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全世界只有中國和外國之分，因我們做不到中國人的信仰

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許多人見廟就拜，但心底深處卻從不信鬼神。

之所以會上香叩拜，更多的是因為“來都來了”。

這讓不少西方人覺得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敬畏，很可怕。

直到英國IDEAS高級客座研究員、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在劍橋大學演講時給出權威解釋。

西方人這才恍然，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而是他們的信仰從來都不是拜神。

馬丁·雅克

一、災難面前：西方人祈求神的庇護，中國人堅信人定勝天

在西方的普世觀念里，災難是神明的警告，渺小的人類根本就無法抵抗。

所以西方的文明習慣于逃避和轉移。

大洪水來臨時的諾亞方舟，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人則完全不同，抗爭是刻在骨子里的傳承。

天破個大洞，女媧會煉石補天。

海擋住去路，精衛會銜石填海。

太陽多引起干旱，后羿會彎弓射日。

洪水肆虐天下，大禹會率民治水。

祖先很早就給所有的炎黃子孫做了榜樣，災難面前，無需消極等待，人定可以勝天。

如果說西方的信仰是和神明的一種等價交換的話，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對祖先的尊崇和追趕。

信奉神明的西方人認為人皆有罪，通過祈禱能獲得救贖。

因此，遇到困難，他們總愛去教堂祈禱，渴望神明給予指引。

尊崇祖先的中國人遇事不會先找借口，相信困難肯定會有，但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這種差異源于中西方信仰的主體完全不一樣。

西方人信奉的神明是虛無縹緲的，只記錄在《圣經》中，需要有專門的人指引才能靠近，世人都是神的仆人。

中國人從不捏造神，只會把有血有肉，真實拼搏過，為后代指明了方向的祖先奉上神壇。

這些身邊的神明不高高在上，燦若繁星的典籍中有他們的身影，古老相傳的家譜中有他們的名字。

這既是文化的傳承和延續，也是中國人信仰的寄托。

文明曾經數次斷代，歷史大多只有百多年的西方國家，是無法想象華夏五千年歷史有多么的厚重。

有厚重的文明打底，中國人的信仰無需假借外物，也無需搞繁多的儀式流程。

父輩的言傳身教，就會讓深藏于記憶中的信仰種子自動覺醒。

這種信仰平時不顯山不露水，只有遇到真正困難時，才會挺身而出。

二、中國的“神”不是虛幻的偶像，而是人民自己

新中國成立以前，血吸蟲病曾遍布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幾個省、區、市，血吸蟲病患者有1100余萬，受威脅人口達1億。

病情嚴重的地區，連片的村子絕戶不是什么新鮮事。

1950年4月，新中國衛生部向華東區、中南區下發了《關于對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組織人員深入農村開展血吸蟲病調查”。

一場轟轟烈烈的防疫攻堅就此戰拉開了序幕。

毛主席專門作出指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p>

蘇德隆、陳心陶、毛守白等專家冒著感染的風險，深入病情最嚴重的地區，一邊治病，一邊指導滅蟲。

群眾被全部動員起來，男女老少齊上陣，開新溝、填舊渠、土埋火燒、藥粉噴灑，將攜帶病菌的釘螺清理一空。

這場和自然界頑疾開戰的人民戰爭初見成效后，毛主席欣喜不已，專門寫了兩首古詩《送瘟神》。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就在全民送瘟神的同時，一場前所未有的旱災席卷大江南北，剛剛成立的新中國被迫進入三年困難時期。

蘇聯方面也趁火打劫，撕毀協議，撤走援助專家。

新中國的核武器研發陷入了沒資料，沒設備，沒后勤保障的困境。

外國人幸災樂禍的放話：給中國二十年，也不一定能搞出原子彈。

錢三強、錢驥、鄧稼先、程開甲、朱光亞等中國科學家偏偏不信邪，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紛紛站了出來。

他們告別妻子家人，深入大漠戈壁，為新中國燃燒自己。

為了趕進度，鄧稼先顧不上穿防護服，硬頂著輻射收集失敗的核彈碎片，致使自己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病逝前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張照片上，嘴角還有未擦干凈的血跡。

為了保住實驗數據，郭永懷在飛機失事時將公文包緊緊抱在懷里，任由自己的生命被大火吞噬。

他們最知道怎么去應對危險，但卻一直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

“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山河。”這就是中國人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1998年，百年難遇的全流域特大洪水席卷全國29個省（區、市），受災面積3.18億畝，成災面積1.96億畝，受災人口2.23億人。

荊江告急！武漢告急！九江告急！

危難關頭，中央領導人帶著水利專家親臨抗洪一線，30余萬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緊急出動，800多萬干部群眾冒雨上堤。

3個月的時間里，人民子弟們筑起了一道血肉長城，和老百姓一起扛過了11次洪峰的沖擊。

為此，300多名解放軍和武警戰士犧牲，1400多名干部群眾和非一線救援人員獻出寶貴的生命。

這種不怕犧牲，迎難而上的勇氣，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4600多萬人受災。

噩耗傳來后，武警某師參謀長王毅帶領的200名官兵連夜出發，徒步強行軍90多公里，歷時31小時，穿越塌方、斷橋、泥石流等險境，沖進汶川。

打破了汶川與外界隔絕33小時的信息孤島，傳遞出第一手災情。

5月14日11時47分，在無氣象資料、無地面標識、無指揮引導的“三無”條件下，李振波率領的15名空降兵從4999米高空盲跳，開創了中國空軍非戰爭軍事行動先河。

之后的幾天時間里，解放軍20多個兵種16萬余人奔赴災區，全國各地幾百支救援隊伍，無視距離迅速向汶川集結。

這種我不認識你，但我愿意傾其所有來救你的執著，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這種愿意和國家共進退，把祖國的榮辱放在第一位的擔當，就是華夏文明賦予中國人的最高信仰。

三、炎黃子孫不跪著求神，只站著做人

不同的標準能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好多種。

但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馬丁雅克卻堅持認為：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外國之分。

其他國家是政治地理學名詞，是領土、人民、制度的綜合體。

有上下五千年歷史，屹立世界巔峰二千年的中國不一樣，它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從未斷代的文明教會中國人要腳踏實地，把握當下，信神不如求己。

這種回歸現實的信仰不但適合我們自己，放之四海也皆準。

因為這不是傳教士們渲染出來的口號，而是五千年歷史錘煉出的真知，是屬于人民自己的力量。

就算是最虔誠的信徒，也不會得到上帝的回應。

但這種實實在在的力量，卻可以被每一個人掌握于自己的手中。

曾經第三世界的非洲國家無比渴望西方的幫助，跟著他們一起信上帝，虔誠的祈禱。

結果卻沒有得到任何的回報。

中國人看不過去了，站出來告訴非洲兄弟：雙手是用來勞動創造的，不是用來在胸口畫十字的。

明白了這個最本質的道理后，非洲兄弟悟了，真正的幫助原來不需要太多的花哨。

實干才能興邦，空談只會誤國。

把希望寄托在縹緲虛無的上帝身上，跪著去祈禱求神，就算得到了心靈的慰藉，也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行動起來，用智慧和汗水去改變生活，這才是最正確的生存法則。

西方不缺少聰明人，他們早就研究過開放包容的華夏文化，明白其中的價值所在。

但他們就是做不到。

因為已經習慣了遇事去祈禱求神的人，根本不會想著與天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