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北原白秋的耽美、童心與軍國主義

作者：蔣豐

明治末期的日本文壇，正經歷著一場從自然主義的客觀真實向唯美主義的感官覺醒的劇變。1908年（明治41年）12月，由剛剛推出新詩社的北原白秋以及石井柏亭、木下杢太郎等人發起的“面包之會”在隅田川畔的小餐館悄然成立。這一組織不僅是日本“耽美派”的搖籃，更是北原白秋文學風格的第一個巔峰。

根據木下杢太郎在《面包之會》（收錄于《巖波講座·日本文學》，1932年版）中的描述，當時的年輕藝術家們效仿巴黎塞納河畔的咖啡館文化，在隅田川邊飲酒、談論象征詩與印象派。北原白秋在此期間創作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第一部詩集——《邪宗門》（易風社，1909年版）。

在《邪宗門》的序言《邪宗門扉頁》（見《白秋全集》第1卷，巖波書店，2001年版）中，白秋寫道：“我心中有一種被稱為‘南蠻’的奇異懷舊。那不僅是對異國宗教的向往，更是一種對色彩、光影和官能刺激的極致追求。”

也有論者指出，《邪宗門》的詞匯極盡華麗。北原白秋大量使用“天主”、“切支丹”、“紅毛”、“香料”等具有強烈異域色彩的意象。整個詩作帶有異國的、官能的、唯美的、頹廢的傾向。

1911年（明治44年），北原白秋出版了第二部詩集《回憶》。如果說《邪宗門》是外向的官能擴張，那么《回憶》則是內向的鄉愁追溯。

在這部詩集中，白秋以家鄉九州柳川的水鄉風景為基調，將童年的純真與成熟后的頹廢交織在一起。在該詩集著名的前言《斷章》中，他稱柳川為“靜謐的水都”，并詳細描述了水面上漂浮的桐花和老舊的倉庫。這種對“逝去時光”的捕捉，被文學界公認為日本現代詩中鄉愁美學的基石。

然而，北原白秋的人生在此刻遭遇了巨大的轉折。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6月，他與居住在東京原宿的鄰居、已婚女性松下俊子產生了私情。盡管松下俊子此時與丈夫處于情感不和的分居狀態，但還是被丈夫控告犯有“奸通罪”，翻譯成為中文就叫“通奸罪”。根據《白秋年譜》（收錄于《白秋全集》第40卷）記載：“明治四十五年年6月16日，北原白秋被拘禁于市谷監獄，長達兩周。這一事件導致白秋名譽掃地，一度產生自殺念頭。”事實上，當時是他的弟弟盡力“撈人”，否則他極有可能被判處實刑的。

這起事件導致1913年春北原白秋與俊子結婚，一年后因為俊子與公婆不合又離婚了，在精神上徹底摧毀了北原白秋早期那種張揚的唯美。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歌集《桐花》以及詩集《東京景物詩及其他》。不過，以往那種華麗的南蠻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枯槁的悲哀感。他在《曼珠沙華》一詩中，將這種紅色的花朵比作流血的傷口。

經歷了情感動蕩與家庭破產的打擊后，北原白秋在1918年（大正七年）迎來了職業生涯的第二次爆發。這一年，鈴木三重吉創辦了文學雜志《赤鳥》，旨在為兒童創作高水準的童話與童謠。

北原白秋對童謠的熱忱并非心血來潮。根據他在《童謠讀本》（阿爾斯社，1922年版）中的論述：“童謠不是簡單的兒歌，它是成人在經歷了世俗污染后，對生命最本原、最清澈狀態的回歸。”

但是，北原白秋還是創作了《搖籃之歌》、《等待》、《紅鳥》等傳世名作。與早期《邪宗門》中的“重色”不同，這一時期的白秋追求的是“輕盈”與“節奏”。在《北原白秋選集》第5卷《童謠論》中，他提到自己深受日本江戶時代民謠的影響，試圖通過詞語的重復與韻律，構建一個不受外部動蕩干擾的夢幻世界。

這種轉型實際上是一種“精神避難”。史料顯示，大正時代的白秋雖然在童謠領域賺取了豐厚的稿酬，但他內心的孤獨感并未消解。他在給友人的信件（《北原白秋書簡集》，收錄于全集第38卷）中曾感嘆：“童心的世界是我最后的堡壘。”

進入昭和時代，北原白秋與日本耽美派作家谷崎潤一郎有些相似，創作轉入了更為深邃、帶有古典美學色彩的方向。他參與創辦了短歌雜志《多磨》，提倡“生活即短歌，短歌即真實”。

對于北原白秋后來反復多次離婚、結婚的“情事”，我不想過多敘述，但要指出的是，早在1930年（昭和五年），他就應“滿鐵”的邀請，到中國東北“旅游”。1934年（昭和九年）應臺灣總督府邀請，到臺灣旅游。1935年（昭和十年），應《大阪每日新聞》的邀請，到日本統治下的朝鮮旅游。1938年（昭和十三年），德國希特勒青年團訪問日本之際，他居然能夠為《希特勒青年團萬歲》的歌曲作詞。后世日本文學評論家把他定位為“國家主義者”，我覺得“太日本了”。

1937年（昭和十二年），北原白秋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由于糖尿病并發癥導致視力近乎喪失。根據他的弟子宮柊二在《白秋先生》（《多磨》雜志1942年追悼號）中的回憶：“先生在近乎失明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通過口述讓弟子記錄。他晚年的短歌中，聽覺和觸覺變得異常敏銳，仿佛他不是用眼睛看世界，而是用整個靈魂在感應光亮。”

我知道，要想評價北原白秋是極其困難的。他是那個時代最矛盾的結合體：既是那個在《邪宗門》里高喊著異端口號的叛逆者，又是《回憶》里那個對著柳川流水流淚的赤子；既是因“奸通罪”身陷囹圄的頹廢者，又是寫出純真童謠的教育者。

正如著名文學評論家小林秀雄在《北原白秋論》（《小林秀雄全集》第二卷）中所言：“白秋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的‘多面性’。他不是在模仿西歐，而是在用日本人的感官去重新消化西歐的象征主義，并將其最終歸納于日本的傳統韻律之中。”

1942年11月2日，57歲的北原白秋因病逝世。他的一生如同他筆下的桐花，落時極盡哀婉，開時曾占盡春色。他留給后世的不僅僅是那些寫在紙面上的文字，更是一種關于“美”的無限可能性。（2026年4月12日寫于北京西國貿大酒店2015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