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數字社會學：國際視野下的源起、發展與展望

趙一璋

清華大學

社會學系

副教授

王明玉

清華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生

數字社會學：國際視野下的源起、發展與展望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 | 趙一璋、王明玉

責任編輯 | 趙夢瑤

為探索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對人類行為和社會運行的深遠影響，研究數字技術與社會環境相互建構的作用機制，一個新的社會學分支——數字社會學應運而生并迅速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本文對數字社會學進行了簡要介紹，梳理了數字社會學在勞工經濟與生產、數字政治與權力、社會關系與互動、身體與自我、社會不平等以及方法論革新六個方面的研究進展，并在此基礎上比較中國與西方數字社會學的研究現狀。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的飛速發展為社會學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數字社會學在中國極具發展潛力。

2009年，喬納森·韋恩在《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期刊文章，正式提出“數字社會學”（digital sociology）的概念（Wynn，2009）。作者記述了在社會學研究和教學中使用數字技術的經歷，并敏銳地指出，數字技術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社會學需要對此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自該文發表以來，數字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經歷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人類社會加速邁入數字時代。與此同時，“數字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理論和方法不斷革新，早已超出韋恩首次使用這個概念時的意涵。本文將簡要介紹什么是數字社會學，梳理西方數字社會學在六大核心領域的主要研究進展，并在此基礎上對中西方相關研究進行比較，以期為中國數字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參考。

一、什么是數字社會學

（一）數字技術與數字社會

數字技術隨著現代計算機的發展和萬維網的出現而誕生。借由硬件（物理計算機設備）、軟件（為計算機提供操作指令的編碼程序）以及支撐這些軟硬件的基礎設施，各種傳統形式的信息被轉化為計算機能夠識別的二進制數字（0和1），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存儲、加工和傳播。數字技術的誕生和發展是科技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計算機科學家魏澤爾（Weiser，1991）曾預言，人類將進入一個普適計算的時代，數字技術將與人們的生活密切交織，以至于人們意識不到它的廣泛存在。尼葛洛龐蒂（Negroponte，1995）也指出，所有媒介都會迅速數字化，計算機將能夠進行人臉和語音識別，并與用戶進行智能交互。這些在當時看來如同天方夜譚的預言在過去三十年間一一實現，其中描述的景象已經成為人們司空見慣的日常。

隨著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邁入了嶄新的數字社會。截至2021年底，全球移動網絡覆蓋人口達到95%，其中4G移動網絡覆蓋人口達到88%（ITU，2022）。人們廣泛使用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智能手表等數字設備，通過應用程序獲取信息、通訊聯絡、消費娛樂以及參與公共生活。數字技術不僅重構了社會生活的基本樣貌，還引發了根本性的社會變革。赫爾賓（Helbing，2021）認為，當我們埋頭于智能手機的時候，世界正在我們背后悄然發生變化——數字技術不僅會建構人類話語和制度，還將重塑整個世界。國內也有學者持類似觀點。邱澤奇（2022）指出，數字社會通過網絡互聯穿透原有的分工體系和組織結構，使個體成為數字網絡的基本節點，形成以個體為獨立單位的新社會形態。而個體與社會的關系、社會分化的底層邏輯、社會運行的基本原則也將隨之發生深刻變革。此外，數字技術帶來的信息爆炸與“信息繭房”并存、網絡空間的多元包容與話語極化并存、結構扁平化與差距擴大化并存等現象也引發了諸多關注（王天夫，2021）。面對數字技術引發的社會變遷和數字社會中的新問題，社會學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在這一背景下，數字社會學應運而生。

（二）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范疇

“數字社會學”這一概念2009年正式提出，逐漸獲得國際學界認可。短短十幾年間，數字社會學迅速發展壯大，多種專門著述相繼問世，極大地增加了數字社會學的受眾。與此同時，各國社會學會開始成立與數字社會學相關的研究分會，不少高等院校也開始設置與數字社會學相關的學位和課程。數字社會學領域的學術共同體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形成，數字社會學的相關研究持續增加（見圖1）?？偟膩碚f，數字社會學自誕生以來，在諸多議題上重新激發了社會學的想象力，為理解人類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理解數字社會中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棱鏡。

