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湖北鄂州西北、樊口以北的長江江畔,藏著一處承載三國風云的古水灣——敗舶灣(亦作“敗船灣”)。據《太平寰宇記》載,其“在縣西北水路七里”,《水經注》更詳記:“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舶灣”。這片看似尋常的江灣,因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東吳“長安號”巨艦試航遇險、谷利舍命護主的史實聞名,不僅是鄂州長江航運史的見證,更鐫刻著忠直敢諫的品格與三國東吳的興衰印記,歷經千年風雨,依舊留存著歷史的余韻。
一、地理形勝:樊口江灣,東吳鎖鑰
敗舶灣地處鄂州樊山以北、長江南岸的天然回灣,西接樊口,東連釣臺圻,北臨長江主航道,南依樊山余脈。此處長江水道寬闊,卻因樊山阻隔形成天然避風港,自古便是舟楫停泊、水軍休整的要地。三國時期,孫權于公元221年遷都鄂縣,改名“武昌”(今鄂州),將此地打造成東吳西部政治、軍事、經濟中心 ,樊口與敗舶灣一帶更成為核心水軍基地——樊口是樊水入江要道,連通梁子湖與長江,“控縣湖澤凡九十九,東南匯樊口入江”,而敗舶灣憑借隱蔽的灣形、平緩的水岸,成為大型戰船停靠、試航的理想場所。
彼時武昌造船業鼎盛,樊口、釣臺圻設官營工坊,能造蒙沖、斗艦、樓船等各類戰船,其中“長安號”更是巔峰之作 。據《江表傳》載,此船“載坐直之士三千人,上下五層,雕梁畫棟,飾以金漆”,孫權取“長治久安”之意命名,既是東吳水軍旗艦,也是彰顯國威的象征。黃武五年秋,“長安號”竣工,孫權決定親率文武百官、護衛將士三千余人,從釣臺圻出發試航,沿江西行,檢閱江防,這場盛大試航,最終將敗舶灣推向歷史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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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驚濤試航:長安遇險,谷利死諫
黃武五年(公元226年)秋八月,長江水位上漲,風平浪靜,“長安號”巨艦在釣臺圻舉行隆重試航儀式。孫權身著龍袍,立五層艦樓之上,陸遜、諸葛瑾、張昭等文武重臣侍立兩側,三千甲士列于甲板,旌旗蔽日,鼓樂震天。艦船緩緩駛離釣臺圻,沿江西進,起初江風輕拂,水波不興,孫權與群臣飲酒賦詩,意氣風發,俯瞰兩岸武昌城郭、江防營寨,盡顯帝王威儀。
行至江中,風云突變。原本溫和的江風驟然加劇,轉為狂風巨浪,長江水勢洶涌,“長安號”雖體量巨大,卻因樓身高、吃水深,在狂風中劇烈搖晃,桅桿吱吱作響,船帆被狂風撕裂,甲板上士卒站立不穩。舵工奮力掌控方向,卻難抵狂風之力,艦船偏離航道,向湍急的江心漂去。孫權見此情景,非但不懼,反而豪情大發,執意下令:“張頭取蘆洲(亦作羅洲),西入大江深處,試此船抗風之能!”
蘆洲位于樊口以西,江面開闊、風勢更猛,且暗礁密布,此時前往無疑是自陷險境。滿朝文武皆驚,卻無人敢諫——孫權素來剛愎,晚年更獨斷專行,違逆旨意恐有殺身之禍。危急時刻,隨侍在側的谷利挺身而出。谷利時任親近監、都亭侯,以“忠果亮烈,言不茍且”深得孫權信任,他深知“長安號”安危關乎孫權性命與東吳社稷,當即快步走到舵工面前,拔出腰間佩刀,直指舵工厲聲喝道:“大王有令,即刻轉舵入樊口,不取樊口者斬!”
舵工見狀,不敢遲疑,立即轉舵,試圖將艦船駛向樊口方向的敗舶灣。但狂風已至巔峰,“風遂猛不可行”,巨大的艦船在風浪中失控,雖勉強靠近灣口,卻被巨浪拍向岸邊,船底撞上江灣暗礁,船體劇烈震動,底部破裂、艙室進水,“舶船至岸而敗”——巨艦在敗舶灣擱淺損毀,所幸灣內水淺、風浪稍緩,加之將士奮力救援,孫權與群臣、甲士均安全登岸,僅艦船受損、數名士卒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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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忠言逆耳:利敢以死爭,權始貴重之
登岸后,孫權驚魂未定,卻惱羞成怒,對著谷利怒斥:“阿利畏水,何怯也?此船堅固,何懼風浪?汝亂我興致,又壞我巨艦!”
