾班時代與反腐窘境

在反腐敗領域，毛焦爾面臨的挑戰尤為嚴峻。他承諾將“追查每一個腐敗案件，無論涉及多高的層級”。這不僅是政治承諾，更是一個政治雷區。歐爾班體系的核心成員——包括他們的家人、密友和政治伙伴——在過去的執政中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對這些人的調查和起訴，將觸及匈牙利政治最敏感的神經。毛焦爾是否會真正觸碰這些“不可觸碰的人”，將是他政治決斷力的第一場大考。另外，在野和執政是個分水嶺，毛焦爾是否能經得起權力的考驗，也還是個問號。

在經濟領域，新政府需要在短期內恢復民眾對經濟的信心，同時應對結構性的挑戰。通脹仍然居高不下，福林依然疲軟脆弱，財政赤字仍舊碩大難填。毛焦爾已經表示，新政府將采取更加審慎的財政政策，減少政府對價格的直接干預，轉而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和韌性。然而，這些改革需要時間，而民眾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新政府上臺后物價沒有明顯回落，生活水平沒有明顯改善，那么最初的樂觀情緒可能會迅速轉化為失望和憤怒。

在社會層面，匈牙利是一個深度分裂的國家。蒂薩黨的支持者主要是城市中產階級、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以及部分農村選民；青民盟的支持者則集中在老年人群、低教育水平人群和部分農村地區。這種社會裂痕不會因為選舉結果而消失。毛焦爾需要證明自己不僅是一個勝利者，更是一個能夠團結整個國家的領導人。如果他只是用三分之二多數來“清算”舊政權，而不是努力彌合社會裂痕，那么匈牙利的政治極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毛焦爾難成歐盟“救星”

在匈牙利反對派勝選的消息傳出后，歐洲部分輿論場迅速升溫。有人將毛焦爾的勝利稱為“歐洲民主的春天”，有人期待這將“拯救歐盟于內耗之中”，甚至有人用“解放”這樣的詞匯來形容這一事件。這些敘事在情感上或許可以理解，畢竟，一個長期與布魯塞爾對抗的“麻煩制造者”下臺，自然會引發親歐派的情感共鳴。然而，從理性分析的角度看，這種期待在本質上是不切實際的。它不僅高估了匈牙利在歐盟中的地位，更從根本上誤解了歐盟的結構性困境。

首先，歐盟的核心問題從來不在某一個成員國身上。歐盟當前面臨的挑戰是系統性的、結構性的，而不是由于某個“壞孩子”的存在。

這些挑戰包括：如何在日益激烈的中美博弈中保持歐洲的經濟競爭力和技術自主性？如何在內部利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形成統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如何彌合北歐與南歐在財政紀律問題上的分歧、西歐與東歐在法治和移民問題上的對立？如何在不犧牲成員國主權的前提下推進一體化進程？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歐爾班的下臺而消失，也不會因為匈牙利變得更加“親歐”而自動解決。

在財政紀律問題上，德國與南歐國家（法國、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在債務規則、投資需求和財政約束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德國主張嚴格的財政紀律和削減債務，而南歐國家則呼吁更多的財政靈活性和共同債務工具。匈牙利在歐盟財政辯論中本來就不是主要角色，毛焦爾的上臺不會改變德法之間的博弈格局。

在能源轉型問題上，歐盟內部的分歧同樣深刻。法國依賴核能，德國正在放棄核能；波蘭仍然依賴煤炭，北歐國家則大力發展風能。如何在統一的框架內協調這些差異，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匈牙利在能源辯論中主要關心的是能源安全和價格可承受性，而不是主導能源轉型的方向。

在對美對華關系問題上，歐盟內部同樣存在深刻的分歧。一些成員國（如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將俄羅斯視為最大威脅，主張與美國建立和維系緊密聯盟；另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則追求歐洲“戰略自主”，希望在中美之間保持更大的獨立性；還有一些成員國（如德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但在經濟上深度依賴中國市場。匈牙利在這些辯論中雖然起著中方“橋頭堡”的作用，但在歐盟內畢竟只是一個次要角色，其立場變化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歐盟的大戰略取向。

其次，歐盟不是一個由成員國政府簡單疊加的政治體系，而是一個由超國家機構（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成員國政府、地區、利益集團和社會力量共同構成的復雜多層治理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任何一個成員國的政權更替，都難以產生決定性的系統影響。歐盟委員會仍然負責提出立法倡議，歐洲議會和理事會仍然負責決策，歐洲法院仍然負責司法解釋。匈牙利政府的親歐轉向，固然可以減少歐盟決策中的阻力和摩擦，但無法改變歐盟內部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格局。

以歐盟對俄制裁為例。歐爾班時期，匈牙利確實多次拖延或削弱制裁方案，但從未真正否決任何一項重大制裁。制裁得以通過的原因，不是匈牙利的配合，而是其他26個成員國的一致立場。毛焦爾上臺后，匈牙利可能會更積極地支持制裁，但這只是讓決策過程更加順暢，而不是改變了制裁政策的基本方向。

