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管嬰兒活不過40？中國首例試管嬰兒鄭萌珠：未滿40歲，已生孩子

2019年春天，北醫三院的手術室里傳出一聲嬰啼。產床上的年輕媽媽叫鄭萌珠，31歲。護士把男嬰抱到她面前的那一刻，整個生殖醫學中心的醫護人員幾乎同時紅了眼眶。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分娩——躺在產床上的這個女人，本身就是31年前從這同一家醫院誕生的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生命的輪回在同一個坐標點完成了閉環，這種戲劇性是任何編劇都寫不出來的。

但就在這條新聞刷屏的同時，評論區里有一種聲音格外刺眼：＂試管嬰兒活不過40歲，等著瞧吧。＂說這話的人大概沒想過，自己隨手敲下的幾個字，對那些正在經歷促排、取卵、移植煎熬的家庭來說，是一把什么樣的刀。

其實沒有任何一篇正規醫學文獻提出過這個結論。它更像是民間＂恐新癥＂的一種集體投射。人類面對不熟悉的技術時，本能反應就是往最壞的方向揣測。當年第一批接種天花疫苗的人，被傳言會長出牛角；第一批做心臟搭橋手術的患者，被鄰居說成＂半個死人＂。試管嬰兒遭遇的輿論困境，本質上跟這些如出一轍。

全球第一個試管嬰兒路易絲·布朗，1978年7月25日出生于英國奧爾德姆總醫院。她母親萊斯利因為輸卵管阻塞，九年未能懷孕。婦科醫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和劍橋大學生理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合作，完成了那次改寫人類生育史的體外受精操作。布朗出生當天，英國小報的標題充斥著＂弗蘭肯斯坦嬰兒＂這樣的字眼，梵蒂岡公開表示譴責。

然而48年過去了。路易絲·布朗今年即將滿48歲，身體狀況良好。她在2006年自然受孕生下了兒子卡梅倫，2013年又生了第二個孩子。沒有借助任何輔助生殖手段，完全自然懷孕。一個＂注定短命＂的人，不僅活得比很多同齡人都健康，還接連自然生育了兩個孩子——這本身就是對謠言最辛辣的諷刺。

回到鄭萌珠身上。她的故事要從她母親鄭桂珍說起。鄭桂珍是甘肅禮縣鹽官鎮的一名鄉村教師，因為雙側輸卵管不通，跟丈夫左長林結婚整整二十年沒能有自己的孩子。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農村，一個女人生不出孩子意味著什么，不需要我多解釋。那種來自宗族、鄰里、甚至至親的目光，足以把一個人壓垮。

1987年，鄭桂珍偶然從廣播里聽到北京有家醫院在研究試管嬰兒技術。38歲的她跟丈夫商量后，從甘肅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趕到北京。她找到的人，就是張麗珠。

我覺得很多人對張麗珠教授的了解太單薄了，她不僅是＂中國試管嬰兒之母＂這一個標簽。張麗珠1921年出生于上海，父親張耀曾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法學家和政治人物。她先后在圣約翰大學、上海醫學院求學，后赴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在那個年代，一個中國女性能走出這樣的學術軌跡，本身就是傳奇。

1950年代她放棄海外優渥的條件回國，選擇扎根北醫三院婦產科。在長達幾十年的臨床實踐中，她目睹了太多因不孕而破碎的家庭。有的丈夫直接把妻子趕出家門，有的女性因為長期承受精神壓力患上了嚴重的抑郁。到了80年代中期，當她得知海外試管嬰兒技術已經日趨成熟時，心中那個念頭再也壓不住了。

但＂想做＂和＂能做＂之間隔著一道深淵。當時北醫三院的硬件條件和發達國家相比差了不止一個時代。沒有專用的層流手術室，沒有進口的超聲引導取卵設備，甚至連恒溫培養箱都是勉強湊合的。張麗珠團隊的取卵方式是開腹手術——不是今天常見的經陰道穿刺，而是真的要在腹部開一刀來獲取卵子。

關于她用體溫捂試管的事，流傳很廣，但很多人不知道背后的完整原因。當時取卵的手術室在一棟樓，培養胚胎的實驗室在另一棟樓，中間沒有恒溫轉運設備。卵泡液離開人體后溫度迅速下降，而卵母細胞對溫度極其敏感。張麗珠的解決辦法簡單到令人心酸：把試管貼身揣好，一路跑。這不是什么浪漫化的敘事手法，這是在物資極度匱乏時的科研人員用血肉之軀填補技術空缺的真實寫照。

從1986年啟動到1988年成功，團隊在前12位受試者身上全部失敗。每一次失敗背后都是一個滿懷期望而來、黯然神傷而去的女人。第13位受試者鄭桂珍的成功，與其說是運氣，不如說是團隊在前12次失敗中不斷調整方案、打磨細節的量變終于引發了質變。

