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擱置爭議,達則自古以來”,這句戲言偶爾會被用來調侃中外歷史淵源,而中國與伊朗(古稱波斯)的千年交往,卻遠比這句戲言更厚重、更復雜。有人戲稱 “中國曾統治伊朗”,實則是對兩國歷史關系的誤解 —— 從西漢通西域的初次邂逅,到蒙元時期的藩屬關聯,再到文化宗教的深度交融,中伊之間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 “統治” 與 “被統治”,更多是平等的邦交往來、深度的文明互鑒,以及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傳奇故事。
伊朗直到 1935 年才正式更名為 “伊朗”,在此之前,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名字始終是 “波斯”—— 一個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古老文明。公元前六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國)橫空出世,成為人類歷史上首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疆域囊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埃及、土耳其等地,盛極一時,可惜兩百年后,被希臘亞歷山大的東征大軍所滅,波斯文明陷入短暫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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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波斯的正式交集,始于西漢張騫通西域。當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時,便聽聞西方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國稱之為 “安息”,而羅馬人則稱其為 “帕提亞帝國”。這個帝國由游牧于伊朗高原東北部的帕提亞人建立,他們趕走了亞歷山大東征后留下的希臘勢力,牢牢掌控著絲綢之路的西段要道。
相傳東漢時期,西域都護班超曾派遣外交官出使羅馬帝國,卻在波斯灣沿岸被帕提亞人勸阻。帕提亞人巧舌如簧,向中國外交官描繪了渡海前往羅馬的艱險,成功阻止了這次出使 —— 此舉并非惡意刁難,而是為了繼續壟斷絲綢之路的高額貿易利潤,畢竟當時波斯是東西方貿易的核心樞紐,中國的絲綢、瓷器經波斯轉運至歐洲,而波斯的珠寶、香料則傳入中國,雙方在貿易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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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漢到南北朝,波斯與中國的交往日益頻繁,一批又一批波斯使節陸續抵達中國,向中原王朝朝貢。有趣的是,許多所謂的 “使節” 其實是冒牌貨,他們的真實目的的是討取中原皇帝的封賞、開展貿易往來,順便滿足皇帝 “萬國來朝” 的虛榮心。即便如此,中原王朝依然對這些 “使節” 禮遇有加,雙方的民間貿易也在這種官方往來的掩護下愈發繁榮。
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活獅子,便是波斯貢使帶來的禮品,而漢語中 “獅” 這個字,大概率來源于波斯語中的 “阿斯蘭”,這也成為兩國文化交融的一個微小注腳。公元三世紀初,波斯本土發生政權更迭,薩珊人推翻了帕提亞帝國,建立了波斯第二帝國 —— 薩珊王朝,這個王朝延續了近四百年,與中國的魏晉、隋唐時期大致對應,也成為中伊交往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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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51 年,薩珊王朝被新興的阿拉伯帝國所滅,末代波斯皇帝伊嗣俟三世東逃,試圖尋求東方的援助,卻在窮途末路中被一個圖財害命的磨坊主殺害。伊嗣俟三世的兒子卑路斯走投無路,決定向當時國力鼎盛的大唐求援,并甘愿向唐朝稱臣,希望借助大唐的力量復國。
此時的大唐,在公元 657 年剛剛攻滅西突厥汗國,成為中亞地區的霸主,國力強盛、威服四方。唐高宗為了彰顯大唐的 “天下共主” 姿態,欣然接受了卑路斯的請求,宣布在薩珊殘部控制的呼羅珊地區(今伊朗東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地帶)設立 “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為都督,后來又冊封他為 “波斯王”,治所設在今天的伊朗扎博勒(位于動蕩的俾路支斯坦地區)。
