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5歲鄧穎超，找到李鵬，開口就是5個字：我想安樂死

1989年初春，北京西花廳的海棠還沒開，風里帶著料峭的寒意。

85歲的鄧穎超坐在輪椅上，身形瘦削，秘書趙煒推著她穿過回廊，屋里的暖氣燒得很足，可她的呼吸還是又急又淺——

幾十年的肺心病、結核病，加上兩次骨折，早已把這位當年走過長征路的鐵娘子，困在了這把輪椅上。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早就等在門外。他這輩子都忘不了鄧穎超和周恩來的恩情——父親李碩勛早年犧牲，是這兩位革命前輩一直把他當親生孩子一樣照看。每次來看鄧穎超，他心里都像是來看自己的母親。

可這一次，鄧穎超沒有跟他拉家常。

她抬手示意李鵬坐到身邊，然后，她開口了，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釘子一樣扎進人心里：

“我想安樂死。”

李鵬整個人僵住了。他張了張嘴，喉嚨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半天說不出一個字。他以為老太太在開玩笑，可一抬頭，對上鄧穎超那雙依然清亮的眼睛，他明白了——這不是玩笑，這是一個85歲老人深思熟慮之后的鄭重請求。

“鄧媽媽，您……”李鵬的聲音有些發抖。

鄧穎超輕輕拍了拍他的手背，像是在安慰一個不知所措的孩子。她緩緩地說：“我已經給組織寫了遺囑。當我生命快要結束時，千萬不要用藥物來搶救，那是浪費人力物力的事。請組織批準，給我安樂死。”

李鵬的眼眶紅了。他握著那雙冰涼的手，沉默了很久，最后低聲說：“您的意見……我一定向中央匯報。”

離開西花廳后，李鵬連夜起草了一份報告，把鄧穎超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寫下來——不插管、不心外按壓、不靠藥物硬撐著延命。報告的末尾，他加了一句話：“請中央考慮。”

第二天，批示就下來了。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寫道：“鄧大姐的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和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可敬可佩……今后鄧大姐百年之后堅決按她意見辦。”

可批示歸批示，真到了生死關頭，沒有哪個醫生、哪個領導敢真的簽字執行“安樂死”——這放在今天都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更何況是三十多年前。

鄧穎超為什么對“安樂死”這么決絕？這得從她年輕時候說起。

1925年10月，廣州。 21歲的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那時候她剛跟著周恩來來到這座南方城市，革命工作千頭萬緒，到處都要她去發動婦女、組織群眾。這個突然到來的孩子，在她眼里簡直就是一個“累贅”。

她沒有跟任何人商量，包括自己的丈夫。鄧穎超一個人上街，買來打胎的中藥，眼睛一閉，仰頭就灌了下去。

藥性發作的滋味，比死還難受。她疼得在床上打滾，冷汗把被子都浸濕了。可鄧穎超咬著牙，硬是熬了過來。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革命大義面前，這點犧牲算得了什么？

一個月后，她和周恩來在汕頭重逢。鄧穎超還帶著點小得意，叉著腰說：“我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你想不想聽？”

周恩來好奇地看著她。她壓低聲音，把墮胎的經過一五一十講了出來。

誰也沒想到，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罕見地大發雷霆：“你這算什么哲學？生孩子就不能革命了嗎！你憑什么自作主張，這么幼稚，這么輕率！”

鄧穎超被罵懵了。在她記憶里，周恩來幾乎沒有對她發過這么大的火。那天晚上，周恩來轉過身去，氣呼呼地不理她。過了好久，他才嘆了口氣，語氣軟下來：“你身體損傷太大，得好好休息。”

可鄧穎超是什么人？轉頭她就出了門，又扎進了婦女工作里——沒過多久，她就在廣東找到了何香凝、蔡暢，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后來端莊穩重的革命家，年輕時還有個讓人意想不到的本事——演戲，而且是反串演男主角。

15歲那年，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那時候封建禮教還厲害得很，男女不能同臺演戲。學校排演愛國話劇，鄧穎超二話不說就報了名，演的居然是男主角。花木蘭、安重根，甚至男記者，她都演過。臺上的她英姿颯爽，臺下掌聲一片。

多年后，美國記者斯諾在武漢見到鄧穎超，周恩來笑著給他“爆料”：“斯諾先生，你還不知道吧？小超15歲就在戲里反串演男主角了。”

鄧穎超一聽，笑著接過話茬，反過來將了周恩來一軍：“恩來在南開學校演新劇的時候，也是反串女主角。他演得好極了，名震京津，那可是我的老師呢！”

