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天,天氣熱得跟蒸籠似的,我們廠里的風扇呼哧呼哧地轉,就是不見半點涼意。
那時候我剛分到廠里當技術員,工作不算重,人也算本分,就是話不多,廠里人背地里給我起了個外號,叫“悶葫蘆”。
可就是這個“悶葫蘆”,那年夏天被一個人撬開了。
她叫柳青,比我小兩歲,長得不算特別出眾,但勝在眼睛亮,說話有股子俏皮勁兒,是那種你看了就忘不了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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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個辦公室,坐對面,她常常在我寫技術圖紙的時候,忽然來一句:“你這圖畫得比我吃飯還快。”我聽著都覺得耳根發燙。
可我就裝傻,暗戳戳地喜歡,真要讓我主動,我還真不敢。
直到那天——
那天我們廠組織去郊外搞團建,騎車去的,二十來公里。回來的時候,天忽然變了,烏云壓下來,雷聲滾滾。大家都加快速度騎回去,結果在一個土坡上,柳青車胎爆了,人連車帶人一起摔了出去。
我嚇一跳,趕緊丟了車沖過去,她正皺著眉咬牙,膝蓋破了皮,腳腕也腫了。我一把背起她,她掙扎著說:“別背我,我不重,我能走。”
我說:“你再堅持,明兒就得住院了。”她沒再吭聲,只是輕輕靠在我背上,臉貼著我的后脖子。
我一直把她背到她家,汗把我衣服都濕透了。她媽在門口一看,先是一愣,接著樂了:“喲,這不是老柳家的閨女嗎?怎么成了人家肩上的肉餅了?”
柳青小聲說:“媽,我摔了。”
她媽把我們拉進屋,給她上藥,又看了看我那滿身的汗,說:“小伙子不錯,長得結實,心也細,正好,你們湊一對得了。”
我當時臉唰一下紅了,想找地縫鉆,結果柳青還沖她媽擠了個眼:“他要愿意湊,我也不反對。”
這一句話像把火柴,一下點燃了我心里的那團火。
可我還沒敢表態。那時候家里窮,我爸常說:“你要是沒房子,娶了人家姑娘也是禍。”我就怕耽誤她。
可柳青像是看穿我心事,一天,她把一封信塞我手里,里面寫了一句話:“我不在乎你有沒有房子,我只在乎你愿不愿意為我蓋一個家。”
我那天一夜沒睡,第二天我跑去她家,跟她媽說:“阿姨,我是真心喜歡柳青,我沒什么本事,但我愿意一磚一瓦為她搭個家。”
她媽笑著點頭:“行,只要你不跑,我家門一直開著。”
我們就這樣處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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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情沒那么順利,變故很快來了。
我媽聽說我處對象了,還沒高興幾天,就被村里一個遠房親戚攪了局。他們家有個姑娘,比柳青還漂亮,據說家里有錢,愿意陪嫁一套樓房。我媽動了心,背著我去和人家家長接觸了。
我知道的時候,是在我家門口,那個姑娘帶著她媽找上門,說是“來看看未來女婿”。我當場就急了:“誰是你們女婿?我有對象了。”
那姑娘臉一拉,說:“你家媽可是答應了。”
我轉頭看我媽:“你要是想要房子,那你自己嫁過去,我不稀罕。”
我媽那天哭了,說我不懂事,我爸勸我:“房子能解決一切問題,柳青家窮,跟她日子不會輕松。”
我說:“可我跟她在一塊,比你們說的‘幸福’都真實。”
我拎起包頭也不回地走了,騎了一個小時自行車去了柳青家。
她一聽也急了:“你媽不同意?”
我說:“我同不同意才最重要。”
柳青眼圈紅了,但沒掉淚,她抱著我說:“不管你家人怎么說,我都等你,哪怕不穿婚紗,我也愿意當你媳婦。”
之后,我們沒辦酒席,連照都沒拍,就自己搬進了單位家屬區那間十幾平米的宿舍。
有人說我們“寒磣”,有人說我“腦子壞掉”,但我們就那樣窩在一起,她做飯,我修電風扇;她生病,我熬姜湯;工資再少,也能擠出一筆去菜市場買兩塊豬肉,晚上煮一鍋排骨面。
那年冬天特別冷,半夜她凍醒,把被子往我身上蓋。我說:“你別管我,我抗凍。”她說:“你得上班,我能晚起。”
我那時候就覺得,什么都不缺了,哪怕屋子再破,她在,我就不怕風吹雨打。
三年后,工廠有一批房子可以便宜出售。我們高興極了,拿出所有存款,再找丈母娘借一點,終于住進屬于我們的家。
房子不大,只有六十平米,樓道窄,樓上樓下都能聽見動靜。
可當我牽著柳青的手,站在那扇刷著藍漆的鐵門前時,我心里頭比什么時候都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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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錢那天晚上,我們沒有慶祝,也沒出去吃飯,就在家里吃了頓最簡單的晚餐——白菜燉豆腐。
柳青一邊吃,一邊笑著說:“聽人說新房第一頓要吃雞吃魚,咱吃這個,會不會窮一輩子?”
我看著她鼻尖上的汗,搖頭:“咱倆在一塊,吃白菜也比別人吃山珍海味強。”
沒說話,只是輕輕伸出腳,在我腳背上蹭了蹭,那時候的情意,全在這小動作里,我心里暖暖地。
搬家那天,天灰蒙蒙的,偶爾飄點小雨,工友都幫忙抬東西。家具少得可憐,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二手冰箱,還是柳青同學轉讓的。
可她站在那間新房里,抱著我說:“這是咱們的窩,有墻有頂,有你有我,我知足了。”
她的滿足,讓我愧疚。我暗下決心:一定得讓她過上更好的日子。
可生活從不按計劃走。
就在我們剛安穩下來的第二年,廠里效益下滑,大批裁員。我是技術員,原本不在首批名單上,可因為我拒絕廠里親戚的提拔推薦,最后還是被默默排進去了。
失業那天,我背著柳青出去轉了一圈,回來時,她已經煮好了一鍋面,端到我面前:“面里多加了兩個雞蛋,吃完咱們商量對策。”
我沒忍住,眼淚掉進了碗里。
她夾起一筷子面塞我嘴里:“哭什么?咱們還能餓死?你要真閑得慌,我去賣包子,你去送煤氣罐,咱家總不會垮。”
柳青說到做到,第二天就跑去親戚的小飯館里幫廚,我則去了同學開的維修鋪子,從給人裝電線開始干。
那段日子特別難,她的手燙出了水泡,我的手裂了口子,但只要我們晚上還窩在一起,一人一個小飯碗,邊吃邊聊,日子就還能往前走。
最難的那年冬天,我們連煤都舍不得多燒,晚上靠兩床棉被扛過去。可柳青卻笑著說:“你摟著我睡,我都覺得身上冒熱氣。”
我從后頭抱著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娶到她值了,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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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都年過五十,孩子也結婚了,日子平平淡淡,但每年夏天,我們都會去那個郊外的土坡上轉轉。她還會笑著問:“你還記得我那次摔跤嗎?”
我說:“記得,不然哪來的老婆。”
她白我一眼:“我媽那句話才是神助攻。”
是啊,誰能想到,那年一個突如其來的摔跤,把我們倆的命運撞到了一起。
世上的感情有很多種,有轟轟烈烈的,也有細水長流的。我們不是最富的,不是最亮眼的,但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放開彼此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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