從名義上看,波斯似乎成為了唐朝的屬國,歸安西都護府節制,還按照大唐的規矩設置了羈縻郡縣、任命了地方官員。但事實上,唐朝皇帝更多只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彰顯國力,并非真的有興趣幫助卑路斯復國,更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干涉遙遠的西亞事務。這種 “藩屬關系” 從一開始就名不副實,更談不上 “統治”—— 大唐沒有派遣一兵一卒駐扎波斯,也沒有干預當地的內部事務,僅僅是一種名義上的冊封與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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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長,唐軍在大非川之戰中慘敗于吐蕃,安西四鎮一度被廢棄,所謂的 “波斯都督府” 也隨之名存實亡。卑路斯走投無路,只好率領殘余部眾入朝長安,最終客死中國。根據后來發現的唐朝碑銘記載,與卑路斯一同前來的,還有一位名叫阿羅撼的 “波斯國大酋長”,有學者推測,阿羅撼可能是卑路斯的兄弟,或是波斯皇族的旁支,他在長安定居多年,還曾參與唐朝的一些外交事務。
后來,唐朝曾打著 “送卑路斯之子尼涅師返回波斯復國” 的旗號,派遣軍隊突襲碎葉城(西突厥的統治中心,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再次滅亡了剛復興的西突厥。唐軍撤軍后,將尼涅師留在了吐火羅地區(今阿富汗北部,當時是波斯復國主義的大本營),讓他自行組織力量復國。但尼涅師在吐火羅折騰了二十年,始終未能重建薩珊王朝,最終只能再次返回長安,被唐朝任命為左威衛將軍,終老于中國,薩珊王朝的復國之夢徹底煙消云散。
這一時期,波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摩尼教的東傳。摩尼教融合了祆教(拜火教)、基督教、佛教等多種宗教元素,于唐初傳入中國,后來被回鶻汗國引入,成為回鶻的國教。到了九世紀中葉,唐武宗發動 “滅佛運動”,摩尼教作為 “外來宗教” 也被殃及,只能轉入地下發展。在民間,摩尼教教徒被傳言 “食菜事魔”,行為神秘,宋代的楊幺、方臘等多場農民起義,都有著摩尼教的影子。后來,摩尼教逐漸被民間神化,最終成為金庸《倚天屠龍記》中 “魔教” 的原型,只不過小說中常常將摩尼教與祆教(拜火教)混為一談,留下了一個小小的歷史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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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蒙元時期,也就是《倚天屠龍記》故事發生的年代,伊朗地區出現了一個強大的政權 —— 伊兒汗國,這個汗國鼎盛時期幾乎囊括了整個西亞以及中亞西部,阿富汗、土庫曼、土耳其、亞美尼亞等國均為其藩屬。有意思的是,伊兒汗國的歷代國王,都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君主,而始終將自己視為元朝皇帝的藩王,這種隸屬關系,也成為后世 “中國統治伊朗” 這一誤解的主要來源。
這段淵源要從蒙古第三次西征說起。公元 1252 年,蒙哥大汗命令自己的同母弟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發動第三次西征,要求各宗王抽出 20% 的軍隊參戰,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金帳汗國等均派兵支援。旭烈兀率領的西征大軍勢如破竹,于 1258 年攻陷巴格達(中國史書稱 “報達”),滅亡了阿拉伯帝國,伊朗(波斯)從此落入蒙古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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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260 年,就在旭烈兀攻入敘利亞、準備向非洲推進之際,他得知了蒙哥大汗突然駕崩的消息,為了爭奪汗位,旭烈兀率領主力大軍返回波斯,只留下一支兩萬多人的偏師,由怯的不花將軍率領,繼續西進。這支偏師殺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卻在亞非交界的艾音賈魯(今耶路撒冷北部約旦河西岸)陷入埃及馬木留克王朝的埋伏。
