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讓中國傳統文化走進美國社會

杜維明：讓中國傳統文化走進美國社會

2009-07-17 作者:朱幸福 來源:文匯報

杜維明是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長期以來，他致力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被視為當今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張通過對話的行動來消除文明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從而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2009年7月，《文匯報》記者在哈佛大學對杜維明教授做了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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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在正是重新開發傳統文化資源的時候

文匯報：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并闡發新儒學。在21世紀，我們究竟怎樣看待中國的儒學傳統？

答：任何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都是復雜的，有精華，有糟粕。偉大的傳統都是如此。從“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批評儒學的時候，把它的糟粕用放大鏡查找出來。儒學糟粕的根基是假三綱、權威主義、小農經濟意識和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結構，這些糟粕與現代社會都不太相符。可是，儒家作為精神文明，在塑造中國人的人格和中華民族的心靈啟迪方面，每個人都受到它的影響，比如做人的道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宇宙乃至人與天下的關系。這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傳統從正面意義來看就是歷史的記憶，它是一個積累，也是塑造一個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假如一個民族喪失了記憶或發生健忘癥，認為過去的東西不堪回首，這是切斷傳統。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傳統內容非常豐富。中國從商周以來歷史的記憶就很強。而現代文化的傳統因素則越來越少。現在看來，記憶的忘卻使我們的創造性受到影響。以前認為只要切斷傳統，向西方學習，向現代發展，我們的創造力就出來了。其實不然。在21世紀再回過頭來看，如果開放不夠，人文領域的創造性就會受影響。如果人文文化的底蘊不夠，也會影響科學技術的進步。面對西方的挑戰，現在正是我們重新開發傳統文化資源的時候。

文匯報：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正在倡導構建和諧社會。在此過程中，傳統文化能發揮什么作用？

答：傳統中國文化、特別是以儒家為主的文化，注重和而不同，強調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使社會和諧。即使有矛盾沖突，它也采取殊途同歸以及協和萬邦的方式，使各個不同階層和族群都能夠和諧相處。和諧是一種復雜的管理，必要條件是異。這就如同烹調需要不同佐料、繪畫需要不同顏色、音樂需要不同樂器一樣。

中國目前面臨的考驗是，如何處理各種尖銳矛盾，特別是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矛盾，以及企業、媒體和政府之間的健康互動。構建和諧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機械的社會整合，另一種是有機的社會整合。我們需要的是有機整合。這就需要溝通，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有各種不同的對話。對話是平等互惠的。在這方面，儒家的傳統資源非常豐富。開發資源不僅需要知識，而且需要有智慧。

二、文化底蘊不夠，經濟競爭力不會強

文匯報：在日本和印度，文化人表面上看并不富裕，但他們的精神資源豐富，受到全社會的尊重。我們的教育現在似乎有一種傾向：重理工、商學、醫學和法學，但是輕文科，文史哲專業的畢業生出來找工作不容易。這種傾向對社會未來發展意味著什么？

答：這種現象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如果從文化中國來說，不僅中國大陸，海外華人社會很早以前就出現這種情況。文史哲研究需要有長期努力，而且一定要有相當高的才華。不妨打個比喻：如果有醫德和基本技術，外科醫生對相同的手術可以重復做1000次，不需要很高的才華；但要成為作家，成為有創造的小說家，就要有才華。工程師可以按部就班；但要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則要求很高。西方現在從事人文研究的，許多人都是他們一代人中最杰出的，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覺得文化中國有兩個問題，一是文化底蘊不太厚實，不是整個民族的文化底蘊不厚，而是知識分子的文化底蘊不厚實。原因是很多人太功利，太現實。另一個問題是，在價值領域從事研究的知識分子不夠多。從文化角度來看，如果把文化中國最好的一批報紙與美英日一批最好的報紙相比，比如與美國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英國的《金融時報》以及日本的《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相比，你會發現，中文報紙的文化信息量少，關注的主要是娛樂、企業、商業和體育。《朝日新聞》有許多賣書的廣告，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多見。這是值得注意的。

現在時興把文化稱作軟實力。對一個民族來說，如果文化底蘊不夠，在純粹的經濟方面的競爭力不會很強。

文匯報：作為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您是如何向美國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國人為什么能逐步接受中國傳統文化？

答：如果一個東西有內在價值，不需要宣傳，不需要用擴大器來大為傳播。一個文化有自信和底蘊，是活的文化，就可以感染別人。宋朝時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保持頻繁的商業往來，明朝時鄭和下西洋，都是這種自信的表現。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國家，當時力量很大。

儒家有許多內在的資源。我在中學就接觸儒學，我相信它的內在價值，花了大部分時間去了解它。在西方，通常是通過對話來了解另一種文明的。我同西方的神學家、哲學家、文化學者和社會學家通過對話形式，或通過學術會議做報告的形式，來向他們介紹儒學。對話事實上是很艱難的，需要我花很多時間去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儒家在有些地方從表面上看與西方文化有沖突，但雙方可以互補。比如在新教文化里，不管人家對你怎么樣，你都要對人家好，基本上采取了類似儒家“以德報怨”的態度。

我從上世紀60年代來哈佛讀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有一批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不僅對儒家傳統耳熟能詳，而且還把它當作創造性的哲學思想，所以，它也被稱做波士頓的儒學。波士頓的儒學家都是基督教的神學家，他們注重研究儒學的基本價值，比如禮、修身、人際關系。由于西方社會太突出個人主義，波士頓的儒學家認為儒家思想可以彌補西方資本主義的缺陷。我不是說可以用中國傳統的東西來救西方，但儒學與西方對話的可能性慢慢有了。儒學與西方進行真正平等互惠對話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出現了。

三、21世紀更注重人的終極關懷

文匯報：儒家的價值與西方的價值有哪些相同之處，又有哪些沖突？

答：從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五四”以后出現了許多以儒家文化為終極關懷的大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賀麟、張君勱、馬一浮和馮友蘭。這些思想家都考慮如何改變儒家價值與西方的現代價值不同的地方。他們試圖改造儒家的陰暗面，這是一個時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國大陸非常曲折，幾乎沒有發展。在港臺地區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錢穆等人。

儒家文化精神與現代化有什么相互關系呢？我認為，現在是雙方健康對話的時候了。可以借助儒家廣義的人文精神對西方現代化最有說服力的啟蒙心態進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認識。啟蒙的價值突出自由，儒家則注重公義(正義)；西方重視法治，儒家則注重禮讓；西方突出權力，儒家則注重義務和責任；西方注重個人主義，儒家則比較講究社會的整合；西方強調理性，儒家則重視同情和恕道。

文匯報：美國各大學建立了不少孔子學院。孔夫子為什么在美國非常出名？

答：孔子學院實際上是比照德國的歌德學院，或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專門在世界各地推廣漢語教學。國內幾個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一些漢語教師被請去教漢語，因為美國人對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有興趣。美國馬里蘭大學第一個建立起了孔子學院。全世界現在有200多家孔子學院，因為大家慢慢有了這個需求。我希望孔子學院不僅要面廣，而且要深，不僅介紹中國語文，而且介紹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

文匯報：您對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如何看？

答：前幾年，美國人文學者聯誼會為我頒發終身成就獎。此前獲該獎的包括研究生物倫理的埃德蒙·威爾遜，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我獲獎時有個感觸：現在要走出凡俗時代，就需要21世紀的宗教和文化認同進行大調整，如果不重視宗教，社會就很難和諧。這里所說的宗教，也就是人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