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晚清史書寫中的知人論世

師從陳旭麓先生的楊國強教授是晚清史名家，其研究領域聚焦于晚清士大夫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等，退休前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代表作有《晚清的士人與世相》《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及其時代》在2008年版本基礎上增加了涉及張之洞等的數篇文章，屬于楊國強作品里專門研究和寫作晚清士大夫的著作，思想性和可讀性都很強。這部作品通過對三位影響晚清歷史走向和國運的封疆大吏的政治與人生的書寫，呈現了中國在近代化歷程中的跌宕起伏和一波三折，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士大夫生命世界和心靈世界的艱苦備嘗。

《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及其時代》，楊國強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出版

在楊國強筆下，三個人物各有千秋，各有面目，而又存在一種隱隱然的對照視野。曾國藩義理與事功兼具，以儒家書生領兵而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同時又勤于整理儒家典籍和詩抄，并善于教育子女后代，留下影響后世的家書，其領導的湘軍及其后續影響，更是催生了湖南近代歷史和人物的光焰灼目。陳旭麓曾在1980年代的思想碎片《浮想錄》里說：“中國不是走出中世紀，而是被轟出中世紀的。”“走”是自覺自愿的閑庭信步，有規劃也有章法，而“轟”則是連滾帶爬，打落牙和血吞，充滿屈辱感。中國的近代化是將西方社會幾百年的歷史高度濃縮而親歷一遍，因此必然充斥著脫榫和矛盾。曾國藩就是一個過渡時代矛盾人物的集大成者，卻正是因這種矛盾性，象征著“天朝上國”回應西潮沖擊的具體性和民族特性。楊國強收錄于這本歷史人物論集的曾國藩簡論寫于將近30年前，其時他還是一名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研究生，可時過境遷、潮來潮去之后，這篇文章放在今日重讀仍舊是擲地有聲的不刊之論，而當年名動一時的絕大多數時論已經無人問津形同廢紙，這或許就是真學術的永恒魅力吧。比如開頭這段話：“近代中國產生過不少矛盾人物。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維護傳統又越出了傳統；他保守舊物同時卻抉破了舊物。作為‘中興名臣’之首，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代表；作為‘自強新政’的倡導者，他又不自愿地為西方以技術為先導的文化開了引接的門洞。”正因為這種歷史的多重性，鑄就了曾國藩的復雜人格。在楊國強縱橫千里、涉筆成趣的筆觸中，曾國藩的品性中既有“拙誠”也有“智術”，性格中既有“俠動”的一面，又不乏超然“淡泊”，在一度領軍失敗試圖自殺的百死千難人生中百結憂悒，卻又倡導面對磨難和苦難需有韌性和智慧的生命“挺經”。

受曾影響和提攜而成的淮軍領袖李鴻章與曾國藩用人旨趣不同，不問所用之人德性和人品如何，而注重能力和技藝，只要能夠羈縻使用，則品質低劣之人也可以囊括府中。一生浸淫廝磨于晚清民初人物與史事的楊國強，長于從各種史料的爬梳對比中體察“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對于歷史人物的比較就成為其顛撲不破的史家心法和筆法，盡管他常告誡筆者“史無定法”。而在這種義理、事功與辭章的縱橫比對中，他堅持的又是逐級遞減的優先級，因此總是以臧否史事議論人物的人文主義尺度為第一準則。比如他對主持淮軍和北洋海軍的晚清重臣李鴻章的這段宏論，如今讀來仍舊不乏警示之意義：“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終未能成為洋務運動的精神領袖。年輩在他之前的曾國藩，一生匯融漢宋，以富有個人體驗和學理深度的經世之學換來過眾多士人的服膺。年輩在他之后的張之洞，則善用智術和智慧作折中新舊之論。他以中體西用為底本鋪敘出來的大篇文字兼備詞章與義理，極合章法地表達了洋務人物取新衛舊的共有心影，并在形而上的層次上感染了更多留心世務、關注國運的人。中體西用一語，也骎骎乎成為張之洞的專利。與他們相比，李鴻章顯然是略輸文采。他匱于學植，所以他沒有理論。雖說李鴻章起家翰林，在清秘堂里泡過一陣，但還沒有等到他摸熟門徑，就已被召去帶兵了。后來的生涯中，他見長的一手是‘才大心細，勁氣內斂’，然而義理、詞章、考據等，則從此漸成陌路。因此，當他需要說理的時候，往往無法將不成片段的新知與‘理氣’‘道器’‘體用’‘本末’之類粘連成一個理路圓融的東西。于是，他的洋務議論便只能赤裸裸地以利害來動人心了。以利害動人心本是洋務運動的題中應有之義，但龂龂乎言利言害，顯出來的又是一種短視和短氣。自中西交沖以來，李鴻章比別人更透徹地識得利害，也比別人更專注地宣述利害。前一面表現了他見事之敏，后一面卻常常使他看不到其他許多應有的東西。”盡管如此，作為晚清名臣，李鴻章在關鍵時刻的一些選擇卻又彰顯了其對人格底線的堅守，比如楊國強特別論述到戊戌維新挫敗之后，粵人康梁倉皇出逃海外，湘人譚嗣同一腔熱血不愿茍且，選擇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喋血菜市口。作為慈禧欽點的緝捕康梁要犯的欽差大臣李鴻章，卻幾次三番托人致信遠在東瀛的梁啟超，囑咐其潛心向學，不必遽灰初心，以待他日時局緩和回國效力。這番不避嫌隙、不忘故舊的舉動讓梁啟超感慨萬千：“毋亦發于愛才之盛心，以為孺子可教，而如此國運，如此人才，不欲其棄置于域外以沒世耶。”

張之洞從清流而入洋務，因此對兩者的優長和短板皆有所知，在楊國強筆下，張無論官至何處，則首重舉辦書院，嘉惠士林，從事教育，這種不重權力而重文化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國的士大夫精英主義文化的流風余韻。楊國強的歷史敘述要言不煩卻又力透紙背，他長于義理的闡發、歷史的思辨和史事的勾連，筆墨縱橫之間，晚清中國的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就已躍然紙上，引人深思。他這段話可視為對這一類歷史人物的共通性評價：“他們（指張之洞等）始終共守著中國文化鑄就的一種人文品格，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自愿。當自強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排難發軔之日，這些都成了內在的催動和力量。因此，19世紀60年代以船炮為中心的尋求自強的過程里，沖擊來自西方，而回應也出自中國人的文化和社會。當中西交沖之際，這個世界不能沒有擔當，然而擔當涵育于舊學。”掩卷細細思之，楊國強借以安身立命的史學書寫，彰顯的又何嘗不是一種守先待后其道不孤的人文主義傳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人品格呢？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哈佛燕京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