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心腹陳布雷后人現狀：兩兒子正廳及以上，長孫卻成民族罪人

1948年深秋的南京，玄武湖上霧氣沉沉。凌晨四點，警衛聽見“咚”的一聲，推門而入，只見書房臺燈亮著，桌上放著一只空藥瓶——這便是陳布雷謝幕的瞬間。不到一年，他所在的政府土崩瓦解，家族也被卷入南北分流的洪流，命運自此撕裂。

追溯二十年前，1928年春，蔣介石在杭州西湖散步，朗聲對身邊的陳布雷說：“先生一支筆，可抵千軍萬馬。”這句話把浙江紹興出身的陳布雷推到了權力核心。他代筆起草訓令、通電、對外聲明，篇篇見報，筆鋒似刀。但外人不知的是，這位“領袖文膽”回到家中，卻極少談政事，只反復叮囑孩子們：“學一門真本事，離官場遠一點。”話說得斬釘截鐵，偏偏最疼的小閨女陳璉和老幺陳礫，心里打的卻是另一套算盤。

1947年2月，北京陰冷。陳璉與丈夫袁永熙因地下工作被捕。審訊室里，特務拍桌喝問：“你是不是共產黨？”陳璉咬牙不應。消息傳到南京，陳布雷愣了半晌，隨即提筆給蔣介石寫信，信里只有一句焦點：“家國大義，請總裁自處。”外人以為他大義滅親，實則為保性命留了一線。半年后，蔣見確無實據，命人放人。陳布雷悄悄把女兒接回紹興。臨別前，他只說了六個字：“好自為之，勿悔。”

然而風雨已入堂。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獨坐書房，服下安眠藥加生石灰粉末，終年五十八歲。后事處理完，子女各自抉擇：兩子赴臺，四子留陸，女兒北上，幼子北大畢業即奔解放區。裂痕雖深，卻都秉持父訓：憑一技之長立身。

長子陳遲，本想報考中央政治學校，被父親斷然拒絕：“農業救國，同樣浴血。”他遂入浙江大學農學院，1936年赴甘肅引種甜菜，解決制糖難題。1950年抵臺，進入臺灣糖業公司，歷任經理、總工程師。因熟稔聯合國糧農組織流程，后被借調亞洲開發銀行，職級相當廳級，再往后移居美國，閉門研究土壤改良。

次子陳過留在大陸。1948年從美國返滬，他沒有赴職高薪醫院，直接去了浙江省醫學院。心血管防治、熱帶病研究樣樣打頭陣，上世紀六十年代出任浙江省衛生廳廳長。地方正廳級干部，一頂草帽跑遍浙北山區，硬是把釘螺疫區壓到最低。醫學院的年輕教師說起他，總用一句話：“老陳脾氣大，心腸軟。”

三子陳適學測繪。抗戰重慶艱苦時，他跟著德國教授日夜畫圖，解放后留任武漢測繪學院。全國第一張1∶50000比例尺航測圖，他參與了點位校正。四子陳邁土木出身，扎根上海鐵路局，滬昆線上的隧道設計圖至今仍存檔。兩人沒行政級別，卻是行業里口碑最硬的技術骨干。

陳璉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奔赴北平。1950年代，她調團中央，參與青年政策制定；1962年轉華東局宣傳部，主管文教。有人問她怎么看父親，她淡淡一句：“他忠于舊制度，我們選擇新制度，僅此而已。”這個回答，沒有控訴，也無溢美。

最受關注的卻是小兒子陳礫。1952年，他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直接進了新華通訊社；1978年改革春風初起，主管新聞評論；1986年任中國日報總編輯，副部級。辦公室里常掛著父親的遺書影印件，提醒自己“守正直，甘平凡”。

如果說前兩代的分野尚可用時代動蕩解釋，那么第三代的突變就讓人唏噓。1948年出生在美國的陳師孟，是長子陳遲的兒子。童年在臺中長大，說一口軟糯閩南話，大學拿到臺灣大學經濟學學位，又遠赴俄亥俄州立大學讀博。學成回臺，他進入“行政院”經濟研究機構。1980年代末，島內“臺獨”思潮四處蔓延，他迅速站到前臺，高喊“天然獨”的經濟論證，“外省人也要決定自己命運”成為他的口頭禪。洪秀柱后來怒斥他“叛國分子”，并非情緒化，而是陳師孟公開主張“法理臺獨”，甚至提出“修憲定名為臺灣共和國”。島內綠營把他捧為旗手，大陸輿論則以“民族罪人”相稱。諷刺的是，他論辯時常引用祖父的文章作修辭，卻全然無視祖父遺囑中的國家二字。

有意思的是，除了這一支，陳家其余孫輩大多低調：有人在上海從事科研，有人定居溫哥華搞環境工程，還有人在杭州經營小型律所，秉承“能甘平凡”的家訓。臺北報紙曾去采訪其中一位孫女，被婉拒，只有一句回信：“我們只是普通人，別再提政壇。”

假如陳布雷地下有知，面對這幅分崩離析又各自精彩的家族圖景，會作何感想？他當年以筆為刀，試圖為“黨國”縫合裂痕，卻把更大的裂痕留給了后人。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各人抉擇終要自己買單。至于成敗榮辱，留待后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