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 |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

在《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這一章，朱熹《論語集注》說：“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這兩句話，最早出自宋儒程頤之口，由程門弟子劉安節記錄下來。朱熹讀后，心有戚戚焉，故摘錄到他那本“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的《四書章句集注》中。由此，“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便成為中國士大夫看待人生、家國、世界問題的方法論，由兩宋至明清，一直影響到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詩》《書》《禮》《樂》，本為西周以來貴族教育的四大科目，孔子用來教授三千弟子，加上《易》與《春秋》，成為“六藝”，這就是儒家相傳的古典教育傳統。其中，禮、樂二教，固然也有一定的文本，但更注重身體實操，需要將一整套禮儀與樂舞演繹出來，所謂“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黃鐘、大呂、限、弦歌、干揚”為樂。禮樂相配，鋪陳為冠婚、喪祭、朝聘、射鄉等大型典禮，《儀禮》這部經典所記，即西周以來各類典禮的設計方案。可惜關于“樂”的部分，難用文字記錄，早已失傳。其實“禮”的部分，也只不過記得一個流程的枝干，后世若要依此復原周代禮儀場景，一舉手、一投足，表情如何、神態如何，均已不得而知。就看清儒對種種禮儀細節的考辨、駁難，各家爭論汗牛充棟，便可知要想復原當年，幾無可能。

孔子對禮樂的推崇，重心本就不在復原，他看重的是“禮之本”。何為“禮之本”？錢穆的解釋是：“禮樂必依憑于器與動作，此皆表達在外者。人心之仁，則蘊蓄在內。若無內心之仁，禮樂都將失其意義。”可見，相較于器物與動作，內心之仁才是禮之本。由此也就能理解《論語》記載的那句名言——“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人心的教化程度、人倫的親疏關系、人情的厚薄冷暖等都沒有達到所謂的“仁”，而只是盲目去追求一套儀式，能做出來的不過是禮之末節。因此，要在典禮中顯出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厚誼，功夫還在平日。更需要著力的是，由特殊場合的禮儀回歸到平時的日常起居，在言談舉止、視聽言動中流露出來一種教化、一種教養，才是由內而外的氣質，慧中以秀外，此即所謂禮教。這種自我修養不期然而然的達成，除了在家庭、學校等環境中觀摩濡染、自我裁節、反省覺悟之外，更需要一種社會普遍遵循的法則與規范來予以約束，否則就不可能持久。因此，禮更指向一種禮法秩序，一種制度典章，與今天所說的“法”可以古今呼應。馬小紅所著《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就是要把今天“法”的歷史連接到中國古代的“禮”。對應于西方的Laws，中國的制度傳統是禮與法的共同體，而總樞紐仍是“禮”。依照這個邏輯，漢代以來的儒家一路向道德發力，鉆研人的內心修養，一路探索經邦濟民之道，兩者殊途而同歸，構成中國禮樂文明的兩大支柱。

如果借用“冰山模型”理論，可以形象地說明禮樂所包含的幾個不同層次。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見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以下的巨大冰體，體量要遠遠超過水面以上。大多數人眼中的“禮”，指的是儀禮、儀式，可對應于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見部分。然而探索潛藏在水面之下的那個巨大冰體，這才是禮學研究的主陣地。由“禮之本”可撬開冰體的大門，由禮樂教化進入人心內在，由修身而齊家；由禮教又進入禮法、制度，進入社會、國家的治理，至此便抵達這個巨大冰體的中心區域。而由禮法的研究進一步往這座冰山的結構底層推進，將進入更為潛在、更為隱性的“禮”的內核，即治理國家的理念、方法、邏輯和內涵，可將其稱之為禮治。

由禮儀到禮教，由禮法到禮治，從身外到內心，從制度到觀念，經長期積淀與凝固，最終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種思維模式，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文明樣態——禮樂文明。禮樂文明足以標志中華文明的獨特性，由此而在世界文明百花園中獨樹一幟。禮樂文明的內核是禮治，錢穆曾指出：“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國政治最高是‘禮’，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是禮治。”西方的法治傳統，同樣包蘊著一個復雜的體系，法治包括法律，但不僅僅指法律，禮治包括禮儀、禮制，也不僅僅指禮儀、禮制，其背后均有植根于彼此那個文化傳統中的一整套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治理模式。

集中體現周代禮治原理與制度設計的經典，無疑當屬《周禮》一書。在朱熹的眼中，“《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翻開此書，舉凡行政國務、基層教育、財政開支、軍事國防、司法刑律、工程實業，都包含在“周禮”的大框架中。若能從此書眾職聯事協作的縱橫交錯中發掘出制度設計的邏輯與脈絡，便可“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孫詒讓語）。正因如此，《周禮》一定程度上構成禮治三千年的制度根基，秦漢以后歷代的國家治理和社會運作，均從中參悟取用，執一馭萬，受其沾溉無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因時而變，因地制宜，漢唐、宋元、明清一次又一次地脫胎換骨，展現出中華文明獨特的創造創新，而又一脈相承。此之所謂革故鼎新、輝光日新。

禮治之中本已包含著樂的精神。《樂記》所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的本義是音聲，而其精神在和樂、在凝聚。對此，朱光潛的認識最為通透，他說：“樂的精神是和，靜，樂，仁，愛，道志，情之不可變；禮的精神是序，節，中，文，理，義，敬，節事，理之不可易。”一個人的身心，要能形成文質彬彬的君子氣象，“知情意各種活動必須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一個國家或社會共同體，要能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分子與分子要和而無爭”，在秩序中必含著和悅，人心才能安，正所謂“樂至則無怨”。禮與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古人說：“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禮樂實際上已成為中國人看待世界萬物的一種思維方法。晚清曾國藩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在他心目中，所謂學問說穿了就是“學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學禮自然也包含著習樂。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馬一浮則說得更為一針見血，“凡事取一種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禮，做得恰好便是樂。如作詩，格律是禮，詩中理致便是樂。寫字，識得筆法便是禮，氣韻便是樂”。用這樣的思維來看待物我，大到全球命運、國際關系，小到起心動念、日常點滴，“禮樂無處無之”。由此也就讓程頤、朱熹的那一句千古名言“天下無一物無禮樂”，得以在20世紀蘇醒，進入現代中國的生命體。

文脈的傳承，信有綿綿不絕的力量在。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禮是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禮樂的復興在不久的將來必將結出碩果。然而這一條復興的康莊大道，必須得從冰山潛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體開始，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若拘囿于水面之上的禮儀，連“禮之本”的大門都未能撬開，就將很快因學術之淺而蜷縮到螺螄殼的道場中去。當然，要進入那個冰山的底層，注定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業，非披荊斬棘、眾志成城者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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