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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直到今天,一直存在理論與現實的斷裂。
這種斷裂有一個無可爭議的選擇,理論必須從應然的邏輯,走向實然的結果,不能總是用“理論”去批判現實,而不接受現實的背叛。全世界197個國家,如果古巴被美國“接管”,那么,朝鮮就成了碩果僅存計劃經濟國家,當然,也不那么純粹了。
面對這種斷裂,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選擇了“擱置”。
但是,自2021年規范治理之后,理論與現實的沖突已經無法縫合,或者回到前三十年,或者重塑理論金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沉寂了多年的馬列學院的博導們,開始了一個重構新馬克思主義的工程。
其中一個爭議性的提法,就是市場經濟與制度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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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耦合,不同于相合,交叉,相融,共振,都不對,它是一種變異,是兩個對抗性系統動態的嵌入,也就是說是非前定的嵌入。
一邊是要干掉私有制的制度,另一邊是私人產權不可侵犯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這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系統,它們怎么耦合?這就要看博導們的三寸不爛之舌了。
其實都是修辭。
說到制度與市場經濟的耦合,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描述,套用了傳統理論的語言,認為實現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統一,這跟理論與現實的斷裂沒關系,整個全球經濟都是“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統一,但不能說美國也在奔向共產主義,不是經典理論構架下和制度與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耦合了。消滅私人產權與私人產權不可侵犯的市場是無法彼此嵌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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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天選擇了市場經濟,并不是什么理論的改變,而是現實的介入,是超越理論的選擇,而到今天為止,理論還停留在二百年前的塞納河畔,沒有根本性的重構。馬列學院的博導是把一般意義上政府行為與共產主義制度的設計混為一談了。它之所以有一種應景,因為我們現在的制度設計并不是經典理論的元設計。
現實變了,馬列學院的博導也在變,但經典理論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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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的底層邏輯是建立在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可調和的關系之上,人們不是去發現什么現實的耦合,更不是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泛概念的耦合,而是打碎剩余價值公式,從理論上建立起資本與勞動的耦合,否則,打多少補丁都是自說自話。
但那樣一來,就不是在重構經典理論了,而是對經典理論的基本概念重新下定義,是理論的躍遷,在堅守與躍遷之間,沒有一條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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