盡管“數字社會學”這一概念已被廣泛采用，吸引了全球諸多學者的關注，但學界對此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學者們在以下兩個核心問題上仍然存在爭論：第一，數字社會學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學在數字時代的全面革新，還是社會學研究的新的分支？第二，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范疇應如何被界定？

關于第一個問題，目前學界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認為，社會學如果想要在21世紀蓬勃發展，必須擁有對數字革命和數字化轉型過程的理論解釋力，而數字化進程涉及社會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各個領域都應對此做出回應。因此，數字社會學并沒有統一的議程，不應以單數形式（digital sociology）而應以復數形式（digital sociologies）加以討論（Gregory et al.，2016）。塞爾溫（Selwyn，2019）強調，數字社會學脫胎于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但也為社會學提供了一個走出工業革命、走向現代社會的機會。二十年后的數字社會學本身也許并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到了那時，社會學的所有元素都已被數字化。另一種聲音認為，數字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Lupton，2015）。數字社會學提供了一種理解社會的視角，但它不應被理解為社會學在數字時代的全部。就像任何社會現象都涉及環境因素，但并非所有社會學研究都需要對環境因素進行強調（Marres，2017）。

有關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雖然一直存在爭論，但數字社會學最核心的研究范疇得到了大多數研究者的認同——數字社會學關注數字技術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形塑，以及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如何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Orton-Johnson & Prior，2013；Lupton，2015；Marres，2017；Selwyn，2019；Fussey & Roth，2020）。在“數字技術與社會”這一核心二元關系之外，有學者指出，數字社會學還關注“數字技術、社會與知識生產”的三元關系（Marres，2017）。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僅形塑社會生活和知識生產的過程，其自身的交互屬性和普遍性還使得基于數字技術的學術分析能夠與社會干預更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打開這三者交互的新的可能（Marres，2017），而數字社會學不僅關注這種新的可能，還批判性地反思自身知識生產的過程（Lupton，2015）。一些學者認為數字社會學還包括更為廣義的研究范疇，例如，數字社會學關注信息和數據流本身的運行邏輯以及被管理和使用的方式（Webster，2013）；數字技術不僅可作為研究對象，還可作為研究工具和公眾參與的平臺被納入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視野（Lupton，2015）。

目前，國際學界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討論仍在繼續，尚無定論。關于第一個問題，本文傾向于將數字社會學界定為社會學的一個新分支。只有將數字技術或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作為核心研究對象，方能稱之為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議題。關于第二個問題，筆者傾向于圍繞目前學界已形成共識的核心研究領域對數字社會學進行界定。基于此，本文在參考學界已有論述的基礎上，嘗試對“什么是數字社會學”這一問題做出如下回答：數字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分析視角和研究方法探究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關注數字技術對人類行為和社會運行規律的影響、研究數字技術與社會環境相互建構的作用機制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值得說明的是，這一界定主要基于數字社會學在當前時期的發展現狀，隨著研究視野的拓展，對數字社會學的認知也將發生變化。接下來，本文將基于上述界定，圍繞六大主題梳理當前西方數字社會學的研究，并對中西方數字社會學的發展現狀進行比較。

二、現今西方數字社會學的六大研究主題

（一）勞工經濟與生產

社會學誕生之初，面對大機器生產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引發的變革，經典理論家們進行了深入思考。其中，馬克思系統分析了技術革新引發的勞動過程和生產關系的變遷，引起了社會學家對勞工議題的持續關注。當前，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生產過程，在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深刻變革。數字社會學對此進行了初步研究，主要關注點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數字技術催生的新型經濟形態和傳統行業中生產模式的變遷、勞動者勞動條件的改變以及新型勞資關系的建立、數字經濟中“產消合一”以及新型剝削的相關問題。

第一，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催生了新的經濟形態。伴隨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依托互聯網和各類平臺的網約車、網絡銷售、短視頻運營等行業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具有變革性的力量（Parker et al.，2016）。相比于傳統的企業運營方式，數字平臺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削弱市場壁壘構建起一個“微型企業家”相互連結的經濟形態。普通民眾也可以依托數字平臺提升閑置物品的利用價值并賺取收入，使原本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群獲得更多機會（Sundararajan，2016）。