1988年3月10日上午8點56分，鄭萌珠出生，體重3900克，身體指標一切正常。張麗珠親手接下了這個孩子。＂萌珠＂這個名字，取＂萌發＂之意，＂珠＂則來自張麗珠的名字——生命萌發于麗珠之手。這個命名本身就是一個時代的注腳。

鄭萌珠后來考上了西安西京學院，畢業后回到北醫三院生殖醫學中心做病案管理工作。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溫情的＂回歸原點＂的故事，但我更想指出一層容易被忽視的意義：她每天經手的那些病歷檔案背后，都是跟她母親當年一樣焦灼、一樣走投無路的家庭。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那種滋味。

2026年的中國正站在一個人口結構劇變的關口。2022年全國出生人口956萬，首次跌破千萬大關，同年全國人口凈減少85萬，這是1961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2023年的數據進一步下滑。雖然各地出臺了大量鼓勵生育的政策，但生育率的下降有著深層的經濟和社會根源，不是短期刺激能逆轉的。

在這個大背景下，有一組數據特別值得關注。中國人口協會此前發布的調研顯示，國內育齡人群中不孕不育率約在15%到18%之間。如果取中間值來估算，全國面臨生育困難的夫婦可能在四五千萬對的量級。這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他們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了。

輔助生殖技術對這個群體來說就是最后一根稻草。而過去制約他們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錢。一個標準的試管嬰兒周期費用大約在三到五萬元，這還只是一次的開銷。很多患者一次不成功需要做兩次、三次甚至更多，累計下來十幾萬元并不罕見。對于大城市的中產家庭來說這已經是不小的負擔，對于縣城和鄉鎮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更可能是一道難以逾越的經濟門檻。

2023年，北京在全國率先將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范圍。這個口子一開，各省迅速跟進。到2025年底，據公開報道統計，全國已有超過二十個省份不同程度地將輔助生殖費用納入了醫保體系。這不是簡單的＂福利擴張＂，而是國家在人口戰略層面做出的一次重大資源配置調整——用公共財政去托底那些有生育意愿但因經濟壓力望而卻步的家庭。

但政策的觸角再長，也夠不到人心深處的偏見。

關于試管嬰兒的謠言在一二線城市的傳播力度遠不如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這跟信息獲取渠道有關。大城市的年輕人更習慣通過專業醫療科普號或者直接咨詢醫生來獲取信息，而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地區，微信群轉發和短視頻平臺仍然是許多人了解＂新事物＂的主要窗口。算法的推薦機制天然傾向于情緒化和聳動性的內容，＂試管嬰兒活不過40＂這種七個字就能制造恐慌的標題，傳播效率遠高于一篇五千字的嚴謹科普。

這就造成了一種殘酷的信息鴻溝：越是需要輔助生殖技術的地區和人群，越容易被謠言勸退。

從純醫學的角度說，試管嬰兒和自然受孕嬰兒的唯一區別僅僅在于受精的地點不同。自然受孕是精卵在輸卵管內結合，試管嬰兒是在體外的培養皿中完成受精過程。受精卵形成后，再被移植回母體子宮著床發育。從著床那一刻起，后續的妊娠過程跟自然懷孕完全一樣——胎兒在母體內吸收營養，經歷十月懷胎，最終分娩。

換個比方來講：如果把懷孕比作一趟長途旅行，試管嬰兒只是換了一種上車方式而已。你可以在起點站上車，也可以由人送到第二站再上車，但上車之后走的路線、到達的終點都是一模一樣的。用上車方式來判斷乘客能不能到終點，這邏輯荒不荒謬？

2018年，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過一項對丹麥超過九萬名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兒童進行的長期隨訪研究。結論很明確：在總體健康狀況、住院率、慢性病發病率等關鍵指標上，輔助生殖出生的孩子與自然受孕出生的孩子之間不存在具有臨床意義的差異。

類似的大規模追蹤研究在瑞典、澳大利亞、英國都有，結論高度一致。科學共同體對此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晰：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試管嬰兒存在系統性的健康劣勢。

目前全球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人口已經累計超過一千二百萬。這不是一個小樣本的實驗性技術，而是一項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驗證、惠及千萬家庭的成熟醫療手段。你身邊可能就有試管嬰兒，只不過你不知道而已——因為他們跟所有人一樣上學、工作、戀愛、結婚，沒有任何外在標記。

下次再有人在群里轉發＂試管嬰兒活不過40＂，你不妨回一句：造這個謠的時候試管嬰兒技術才誕生沒幾年，現在人家快半個世紀了，全球一千多萬人活得好好的。謠言的保質期，早就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