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中南海，他們有個“快捷通道”

2026年3月19日，是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成立85周年紀念日。

民盟創始人之一張瀾的孫女、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張梅穎對民盟前輩馮友蘭說過的一句話感觸很深。馮友蘭曾說：“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團真火。這團火要靠無窮無盡的燃料繼續添上去，才能繼續傳下來。”在張梅穎看來，從她的爺爺張瀾那一輩開始，馮友蘭、費孝通、厲以寧等無數民盟人一代接著一代，薪火相傳。

1949年10月1日下午，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民盟中央主席張瀾作為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參加了開國大典。

民主之家與民主堡壘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前來參加國共和談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穿過迎候的人群，走向長髯飄飄的民盟主席張瀾，與之緊緊握手。

張梅穎曾說，這體現的不只是對一位73歲老人的尊重，毛澤東來重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團結民盟。

在重慶的43天里，毛澤東三顧特園，會晤張瀾。他說，這里是“民主之家”，我回到家里來了，以后我們還要共同創建民主之國。

張瀾向毛澤東建議，應將國共關門談判中達成的協議公開出來，以防蔣介石事后不認賬，并且提議由他來寫一封致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公開信，將這些問題攤開在國人面前。毛澤東欣然采納，稱贊這是“老成謀國”之見。兩人還約定，中共與民盟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達成共識后采取統一行動。

1946年，國民黨單方面宣布召開“國民大會”。這是對民盟的一次嚴峻政治考驗，一些人在猶豫觀望。周恩來建議在南京民盟總部的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等人：“這樣的關鍵問題，民盟應及時向主席張瀾先生請示。”實際為民盟秘書長的周新民致電在重慶的張瀾，張瀾大聲連說三遍：“參加不得呀！”當天，張瀾又兩次打來電話，再三叮囑：“民盟決不能參加‘國大’！”就此一錘定音。

周恩來后來評價說：“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這個目的達到了。”這既是對統戰工作的肯定，也肯定了民盟在這個關鍵時刻的重大歷史貢獻。多年后，李維漢稱贊說，張瀾從重慶打來電話，“穩定了動搖、猶豫者”，從而解決了這個難題。

如果說重慶特園被稱為“民主之家”，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學則有“民主堡壘”之稱，是民盟早期的主要活動基地之一。

1943年5月5日，民盟第一個地方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昆明支部成立，成員有羅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唐筱蓂、李公樸和楊怡士7人。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也于1944年成為民盟秘密盟員，為民盟在昆明開展活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昆明支部成立后發展很快。經潘光旦等介紹，吳晗加入了民盟；經吳晗等介紹，聞一多加入了民盟。在他們的影響下，費孝通也逐漸向民盟靠攏。

費孝通回憶，潘光旦是他的老師，聞一多與他亦師亦友，吳晗是他的老同學，他不但在思想上受到他們的影響，也經常受托幫他們做一些事。做這些事時，他并沒有多打聽，只是認定他們是信得過的。有一次，吳晗很鄭重地托他在云大社會學系安置一個人，他明白那人一定有來路，但他問都不問就照辦了，因為那樣做才“夠朋友”。后來才知道，這個人叫華崗，是前來開展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

費孝通一直搞不清自己哪年哪月正式成了民盟成員。他說，早期民盟這種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多少還帶有傳統的結社形式，沒有什么完善的手續，更多是一種道義之交，握手成誓。能確定的是，1944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昆明支部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員發展到約50人，那時他已是支部一員了。

多年后為了填表，費孝通問潘光旦，自己的入盟介紹人究竟該填誰呢，潘光旦說，寫他和吳晗的名字就是。費孝通覺得，這種“缺乏組織觀念”的情況，正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政治上的啟蒙狀態。就他這一輩來說，這種啟蒙是在中共領導下進行的。

“教育世家”

民盟中央原主席張寶文曾說：“如果把民盟比喻為一個大家庭的話，那么，我們民盟就是一個‘教育世家’，而且代不乏人。”

民盟成員因為校長多、院長多、系主任多，曾被稱為“校長之盟”。民盟首任主席黃炎培在辛亥革命后曾擔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籌辦了東南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第二任主席張瀾創辦了南充中學，擔任過國立成都大學校長；第三任主席沈鈞儒擔任過浙江官立兩級師范學堂監督、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第四任主席楊明軒擔任過陜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曾在上海大學任教并兼任附中部主任。