數字技術的應用還推動了傳統行業生產模式的變遷。有學者通過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32個成員國的分析指出，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將使14%的工作崗位由機器主導，另有32%的工作可能產生顯著變化。受到沖擊較大的行業包括農業、運輸業、初級制造業以及部分服務業（Nedelkoska & Quintini，2018）。除此之外，一些技術性和專業性較強的工種也受到波及。例如，傳統新聞行業面臨變革，新聞生產過程被不斷重塑，一些媒體公司用算法取代人力，涉及體育和金融的新聞由計算機自動生成（Cohen,2015）。數字技術降低了傳統新聞行業的門檻，公眾也被卷入新聞內容生產的過程，這使得新聞工作者需要更多地從其他渠道進行引述，并尋求與公眾的合作（Wheatley，2020）。

第二，數字經濟的發展還推動了勞動者勞動條件的改變。靈活就業、零工服務成為新的就業模式，使得勞動者在就業靈活性增加的同時也面臨更大的不穩定性（Duffy，2020；Kalleberg & Vallas，2018；Vallas & Schor，2020）。平臺競爭、價格戰和增加交易量的壓力會侵蝕工人的勞動條件，數字平臺通過簽訂臨時合同削減工人的福利和勞動保障（Schor & Attwood-Charles，2017）。伍德等（Wood et al.，2019a）發現，數字平臺基于算法設立獎懲機制，消費者可以對平臺工人的服務進行打分，而平臺工人為獲取較高的聲譽評級可能需承受超時工作、睡眠剝奪、過度勞累等后果。也有研究認為這種描述過于簡化，忽略了數字平臺以及勞動者的異質性。例如，對于依托數字平臺賺取補充性收入的勞動者來說，其工作自主性、時薪以及他們自身對平臺的滿意度都較高；而對于依賴于此獲取基礎性收入的勞動者來說，其工作穩定性較差，他們更有可能對平臺有較強的不滿（Schor et al.，2020）。

此外，數字技術還推動了新型勞資關系的建立。數字平臺通過對勞動過程進行大規模的分解和細化，降低了勞動力替換的成本，因而缺乏保護工人的內生動力，致使勞動者處于比以往更加弱勢的地位（Wood et al.，2019b）。平臺工人日益原子化并且彼此孤立，其內部團結和集體行動面臨更多困難（Gray & Suri，2019）。但也有研究發現工人依然通過多種方式表達了對勞動控制的不滿和抗爭（Tassinari & Maccarrone，2020）。當平臺在技術、法律和組織層面的管理控制相互疊加時，平臺工人的委屈和不滿會加劇，工人集體抗爭的訴求增強（Lei，2021）。

第三，“產消合一”行為制造出更加隱蔽的剝削形式。在數字經濟中，個體用戶逐漸從單一的消費者或生產者轉變為復合型的“產消者”（prosumer）。廣大用戶在進行休閑娛樂的同時也在進行內容生產，通過無需報酬的、規模龐大的“產消合一”行為給數字平臺貢獻了海量信息和巨額利潤（Ritzer et al.，2012）。一些用戶通過定期分享個人的日常生活等內容，成為“網紅”或“微名人”。他們在經營自身形象時實現“自我商品化”，并承擔包括情感勞動在內的多種隱形勞動（Abidin，2017；Raun，2018）。在?？怂梗‵uchs，2014）看來，用戶“產消合一”的行為應該被視為一種數字勞動，它就像家務勞動一樣，大多在空閑時間完成，沒有報酬，創造了大量剩余價值卻難以被當作真正的勞動。因此數字經濟中的剝削不僅存在，而且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存在著。

（二）數字政治與權力

以韋伯關于權力與權威的經典論述為起點，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和STS的相關研究成為數字社會學在這一領域的理論先聲。例如，溫納（Winner，1980）剖析了技術是如何帶有政治屬性的，而數字技術作為新興技術的典型代表，其發展和應用體現著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以及設計者的主觀意圖，同時也對所處環境的權力運作模式以及人們的政治行為產生影響。目前，數字社會學在這一領域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數字社會中的全景監視與權力特征、算法的非中立性、數字社會中的政治參與以及數字治理的內涵和挑戰。