當時的馬木留克王朝,是伊斯蘭世界碩果僅存的獨立國家,其余伊斯蘭政權要么被蒙古摧毀,要么成為蒙古的附庸,穆斯林世界面臨滅頂之災。怯的不花曾向中東的十字軍求援,卻要求援兵歸自己指揮,遭到十字軍拒絕。最終,寡不敵眾的蒙古軍隊全軍覆滅,蒙古人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帝國夢想,就此戛然而止。而在穆斯林世界看來,這場勝利是 “天意”,拯救了瀕臨滅亡的伊斯蘭教。
旭烈兀回到波斯后,深知自己距離蒙古本土過于遙遠,即便趕回蒙古,也難以爭奪汗位,于是決定 “待價而沽”,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過程中保持中立。老練的忽必烈也心領神會,不奢望旭烈兀提供實際幫助,而是在自己取勝后,于公元 1264 年專門派遣使臣,冊封旭烈兀為 “伊兒汗”,承認他對波斯地區的所有權。
從此,旭烈兀建立的政權被稱為 “伊兒汗國”,“伊兒” 一詞早在突厥唐碑中就已出現,含義有多種說法,有說是 “附庸的”,有說是 “民族的”,但無論如何,伊兒汗國始終承認自己是蒙元帝國的一個藩國,這種隸屬關系,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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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多桑蒙古史》記載,旭烈兀時期的波斯硬幣上,蒙元大汗的名字會列在旭烈兀自己的名字之前,彰顯藩屬地位;而旭烈兀之后的伊兒汗,更是在貨幣上自稱 “可汗的達魯花赤”,即蒙元朝廷委任的地方鎮守使。考古發現,伊兒汗國時期的許多錢幣上,都刻有漢字 “寶”,顯然是受到了中國 “通寶” 錢幣形制的影響,這也成為兩國文化交融的直接證據。
伊兒汗國初期的幾位汗王,大多秉持宗教寬容政策,不干涉民眾的個人信仰,因此被飽受穆斯林壓制的東方基督徒視為 “救星”。第二代伊兒汗阿八哈,還迎娶了東羅馬皇帝邁克爾八世的公主瑪利亞,進一步拉近了與基督教世界的關系。伊兒汗們經常以 “保衛基督教” 的名義,征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地的基督教騎士參戰,在歐洲基督教世界中享有 “東方十字軍” 的美譽,與中東的十字軍也常常協同作戰。
不過,從十三世紀末的第七位伊兒汗合贊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為了取得占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的支持,合贊汗正式皈依伊斯蘭教,廢棄了具有濃郁蒙古特色的 “汗” 的頭銜,改稱突厥 - 伊斯蘭式的 “算端(蘇丹)”。據說,元朝皇帝得知合贊汗改宗后十分不高興,但由于距離遙遠、鞭長莫及,也只能承認既成事實。
合贊汗在位期間,伊兒汗國的經濟、文化達到鼎盛。尤其是他的宰相、波斯學者拉施德丁,主持編寫了一部歷史百科全書《史集》,這部著作不僅記載了成吉思汗家族史、突厥蒙古史,還詳細記錄了波斯、阿拉伯、印度的歷史,包含大量地理志內容,堪稱西亞史學的扛鼎之作。
在編寫《史集》的過程中,拉施德丁得到了另一位宰相 —— 來自蒙元朝廷的孛羅的大力幫助,孛羅口述的內容,成為《史集》中蒙古史部分的主要來源。孛羅是忽必烈的近侍,屬于皇帝親信,后來長期主持元朝樞密院(最高軍事管理機構),與那些只懂騎射的蒙古騎士不同,孛羅是一位文化人,通曉漢語、漢文,還曾參與制定元朝的禮儀典章,與劉秉忠、許衡等著名學者同為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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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被俘后,主審他的正是孛羅(當時擔任樞密副使,相當于軍委常務副主席)。根據《宋史紀事本末》《指南錄》等漢文史料記載,文天祥與孛羅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文天祥憑借深厚的學識,辯得孛羅理屈詞窮。雖然雙方立場天差地別,誰也無法說服誰,但從辯論過程來看,兩人之間沒有任何理解障礙,可見孛羅的漢文化素養之高。
不過,孛羅在個人品德方面卻備受爭議。有研究者推測,他后來之所以出使波斯后一去不回,很可能是因為與元朝權臣阿合馬關系密切。阿合馬是忽必烈時期的理財專家,極大改善了元朝瀕臨崩潰的財政,但也因斂財手段殘酷、權勢滔天而聲名狼藉。孛羅曾奉旨調查阿合馬的不法之事,卻明顯偏袒阿合馬,后來阿合馬遇刺,孛羅又負責鎮壓刺客。阿合馬倒臺后,孛羅怕遭清算,便借著出使波斯的機會,留在了伊兒汗國,再也沒有返回中國。
忽必烈得知后,曾感慨道:“孛羅生長在蒙古,我待他不薄,他卻留在波斯逍遙自在;而愛薛(與孛羅一同出使的翻譯官,拂林人)生在西域,卻忠心不二,完成任務后歷盡艱辛返回元朝,做人的差距怎么這么大!”