20世紀50年代初，民盟盟員有61％從事文教工作，其中在高等學校的占19.3％。民盟中央常委馬敘倫和曾昭掄分別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和副部長，1952年分別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長和副部長。

1952年院系調整中，民盟總部發動各大學盟員起帶頭和保證作用，以北師大、輔仁、北大、清華、燕京5所大學為重點，取得經驗后再推廣全國。這5所大學的教師中，盟員占10.5％，有153人。全國高等學校中，有1226位民盟盟員擔任教職，約占總數的6％。

其實，民盟不但是教育世家，也是科技和文化世家。

1955年評選出的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即院士）中有多位民盟成員，如數學物理學部的蘇步青和華羅庚、生物學部的童第周、技術科學部的梁思成、哲學社會學部的金岳霖和馮友蘭等。

與此同時，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民盟受到的沖擊也是最大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開始后，民盟首當其沖。“文革”時，民盟受到的沖擊也先于其他民主黨派。

撥亂反正后，民盟與其他民主黨派都恢復了活動。1979年10月，民盟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也是民盟在改革開放后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

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代表新班子提出，在新的歷史時期，民盟是以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特別是文教科技界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他還以個人名義承擔了責任，為自己長期擔任民盟中央秘書長職務期間所執行的“左”的錯誤誠懇地致歉，掌聲四起。民盟的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

“上書紫光閣”

也是在這次大會上，費孝通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在張梅穎看來，費孝通是一位真正把學人話語轉化為經世致用行動的典范。

1981年，費孝通在改革開放后首次重訪了故鄉江蘇吳江縣的開弦弓村，即他的田野調查名作《江村經濟》中的“江村”。從這里開始，他的考察步步深入。

1983年夏末秋初，他在吳江縣住了一個月，對該縣十來個鎮進行了調查。9月，他在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討論會上做主旨發言，提出了“小城鎮，大問題”的著名論斷。他認為，小城鎮商業的發展之所以沒有社隊工業的發展快，原因是農村的商品流通渠道受到抑制，應當鼓勵生產者自己組織起來，開辟新的流通渠道。

11月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費孝通的發言整理作出批示。他表示，發展小城鎮這件事，黨內許多同志還沒有接觸過，自己也是蜻蜓點水，因此還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也不必急于做決策。但費孝通作為一位學有專長的學者，這篇東西“持之有據，言之成理，能給人以一定的思想啟迪”，是值得一看的。

費孝通沒有停下腳步。他訪問了蘇南四市，再蘇北，后蘇中。之后他跳出江蘇，一路沿海南下，經浙江、福建到兩廣，先后總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一路進入邊區，入內蒙古、青海、新疆、寧夏等地考察。

1987年1月，76歲的費孝通當選民盟中央主席。他把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通過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決策層建言的快捷通道戲稱為“上書紫光閣”，認為這是民主黨派的一大優勢。

1988年6月，民盟中央成立區域發展研究委員會。7月13日，費孝通和民盟中央副主席錢偉長聯名提交《關于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建議》，為后來的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基礎。1990年，民盟中央又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于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初步設想》，對浦東開發和長三角經濟區的建立產生了影響。費孝通說：“這是真正的參政議政，而且參與得相當深。”

終其一生，費孝通21訪江村，“行行重行行”，東西穿梭，南北奔走。他說，這是他一生興奮點最高的一段日子。因為他看到，一個學者的思想不僅可以反映社會現實，還能對社會改革發生推動作用，并在晚年親眼見證這個小農經濟的國家發生的深刻和偉大的變化。

費孝通一生21訪太湖邊的江村。圖為年逾八旬的他到太湖里察看養蟹情況。

1986年6月，費孝通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出訪英國、法國、聯邦德國與意大利四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與民主黨派領導人第一次聯袂出國進行國事訪問，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決心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信號。

在費孝通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像一座宏偉的建筑，它的框架已經構建起來了，現在需要大家特別是民主黨派創造一些具體的做法來充實它，給這個框架添磚加瓦。

1991年是民盟成立50周年，費孝通發表了《風雨同舟50年》的講話，提出民盟要一如既往，“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1992年民盟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這被寫入民盟中央文件，成為其基本工作方針。