斯諾聽得目瞪口呆，連連驚嘆：“太奇妙了！一個男扮女裝，一個女扮男裝，真是不可思議的一對天生佳偶！”

誰能想到，后來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年輕時竟是以這樣一種“性別錯位”的方式在藝術中相遇。這大概就是命運埋下的最浪漫的伏筆。

時間回到1982年。 6月17日，鄧穎超在臺燈下，一筆一劃地寫下了自己的遺囑。這不是她第一次寫——早在1978年黨的生日那天，她就擬了初稿。這一次，她重抄了一遍，又補充了兩條。

遺囑一共七條，每一條都干脆利落，像她的性格一樣：遺體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房子交公不搞故居，不許給周家親戚特殊照顧，最后一條是——把這封遺囑公布出去，作為她去世的消息。

她在遺囑里寫道：“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但這封公開的遺囑之外，還有一封從未公開發表的“第二遺囑”。那是同年11月5日寫的，收在兩張普通的信紙上，寄給她指定的六個人。信里的話，比公開的那封更決絕：

“在我生命走到了終點，不要采取搶救，以免增加病患的痛苦，以免給有關組織、醫療人員增加負擔。”

她還特意補充：“我看報紙上說美國有一個安樂死醫院，人老了，該辦的事都辦完了，就可安靜地沒有痛苦地死去。我看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為什么她對“不搶救”這么堅持？她的秘書趙煒后來在回憶錄里道出了實情——因為周恩來最后那四年，太苦了。

1972年到1976年，周恩來經歷了十幾次大手術。每次麻醉醒來，他第一句話問的是“外事電報來了沒有”；深夜里，刀口還沒愈合，他就伏在案頭批文件。鄧穎超守在病床邊，眼睜睜看著丈夫被各種管子、儀器包圍著，生命的最后時光毫無尊嚴可言。

周恩來走了以后，鄧穎超反反復復地想：那些延命的搶救，到底是為了病人自己，還是為了活著的人心里好受一點？

她想明白了，答案是后者，所以她不要。

1991年7月，鄧穎超最后一次住院。她持續昏迷了12天，醒過來以后，感覺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又一次對身邊的人說：“我要安樂死。”

趙煒含著淚安慰她：“大姐，您頭腦還清醒，還可以治療，這個我們不能批準。”

鄧穎超有些失望，但她很快又追問了一句：“我的遺囑，你們一定要執行。”

趙煒用力點頭：“您放心，我們一定按您的原則辦。”

鄧穎超這才露出了笑容：“那好，我就放心了。”

1992年7月10日，晚上8點多。 北京醫院的病房里，鄧穎超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呼吸微弱得像一縷游絲。趙煒趴在床邊，輕聲告訴她：“大姐，李鵬同志和朱琳同志來看您了。”

奇跡般地，鄧穎超微微睜開了眼睛。她的嘴唇翕動了幾下，用盡生命中最后一絲力氣，吐出了兩個字：

“李……鵬。”

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見，可在場所有人都聽見了。

這是鄧穎超臨終前說出的最后兩個字。

第二天清晨6點55分，87歲的鄧穎超在平靜中停止了呼吸。沒有插管，沒有心外按壓，沒有電擊——她遺囑里“不搶救”的那部分，總算實現了。可她最想要的“安樂死”，始終沒有一個醫生敢簽字。

趙煒后來在書里寫道：“就這樣，她至死也未能實現她生前親筆寫的遺囑——安樂死。她希望自己能做一名移風易俗的帶頭人，可惜她未能辦到。”

1992年7月18日，遵照鄧穎超的遺囑，她的骨灰由一架農用飛機撒入了天津海河。沒有追悼會，沒有告別儀式，沒有故居紀念館。

那天，海河兩岸站滿了自發前來送行的群眾。有人撒花瓣，有人悄悄抹眼淚。一個老人對身邊的年輕人說：“你們知道嗎？她年輕時候，演過男角，膽大得很；后來為革命，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要；老了老了，又想讓自己安樂死……她這輩子，從來都是自己拿主意，不麻煩別人。”

年輕人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海風吹過，骨灰融進河水，流向渤海。沒有墓碑，沒有標記，但從那以后，整條海河都是她的紀念碑。

她一生都在救人——救這個國家，救受苦的百姓，救身邊的同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卻只想求人讓自己安安靜靜地走。

這種“反差”，大概就是鄧穎超這輩子最讓人心疼，也最讓人敬佩的地方。

（本文根據趙煒《西花廳歲月》、人民網、央視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公開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