首先，數字社會實現了對行動者的全景監視，體現了更具流動性的權力特征。數字社會經由移動設備、社交媒體和無處不在的數據采集設施實現了動態實時的數據匯集，從而對行動者進行更高程度的監視。數字監視技術以其廣泛性、跨時空性以及隱蔽性強等特點異于以往的監視形式（Mann & Ferenbok，2013）。最初，數字監視主要體現為政府或權力機構出于管理和規范目的而采集公眾數據的活動（Brayne，2017），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監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數字技術的應用，普通公眾不再是單一的被監視者，也同時成為監視主體。比如，公眾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對政治人物進行監視（Trottier，2018），形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監視（Doyle，2011）。社交媒體上還存在主體之間的相互監視，人們通過社交平臺跟進他人的信息和狀態，同時也接受他人的關注和審視（Marwick，2012）。由此可見，數字社會中的監視不再是單向的權力行使過程，它無處不在，滲入許多原本難以觸及的生活領域（Bauman & Lyon，2013）。

其次，算法作為數字社會運行的重要基礎之一，具有非中立性。例如，算法權威的存在使人類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算法程序的影響。羅杰斯（Rogers，2013）以谷歌搜索引擎為例研究指出，在特定的算法邏輯下，一些信息將優先于其他信息得以呈現。切尼-利波德（Cheney-Lippold，2011）指出，網絡營銷公司通過復雜的算法程序對人們的線上生活進行觀察、分析和識別，并通過推斷匿名用戶的身份信息實現商業盈利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的信息特征是由個體在互聯網中的實踐行為塑造的（Rogers，2013），但是個體幾乎無法預知這些行為數據會如何被算法“黑箱”加以處理（Pasquale，2015）。

再次是數字社會中的政治參與，比如數字技術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如何對人們的政治參與產生影響。布利亞內（Boulianne，2015）的元分析結果顯示，使用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這些研究主要依賴橫截面調查數據，近期的歷時研究則呈現了更為復雜的實證結果（Theocharis & Lowe，2016；Kahne & Bowyer，2018）。有學者（Bimber，2017）認為，數字媒體在結構層面增加了人們政治參與的機會；但也有學者指出，互聯網的普及并不會改變原有政治參與的不平等狀況，互聯網中的權威往往在原有政治經濟結構中占據優勢地位（Marien & Prodnik，2014）。近年來，學者開始關注數字動員在各種政治集會和抗議活動中的作用。通過分享、點贊、轉發等行為表達政治態度的“懶惰主義”（slacktivism）可能會導致人們減少線下的實際參與，并對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造成侵蝕（Morozov，2011）。但也有研究指出，線上政治參與是對線下參與的補充而非替代，并能夠發揮重要影響（Freelon et al.，2020）。比如，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數字平臺和社交媒體在信息擴散、組織動員、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等方面發揮了關鍵的助推作用（Castells，2015）。這種通過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動員并在過程中廣泛應用數字技術的社會運動在西方國家日趨普遍（Caren et al.，2020）。

最后，數字技術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數字治理有兩方面內涵。第一，權力主體將數字技術引入治理體系。比如，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政府與用戶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在互動中識別風險（Chatterjee et al.，2020）。第二，權力主體對數字技術應用本身設立規則，并將治理場域擴展到數字空間。數字社會中出現了一些新型社會問題。例如，社交媒體使得網絡謠言的受眾面和影響力都遠超以往，虛假信息的制造者通過多種手段對受眾認知進行錯誤引導（Innes，2020）。對此，許多政府通過頒布法律或政令來對數字技術的開發和應用進行規范。目前看來，數字治理在以上兩個方面都面臨不小的挑戰。前者可能存在“數字利維坦”問題（Langford，2020），后者在數字反壟斷、數字平臺的有效監管等方面存在諸多困境（Flew et al.，2019）。

（三）社會關系與互動

社會關系與互動的研究始終是社會學家關注的重點。齊美爾（2002）認為，社會學要回答“社會何以可能”的問題，就需要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進行研究。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改變了人際互動模式和社會關系的建構方式，推動了網絡社群的形成，也為塑造集體身份和集體意識提供了新的可能。