谷利不卑不亢,跪地叩首,言辭懇切擲地有聲:“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
這番話直擊要害:您是東吳君主,身系國家安危,怎能輕易置身險境?巨艦船身高聳,遇狂風極易傾覆,一旦出事,東吳江山托付給誰?臣并非畏水,而是為大王、為社稷,才敢以死相諫。
孫權聽罷,怒火頓消,轉而沉默。他一生征戰四方,見過無數臣子諂媚逢迎,卻極少有人如谷利這般,不顧個人安危,只為社稷與君主安危直言進諫。此前谷利便常為民請命、舉薦賢才,如今更在生死關頭舍命護主,其忠直與膽識,讓孫權深受觸動。他親自扶起谷利,嘆道:“卿言是也,朕錯矣。”
經此一事,孫權對谷利“貴重之”,不僅賞賜金帛、加封食邑,更“自此后不復名之,常呼曰谷”——不再直呼其名,而以“谷”尊稱,以示親近與敬重。谷利的忠烈之舉,也隨敗舶灣的故事流傳千古,《江表傳》贊其“忠直敢諫,有古大臣之風”,成為鄂州歷史上忠君愛國、正直敢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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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灣留勝跡:吳造峴與千年遺韻
“長安號”損毀后,孫權命人在敗舶灣岸邊鑿山開路,方便眾人登岸返回武昌城,后人稱此路為“吳造峴”,位于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此后,敗舶灣不再只是普通江灣,更成為承載三國歷史的文化地標,歷代史料均有記載:《武昌記》云“權與群臣泛舶,中流值風,至樊口十里余便敗,因名敗灣”;《江夏記》載“敗舶灣在縣西北七里”;《太平御覽》引《吳志》詳記谷利拔刀諫主之事。
千年來,敗舶灣見證著鄂州的滄桑變遷。東吳之后,這里仍是長江重要停泊點,晉代陶侃鎮武昌時,曾在敗舶灣休整水軍;唐宋時期,樊口商貿興盛,敗舶灣成為商船停靠、貨物轉運之地,蘇軾兄弟游歷樊口時,曾泛舟至此,憑吊三國遺跡 ;明清時期,灣邊筑堤修閘,周邊漸成村落,百姓口耳相傳著“孫權試航、谷利救主”的故事。
如今,敗舶灣雖歷經江水沖刷、地貌變遷,古灣輪廓依舊清晰。樊山蒼翠依舊,長江奔流不息,灣邊立有“敗舶灣遺址”碑刻,記載著這段三國往事 。每至江風拂過,仿佛仍能聽見千年前“長安號”的鼓樂、狂風的呼嘯與谷利的厲聲勸諫,忠烈之氣與歷史厚重感,在江灣間久久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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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鑒千秋:敗舶灣的精神價值
敗舶灣的意義,遠不止一處歷史地名。它見證了東吳造船業的巔峰——“長安號”的規模與工藝,彰顯鄂州作為“三國造船之都”的實力 ;它記錄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水上危機,反映出長江航道的兇險與古代航運的艱難;更重要的是,它鐫刻著谷利式的忠直品格:不諂媚、不盲從,以社稷為重,以大義為先,敢于在君主犯錯時舍命直諫。
這種品格,正是鄂州歷史文化的重要內核。從三國谷利,到后世武昌清官周良、鄉賢董襲,再到歷代為民請命的志士仁人,忠直、務實、擔當的精神一脈相承。敗舶灣如同一位沉默的歷史見證者,將這段風云往事與精神遺產,深埋于長江之濱,提醒著后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忠誠、正直、敢于擔當的品格,永遠是立身之本、治國之基。
千年一瞬,江濤依舊。敗舶灣的故事,早已融入鄂州的血脈,成為這座城市歷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頁。當我們漫步樊口江畔,凝望這片古灣,觸摸的不僅是長江的水波,更是那段波瀾壯闊的三國歷史,與穿越千年、依舊熠熠生輝的忠烈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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