孛羅留在伊兒汗國后,起初擔任宮廷顧問,由于他是蒙元朝廷派來的 “欽差”,地位超然,歷經數朝政變也未被牽連,被人們尊稱為 “孛羅丞相”。后來,伊兒汗海合都深陷經濟危機,向孛羅咨詢對策,孛羅建議發行紙幣 —— 這一建議,很可能是受到了元朝紙幣政策的啟發。
元朝的紙幣的有充足的貴金屬和絲絹作為準備金,可自由兌換,是當時的國際通用貨幣,《馬可波羅游記》中就記載:“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賞用,以購商物,竟與純金無別。” 海合都對此十分眼饞,便采納了孛羅的建議,從元朝請來匠人、引進技術,發行了與元朝形制、工藝完全一致的紙幣,甚至直接沿用了 “鈔” 的名稱。
但海合都沒有元朝的財力支撐,發行紙幣只是為了收割民間財富,沒有任何準備金,無法兌換金銀。這種 “廢紙般” 的紙幣遭到了波斯各界的普遍抵制,就連蒙古宗王也拒絕接受,這場貨幣改革僅僅持續了兩個月便草草收場,直接導致伊兒汗國經濟崩潰,市場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海合都因人心盡失,不久后被臣下勒死,而孛羅因只是顧問、且有 “上國欽差” 的身份,得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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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贊汗繼位后,孛羅被任命為萬戶長,掌管新建立的禁衛軍,成為手握實權的大異密(伊斯蘭統帥頭銜,今譯為埃米爾),還娶了已故伊兒汗阿巴哈的一位遺孀。令人諷刺的是,這位從未帶兵打過仗的前元朝樞密院長官,晚年竟真的成為了手握千軍萬馬的軍事統帥,還曾鎮守過阿塞拜疆一帶,最終病死在那里。
盡管孛羅一去不回,但元朝與伊兒汗國的親善關系并未中斷。伊兒汗國是蒙古幾大汗國中對元朝最恭順的一個,甚至汗的后宮有時也會從元朝迎娶。合贊汗的王妃闊闊真可敦,便是由忽必烈賜婚,她原本被指配給合贊的父親阿魯渾,可到達波斯時,阿魯渾已駕崩,于是便與合贊結婚。馬可波羅在游記中寫道,他離開中國時,曾護送一位元朝公主遠嫁波斯,據說這位公主就是闊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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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與伊兒汗國的親善關系,不僅基于旭烈兀與忽必烈的同母血緣,更出于 “遠交近攻” 的現實需求。兩個政權距離遙遠,沒有直接的領土沖突,中間還隔著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等不懷好意的蒙古宗王政權,因此雙方需要通力合作,互相扶持。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中國(元朝)和伊朗(伊兒汗國),本質上都是蒙古帝國的 “臣虜”,只不過蒙古帝國的統治中心恰巧設在中國而已;伊兒汗國是向蒙古大汗稱臣,而非向中國稱臣,只不過蒙古大汗同時也是元朝皇帝 —— 這一點,后世實在沒有必要過度解讀,更談不上 “中國統治伊朗”。
公元 1335 年,第九位伊兒汗不賽因(元朝史書稱 “不賽因”)駕崩后,伊兒汗國陷入分裂,原來的藩屬紛紛獨立,建立了多個政權,各國混戰不休。1357 年,金帳汗國軍隊攻入伊兒汗國故都大不里士,出班王朝滅亡;后來,卡提德王朝、莫扎法爾王朝、札剌亦兒王朝等也先后被帖木兒帝國、黑羊王朝所滅,伊兒汗國徹底崩潰。
伊兒汗國的崩潰,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 —— 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蒙古人到來前,奧斯曼人只是羅姆蘇丹國一個不起眼的附庸,因酋長奧斯曼一世得名。不賽因汗消滅羅姆蘇丹國后,奧斯曼人獲得獨立,趁著伊兒汗國崩潰、西亞陷入混亂的時機,迅速擴張,最終建立了跨越歐亞非三洲的強大帝國,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的走向。
當年隨旭烈兀西征的蒙古人,后裔大多融入了當地的波斯人、突厥人之中,但也并非完全無跡可尋。如今,在阿富汗西部、伊朗東部,還生活著一群長著蒙古人面孔的族群,他們自稱 “哈拉扎人”——“哈拉扎” 在波斯語中是 “千” 或 “千戶” 的意思,傳說他們就是當年蒙古西征軍的后裔,依然保留著一些蒙古人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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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古詩云:“我也曾學播智慧之種,親手培育它漸漸蔥蘢。可如今我得到的收成,卻是來如流水逝如風。” 這句詩后來被金庸改編,在《倚天屠龍記》中,小昭與張無忌生離死別之際,吟唱的便是 “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
如同小昭與張無忌的東西永隔,蒙元以后,中國與伊朗的歷史也逐漸漸行漸遠,幾乎再無大規模的交集。從西漢的初次邂逅,到隋唐的邦交往來,再到蒙元時期的藩屬關聯,中伊兩國的千年交往,沒有 “統治” 與 “被統治” 的恩怨,只有文明的交融、貿易的互通、人員的往來。
那些關于 “中國統治伊朗” 的說法,不過是對歷史的誤解與調侃。真正值得銘記的,是兩個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的羈絆,是它們在千年歲月中相互借鑒、彼此成就的傳奇,這份羈絆,早已融入兩國的歷史血脈,成為人類文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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