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著典籍的脈絡,“行書”之名的確立,恰好經過了一個從具體用途的“行狎書”到普遍書體名稱的演變過程。
“行狎書”這一名稱最早見于南朝宋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書中明確記載鐘繇擅長三種書體,其中第三種便是“行狎書,相聞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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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
銘石書:用于碑刻。
章程書:用于官方文書、教學等正式場合。
行狎書:用于朋友間私密往來的書信。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行狎書”是功能性的,指代一種用于非正式場合、帶有親近意味的書寫方式。這也解釋了為何曹魏時期的崔玄伯擅長“行狎之書”,被世人奉為楷模。
在這個詞匯中,“狎”是理解這個演變的關鍵。它有多重含義,共同構成了“行狎書”的特點:
“狎”字的本義為“馴犬”,引申為“親近”:《說文解字》解釋為“犬可習也”,意為馴服動物。這引申出人際關系中的“親近”之意。《禮記·曲禮》中有“賢者,狎而敬之”的說法,指與賢者親近但不失敬意。“行狎書”的“狎”正源于此,體現了書信往來時的親密氛圍。
《爾雅·釋詁》說“狎,習也”,表示熟悉、習慣。這暗示了“行狎書”是一種因頻繁使用而約定俗成的書寫習慣。
由過度親近“狎”字引申為“輕慢、不莊重”,如《尚書》中的“狎侮”。從書寫角度看,這也反映了“行狎書”在形態上比正書更隨意、不追求端正莊嚴。
綜合來看,“狎”字精準地定義了這類書體的核心屬性:因書寫者關系親近而產生的、不拘于禮法、追求自然流暢的習慣性書寫方式。
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定義“行書”:“行書者……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由此,“行書”的名稱逐漸流行,取代了早期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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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中,有確切的記載揭示了兩者的淵源關系。
宋代朱長文《墨池編》在論述行書起源時,引用了晉人王愔的說法:“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這里的“鐘元常”就是鐘繇,而“行押書”正是“行狎書”的另一種寫法。這證明,在后世理論家眼中,“行書”的前身就是鐘繇所擅長的“行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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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書法理論家已開始對“行書”進行更細致的分類,如“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這標志著“行書”作為一個獨立的書體概念已經完全成熟,名稱也隨之固定下來。
總的來說,這個過程是這樣的:
漢魏時期人們用“行狎書”(或稱行押書)來指代那種用于朋友間、書寫隨意的字體,側重于用途和態度。
唐及以后隨著這種字體的普及和理論化,更為中性、概括的“行書”一詞取代了“行狎書”,成為通用的正式名稱。
這既是一次命名的轉變,也反映了這種書體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視野,最終成為主流書體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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