首先，數字技術的普及改變了人際互動模式和社會關系的建構。傳統的人際互動以面對面交流為基礎，而技術進步使互動中“在場”和“缺席”的界限變得模糊，人們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參與“在場”互動，這種互動和經由技術為中介的交流共同形構了一種“連接的關系”（Licoppe，2004）。瓦克曼（Wajcman，2015）認為，此類互動不僅能維系用戶與親友的聯系，還拓寬了社會關系的建構方式。特克爾（Turkle，2011）則擔憂地指出，在以數字技術為媒介的互動中，人與人聯系得更加頻繁，但人際關系卻可能走向淺薄，人們在愈加緊密的聯系中更加孤單。以上兩種看法雖然觀點迥異，但都反映了同樣的認知——數字媒體正在改變社會關系的本質（Baym，2015）。

與此同時，超越時空界限的互動使不同社會關系的邊界逐漸消解。數字技術使人們持續在線，導致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變得模糊，人們需要進行多線程工作，并在多種角色的轉換中承受額外的心理壓力（Tammelin，2018）。社交媒體擴大了用戶日常生活的可見范圍，人們未必希望將朋友之間的互動公開化，但社交媒體平臺使情況變得復雜起來（Boyd，2010）。同時，人們在社交媒體的點擊與分享行為，也主動打通了個人與公共生活的邊界（Boccia Artieri et al.，2021）。范·馬南（Van Manen，2010）將這種情況稱為“公共的私人化和私人的公開化”，認為移動終端和社交平臺可能會改變年輕人對隱私、秘密、孤獨和親密的體驗。

其次，數字技術推動著網絡社群的形成。在網絡社群中，用戶的身份特征更加個性化，其認同感也具有較高的可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還可以通過網絡社群鞏固線下已有的關系網絡，增強關系的持久性（Robards & Bennett，2011）。然而，社交媒體也為匯聚極端言論提供土壤。傳統觀點認為，社交媒體放大了“回音室效應”，通過推送用戶喜歡的內容，使人們在同質化的信息流中不斷強化自己的偏見（Pariser，2011）。貝爾等人（Bail et al.，2018）最近的實驗顯示，打破“社交媒體回音室”并不能對不同立場產生調和作用。貝爾（Bail，2021）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立場相似的極端主義者們還會依靠社交媒體形成小團體，通過互相聯絡、聲援、共同向反對者發起攻擊而形成歸屬感，并在此過程中變得愈加偏激。

最后，數字技術為塑造集體身份和意識提供了新的可能。有研究指出，海外僑民使用數字技術建立連接，分享信息、延續文化、找尋歸屬感，在故土的空間范圍之外維系了人們的情感連結和集體身份（Ponzanesi，2020）。人們還通過創建在線數字紀念空間，將陳舊的記憶數字化，從而重新建構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Recuber，2021）。除此之外，數字技術有助于營造集體歡騰。人們的物理聚集不再是必須，精神共鳴可以經由共同關注的輿論話題和以數字平臺為媒介的互動產生（Gong，2015），社交媒體可以通過話題標簽匯聚人們的情感表達（Lorenzana，2018）。數字空間中集體歡騰的時刻使人們超越原子化的存在，成為數字時代個體與社會連結的表征。

（四）身體與自我

關于身體和自我的研究是社會學的又一經典主題。在社會學的研究視野中，身體受到社會結構力量的形塑，并對自我建構產生重要影響。在數字時代，身體和自我都有了更為豐富的意涵，數字社會學在以下兩個層面展開探討：一是身體的互聯與自我的量化，二是虛擬空間中的數字化身與自我建構。

首先，數字技術正在推動“身體互聯網”的形成?！拔锫摼W”的發展將人類帶入“萬物互聯”的時代。隨著“物聯網”的擴展，人類身體由網絡聯通形成“身體互聯網”（簡稱“身聯網”）（EI-Khoury & Arikan，2021）。“身聯網”設備不斷革新，從智能手表等用于身體外部的設備到智能縫合線等嵌入人體的設備，再到致力于將人類思維外部化的第三代設備，無數傳感器對人類身體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監測、分析甚至更改，為醫療健康領域開辟新空間，也使人類身體的完整性和自主性面臨挑戰，對人體安全和隱私保護提出了新要求（Matwyshyn，2019）。