再譬如歐盟的對華政策：歐盟近年來正在逐步收緊對華經濟關系，包括推進對華投資審查機制、討論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征關稅、以及在關鍵技術和供應鏈上減少對華依賴。這一趨勢是由地緣政治環境變化、成員國共識變化以及美國政策的壓力共同推動的，而不是由匈牙利一國決定的。即使匈牙利變得更加“親歐”，也不會加速這一大趨勢。匈牙利最多能在邊緣上影響具體政策的力度和節奏，而無法改變方向。

德媒：“歐爾班已成歷史，布魯塞爾歡呼”

第三，“拯救歐盟”這種敘事本身就是一種誤讀。歐盟并不處在需要被“拯救”的危機狀態。它確實面臨挑戰——經濟競爭力下滑、人口老齡化、能源轉型壓力、地緣政治風險——但這些挑戰暫時還算不上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歐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之一，仍然是全球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

真正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那種將復雜政治簡化為“好人”與“壞人”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在這種敘事中，歐爾班是“壞人”，毛焦爾是“好人”；歐爾班下臺就是“歐洲得救”，毛焦爾上臺就是“春天到來”。這種敘事在情感上有吸引力，但在分析上是空洞的。歐盟的未來取決于歐洲各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技術競爭、能源轉型和地緣政治風險這些深層次的挑戰，而不取決于布達佩斯是歐爾班還是毛焦爾在執政。

第四，匈牙利本身在歐盟中的分量是有限的。匈牙利的人口約970萬，占歐盟總人口的約2%；GDP占歐盟總量的約1.2%。在歐盟理事會的投票中，匈牙利擁有7票（總票數345票，合格多數需要至少260票贊成，代表至少65%的人口）。這意味著匈牙利既不足以單獨通過任何重大決策，也不足以單獨阻止任何有廣泛共識的決策（因為需要至少35%的人口+至少4個國家才能形成阻擋少數）。

換句話說，匈牙利在歐盟決策體系中的角色是“邊際影響者”，而非“決定性力量”。歐爾班之所以能夠在歐盟中產生超出匈牙利體量的影響力，主要是因為他善于利用歐盟決策中的一致同意規則和多數表決機制的漏洞，以及善于與波蘭等立場相近的國家結成聯盟。毛焦爾上臺后，匈牙利的影響力可能會回歸到與其體量相稱的水平，但這并不意味著歐盟的整體格局會發生重大變化。

最后，一個更根本的觀察是：歐盟的穩定性和韌性，恰恰在于它能夠承受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和沖突，而不是在于消除這些分歧。歐盟成立七十多年來，經歷了無數危機——從戴高樂抵制歐盟的“空椅子危機”到英國脫歐，從歐債危機到難民危機，從新冠疫情到俄烏戰爭——每一次危機都有人預言歐盟的崩潰，但歐盟每一次都挺了過來。這不是因為歐盟總能找到完美的解決方案，而是因為歐盟的制度設計使其能夠在不犧牲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容納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從這個意義上說，歐爾班時代的匈牙利與布魯塞爾之間的沖突，不過是歐盟漫長歷史中又一次“壓力測試”而已。毛焦爾上臺后，這個測試結束了，但歐盟的下一個測試已經在路上。

2024年11月27日，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會議上講話。 資料圖：新華社

因此，將毛焦爾的勝利視為歐盟的“拯救時刻”，其實是在將一個成員國的內政變化過度拔高為歐洲歷史的“轉折點”。匈牙利的政權更替，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成員國從“問題成員”回歸“正常成員”的過程。它減少了歐盟內部的一個摩擦源，使決策過程更加順暢。但它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歐盟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和內部利益分歧。歐盟的“得救”，不依賴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更替，而依賴于歐洲各國在應對共同挑戰中展現出的集體行動能力。

結語

這次匈牙利大選，是一場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區域性”地震。它結束了歐爾班長達16年的執政周期，開啟了一個政治不確定但充滿可能性的新階段。毛焦爾憑借其獨特的“內部人”身份和精準的基層動員策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從“體制親信”到“體制顛覆者”的轉變，書寫了匈牙利政治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頁。

匈牙利已經翻過了歐爾班時代的那一頁。新的一頁正在書寫。但正如所有歷史轉折一樣，真正的考驗不在選舉之夜，而在執政之后。毛焦爾能否兌現“重建法治、打擊腐敗、恢復經濟”的承諾？匈牙利社會能否彌合歐爾班時代留下的深刻裂痕？新政府能否在親歐與務實對華之間找到平衡？這些問題的答案，將在未來的歲月中逐步揭曉。而歐洲——正如它七十多年來一貫做的那樣——將繼續在分歧中尋找共識，在危機中維持韌性，在歷史的風浪中緩慢前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