四任校長主席

1996年，丁石孫繼費孝通之后當選民盟中央主席。他提出，民盟今后的工作要繼承費孝通提出的12字方針，繼續關注民生。

1999年春，民盟中央向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提交了《關于加大投資力度，依法治理黃河》提案。提案建議，加快制定“黃河法”，把黃河治理納入法治軌道；采取措施解決好黃河斷流問題，包括提高水價、加快南水北調工程等；國家增加投入，從根本上解決黃河水患。這份提案被列為該次大會的“一號提案”。2019年，該提案被評選為全國政協成立70年來有影響力的100份重要提案之一。

蔣樹聲擔任民盟中央主席期間，國家遭受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民盟中央多次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政策建議。

2010年，蔣樹聲和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梅穎聯名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了《關于完善收入分配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建議》。建議信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層面，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互為影響。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與失范，直接影響國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使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受到嚴重制約；同時，“三公”消費、貪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特殊利益集團形成等，又進一步擴大著公眾對收入分配失衡、失范的感受。民盟中央建議，深化國企、戶籍和就業三大體制改革。建議信獲中央領導人批示，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集14個部委專門研究落實。

民盟還延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智力支邊”傳統，發起社會工程“農村教育燭光行動”，通過援建教學樓、捐贈教育物資等方式改善農村辦學條件。

曾任農業部副部長八年多的張寶文擔任民盟中央主席期間，領導民盟就西北旱區農牧業可持續綜合開發等提出多項建設性意見。

2013年10月，張寶文率隊，組織有關院士和專家赴寧夏、甘肅實地調研，其中一些地方就是費孝通當年走過的路。民盟中央充分調研后，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加強西北旱區農牧業可持續綜合開發，提高我國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批示，肯定這一建議值得研究。

2015年，民盟中央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提案》。這份提案被列為“一號提案”，在當年備受關注。

2017年12月，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丁仲禮院士當選民盟中央主席。他也是改革開放后繼丁石孫（曾任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曾任南京大學校長）、張寶文（曾任西北農業大學校長）之后的第四任校長主席。

在丁仲禮看來，“奔走國是，關注民生”是民盟的優良傳統之一。民盟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教育改革發展和畢節試驗區建設等領域的關注和發聲，均持續30年以上。

受中共中央委托，丁仲禮與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王光謙多次率民盟中央調研組開展年度重點考察調研。近10年來，民盟圍繞深化長三角一體化合作、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加快沿邊戰略性布局發展等重點課題，以及托幼事業、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等重大民生問題，廣泛開展重點考察調研。

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是中共中央交給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民盟中央高度重視。2021年至2025年，丁仲禮等領導班子成員先后17次率隊赴云南，就磷石膏綜合利用、洱海滇池等高原湖泊污染防治等問題深入開展調研。云南省成立工作專班，逐條研究民盟中央的調研報告。在多方努力下，2025年磷石膏綜合利用率提高到94％以上。

丁仲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民盟的工作是比較好做的。一方面，多年來民盟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工作體系，且一直運轉良好；另一方面，民盟有31萬盟員，大多是中高級知識分子，一旦民盟需要，就會作出自己的貢獻。因此，無論是調研也好，寫建議也好，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快速調動各方力量。而這，要感謝民盟的先賢前輩和同事們這么多年打下的基礎。

張梅穎曾感嘆，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民盟素來不乏大家，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字正如一面面旗幟，將民盟的精神薪火相傳。像她這樣的民盟后來人，能以這些先賢為榜樣，踏著他們走過的路前行，是一件幸福的事。

張瀾長女張茂延1946年加入民盟，成為張瀾的助手。改革開放后，她致力于民盟文史研究，直至年過九旬。

1995年，張茂延之子張學憲也加入了民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只是民盟一名基層成員，但同樣會盡己所能提出建言。

今年，張學憲向位于四川南充的張瀾故居捐贈了一批文件柜、底片、報紙書籍等文物史料和書籍。他說，作為家族的第三代民盟人，他要將這份歷史責任傳承下去。

（本文參考了《中國民主同盟史》《民盟中央副主席張道宏：形成更多參政議政精品成果》，張梅穎《我眼中的良師益友——厲以寧》）

發于2026.4.13總第123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85年民盟：薪火相傳

記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