隨著“身聯網”的發展，自我觀測和量化實踐逐漸增多。人們借助數字設備收集和追蹤身體數據，其自我測量和記錄的實踐被稱為“量化自我”（Lupton，2016）。以數據認識自我的方式不僅是反思性實踐，更是計算過程，是從外部了解自我的手段，其呈現結果可能比我們對自身的描繪更加全面和準確（Brubaker，2020）。在幫助人們實現健康目標的同時，“量化自我”的實踐也是對自我的監測、規訓和形塑。在此過程中，科學指標和權威知識比主觀和具體的自我認知更受重視，人們通過持續的自我規訓不斷再生產社會文化認可的自我形象（Berry et al.，2021）。

其次，數字社會學關注虛擬空間中的“數字化身”與自我建構。“數字化身”（digital avatar）是人們基于對身體和自我的想象而在網絡游戲等虛擬空間中塑造的數字替身。在與物質世界分離的虛擬世界中，它可以與其他用戶共同棲居在同一個數字空間并進行實時可見的交流（Coleman，2011）。此時，身體的替身是通過技術實現的，并且只能通過技術實現（Hansen，2012）。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進步，這種體驗愈加逼真。比如，最新的虛擬現實通信系統實時捕捉用戶的身體動作、面部表情和語音數據，據此打造的數字化身可以使虛擬空間中的實時互動更為真實，增強用戶在虛擬空間中的存在感（Aseeri et al.，2020）。

這種基于數字化身的實踐和體驗也會影響人們的自我感知和自我建構。虛擬空間就像一個銀幕，人們可以在這個銀幕上投射不同版本的自我和對自我的各種想象（Gálik，2019）。由于自我身份的建構是在個體與他人的互動中完成的，用戶會根據社交媒體的互動反饋調整自我，這可能導致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偏差，甚至以喪失個體的真實性為代價尋求接納（Deh & Glodovic，2018）。

（五）社會不平等

社會學對不平等議題的關注貫穿學科發展史，數字社會學延續了這一傳統，并重點探討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數字技術在原有社會結構（如階級結構、性別結構、種族結構等）的再生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換句話說，數字技術的發展會加劇還是緩解原有的社會不平等？第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是否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

對于第一個問題，有學者認為，數字技術在促進資源共享、打破信息壟斷等方面展現了巨大潛能。例如，以慕課（MOOC）為代表的教育平臺為降低教育成本、擴大教育受眾提供途徑（Bowen，2013）。但也有學者認為，互聯網的普及并不能真正緩解社會不平等。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往往擁有更高的互聯網使用技能，并更傾向于使用互聯網進行政治參與、尋求職業機會等有利于向上流動的活動，而不是主要將其用于消遣娛樂（Hargittai & Hinnant，2008）。這種使用技能和收益的差距導致社會不平等進一步拉大，進而加速原有社會結構的再生產（Hargittai，2018）。

此外，數字技術的應用可能使種族和性別歧視變得更加隱蔽。例如，美國醫療系統在對患者醫療需求進行預測時會依據患者上一年度的醫療保健費用而非實際患病程度建構模型，導致醫療資源向白人傾斜（Obermeyer et al.，2019）。蘭布賴特和塔克（Lambrecht & Tucker，2019）發現，即便在廣告投放上保持性別中立原則，男性能夠看到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招聘信息的概率依然比女性高出20%。這是由于其他市場部門針對女性的廣告投放造成了“擠出效應”，使得女性的廣告成本普遍高于男性，僅遵循經濟理性的算法投放邏輯會造成女性事實上的劣勢。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數字技術的應用可能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最初，學者們根據互聯網接入權限的不同將人群劃分為擁有互聯網接入權限的群體和缺乏權限的群體（Castells，2001）。這種由于接入權限不同而產生的區分被稱為“第一級數字鴻溝”。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發展，基于接入權限的差距逐漸縮小，演化出基于數字技能和使用差異的“第二級數字鴻溝”以及基于收益不同而產生的“第三級數字鴻溝”（Hargittai，2001；Van Dijk，2005；Wei et al.，2011）。

在“數字鴻溝”的分割下，人類社會出現了新的不平等形式。掌握數字技術的高級軟件工程師、技術高管等形成了新的精英階層——編程精英，他們的權力幾乎完全來源于對技術的控制，而不依賴職業化的制度過程（Burrell & Fourcade，2021）。相反，那些由于缺乏數字設備或數字技能的人則遭遇了新型貧困——數字貧困，并可能因此面臨資源匱乏、社交孤立等諸多社會問題（Donaghy，2021）。還有一些用戶由于缺乏足夠的數字素養（比如識別信息真偽、保護數據隱私等）也同樣淪為數字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其中可能包括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Lee，2018）。

（六）數字社會學的方法論革新

數字社會學秉承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不僅在探討關于數字技術應用的理論問題，也在不斷推進研究方法的革新。目前看來，數字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一方面注重挖掘多樣化的數據來源，另一方面也注重對傳統分析工具進行創新。

首先，數字社會學充分運用傳統的結構化數據和深度訪談數據，同時也重視對新型數據來源的挖掘和使用。在數字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中，大數據對傳統調查數據和訪談數據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研究者可以對用戶的數字痕跡（文本、行動軌跡、圖像、視頻等）進行分析，從而推動對人類行為和宏觀社會結構的理解（Lazer et al.，2009，2020）。在挖掘多樣化數據來源的同時，數字社會學也將仿真建模、機器學習等計算社會科學的常用方法應用于實證研究當中。值得說明的是，數字社會學與計算社會科學分屬不同的范疇——數字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之一，而計算社會科學則以方法論統攝為重點（參見陳云松，2022a；范曉光，2020），后者為數字社會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研究工具，但并非唯一工具。二者的區分和聯系如圖2所示。

此外，數字社會學注重對傳統分析工具進行革新。隨著網絡空間中的社會互動日益普遍，研究者將田野調查的范圍拓展到了新媒體空間，并發展出數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等新型研究方法（Murthy，2008）。數字民族志秉承傳統民族志研究的理念，但研究者通常要在研究對象日常所處的網絡空間中參與觀察，用對方常用的數字技術進行訪談，體現了將數字技術視為生活世界組成部分的研究視野（Pink，2016）。還有學者將數字民族志與數據挖掘相結合，發展出民族志挖掘（ethno-mining）的方法。例如，研究者通過智能設備收集參與者的行為數據，并對此進行可視化分析，隨后向參與者展示結果并開展觀察和訪談，與參與者共同探尋行為數據背后的意義（Anderson et al.，2009）。

從目前發展來看，數字社會學的方法革新仍然任重道遠。例如，大數據使用過程中的研究倫理和研究規范仍有待明確和完善（Lazer et al.，2020）。此外，大數據雖然為數字社會學提供了新的數據源，但通常由于“上下文缺失”而缺乏意義和價值，因此有學者主張將大數據與其他數據進行結合（Bornakke & Due，2018）。埃德爾曼等人（Edelmann et al.，2020）認為，社會學家不僅應使用新型數據審視傳統認為難以解決的社會學問題，還要探索因數字技術應用而產生的新問題，使用大數據推動理論創新。對于數字民族志來說，資料收集和數據分享等同樣需要新的學術規范。如何在兼顧受訪者隱私保護的同時提高數據透明度，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之一（Murphy et al.，2021）。

三、國際視野下的中西對比

近年來，數字技術在中國經歷了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引起了生產生活的深刻變革。與此同時，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議題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理論探索方面，已有學者對數字技術帶來的宏觀社會變遷、社會分化機制轉變、新型風險特征、社會治理轉型和技術倫理挑戰等問題進行了極具啟發性的探討（陳云松，2022a；喬天宇等，2022；邱澤奇，2022；王天夫，2021；向靜林，2021；張成崗，2018；張鉞、李正風，2022）。在實證研究方面，圍繞數字社會學的相關研究發展迅速，視角多元，內容豐富。

表1列舉了2005年以來國內學者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社會》三大期刊上與數字社會學相關的中文學術論文，其中80%是2015年以來發表的，反映了數字社會學近年來在中國的發展狀況。按照本文梳理的六大研究主題及具體研究內容，本文對這些文獻進行了大致歸類。中國數字社會學的發展與西方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中國本土特色，主要體現為以下四點。

第一，研究視野覆蓋數字社會學主要研究領域，側重點較為明顯，部分領域關注度仍顯不足。從表1中可以看出，中國數字社會學的已有研究視野廣闊，涵蓋了本文列舉的六大研究主題，但是中國數字社會學的發展并不均衡。整體而言，已有研究呈現出“重宏觀社會、輕微觀個體”的狀況，明顯側重于勞工經濟與生產、政治權力與治理這兩個主題，兼顧社會關系與互動、社會不平等的探討，但較少關注身體與自我這種聚焦微觀個體生活實踐的領域?？傮w來說，目前中國數字社會學的發展呈現多頭并進、相對集中的態勢，在保持現有優勢領域的基礎上，研究視野可以進一步拓寬。

第二，研究內容特色鮮明，體現了中國本土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的特點，同時需要加強對數字社會新現象的積極探索。表1所列文獻大多扎根中國本土，在諸多議題的研究中展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比如，對鄉村電商、數字平臺參與社會治理等現象的研究（邱澤奇、喬天宇，2021；邱澤奇、黃詩曼，2021；張樹沁、邱澤奇，2022；呂鵬等，2022；單勇，2022）。這些研究以中國獨特的數字化轉型為背景，是中國本土研究對國際數字社會學的重要貢獻。在此基礎上，未來研究需要加強對數字社會新現象的關注。相對而言，西方數字社會學研究者在數字技術的發展前沿、年輕人的數字實踐等方面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對數字社會出現的新現象有更為深入的研究，值得國內學者借鑒。

第三，現有研究在發揮社會學學科優勢的同時，初步體現出多學科融合的分析視角，但需要進一步打破學科藩籬，鼓勵學科交叉。在上述中國數字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中，不乏法學、政治學、公共管理、新聞傳播等領域的研究者帶來的突出貢獻，未來仍需要繼續鼓勵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從數字社會學在西方的發展來看，多學科交叉已成為數字社會學的鮮明特點。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不以學科為界限，數字社會學的研究者也不能畫地自限。中國數字社會學的未來發展需要進一步破除學科藩籬，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視野中提出研究問題、找尋研究方法、開展學術合作，這將為中國數字社會學的研究奠定更為堅實的科學基礎，為數字社會學未來的發展提供更多助力。

第四，現有研究以傳統的社會學方法為主，在方法論方面需要開展更多創新性實踐。目前，大多數研究依托傳統的社會學方法展開，也有少數研究體現了數據來源或方法工具的創新（陳云松、嚴飛，2017；桂勇等，2018；邱澤奇、黃詩曼，2021；馮濟海，2021；毛丹等，2021），但總體而言，這些研究仍是少數。從數字社會學在國際范圍內的發展來看，方法論和研究工具的不斷創新幾乎成為數字社會學有別于社會學其他分支學科的又一鮮明特點。這需要在認識論層面打破研究方法的對立，對多樣化數據來源進行甄別和具體分析，從而更好地對研究問題做出回答。

四、結語

數字技術席卷全球，將人類社會再次推向變革的軌道。在此背景下，數字社會學應運而生。數字社會學不應被籠統地理解為數字時代的社會學，也不同于以方法論統攝為重點的計算社會科學，它以社會學的分析視角和方法探究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遷過程。限于篇幅，本文對數字社會學的介紹難免掛一漏萬，但通過本文的梳理仍可以看出，數字社會學目前的發展呈現多個領域齊頭并進、方法論和研究工具不斷創新、實證研究與理論探索互相促進的局面。但是數字社會學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有諸多核心問題有待回答，為廣大學者提供了難得的研究機會。

需要指出的是，數字技術的應用雖然跨越國界，但數字社會學的研究依然要關注具體的社會文化環境，在保持國際對話的同時積極推進本土研究。中國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走在世界前列，為數字社會學的相關研究創造了難得的機遇。目前，國內學者圍繞勞工經濟和數字治理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成果豐碩。中國數字社會學的未來發展需要研究者們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敏銳把握數字社會的新現象，加強跨學科交流，并在方法論層面勇于創新，從而對數字技術深度嵌入的社會轉型和變遷過程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數字社會學在中國具有極大的本土研究優勢，前景十分廣闊，其未來發展有賴于更多學界同仁的參與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