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彈指一揮書憶間

彈指一揮書憶間
金新

父親30年代任西安法院院長時的工作照

父親去世30多年了，記憶中他生前有兩樣心愛的東西：一張紋彩斑斕而毛感柔軟的豹皮，一套20年代光明書社出版的文言選粹集。這兩樣東西伴隨他歷經半個多世紀，游學大半個中國。后來父親不滿蔣氏政權的司法黨化漂洋過海流落異域他鄉，直至建國后，在“和平老人”邵力子的邀請下，作為民國時期的司法精英不遠萬里而“巴社者，回回祖國”，那豹皮與書也跟隨他回歸故里。寒冬臘月、北風呼嘯，父親總喜歡倚靠在鋪墊著豹皮毯的陳舊藤椅上一邊看書一邊沉思。

豹皮

記得1968年的一個冬夜，寒氣逼人，當父親得知居委會同杭州外語學校的一群學生要來“掃四舊”的消息，他顧不上吃飯，忙不迭把那套心愛的書用舊報紙包了，匆匆地埋藏在屋前的小菜園里，并特意潑了一些人糞，后來擔心濕土霉爛了紙張，又巴巴地跑到菜園里重新取出書，回到屋里翻出那張豹皮包好書再去埋好，才松了一口氣。

父親的小菜園

那張豹皮算得上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了。1959年至1961年困難時期，一家人生活拮據，父親都不提一個賣字，現在卻當了一些書的包袱皮。過了段時間風平浪靜后，父親在一天晚上又把他心儀的東西挖了出來。不幸的是豹皮因水氣掉了不少毛，稀疏稠密不勻，父親著實為之憂郁了幾天。從母親處得知，這并非普通的豹皮，是30年代父親在西安法院供職時邵力子先生贈送的，價值不說，其中凝聚了友人、一位中國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的悠悠情愫，非萬不得已，絕不會薄此而厚彼的。

邵力子50年代給父親的親筆信

據說，時下的孩子不愛讀書，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讀書日“，都有教育專家拿此說三道四。其實，在這一點上，虎豹比我們要高明：它們從不教導虎仔豹仔什么食物最有營養，只要自己吃得津津有味，再年幼的也知道這就是最好的美味。

散文《豹皮書》

我有一本微微泛黃、封皮破舊的自裝《古文觀止》，在五光十色的書堆里形穢得象個“乞丐”。然而每當我看見它，心中便會情不自禁地蕩起一陣陣感情的漣漪，實在算得上百感交集。
那書不尋常。50年前，我在富春江畔一個盛產水蜜桃的果鄉插隊，只身住一間前不巴村，后不達店的知青小屋。單調的生產勞動與低層次的文化娛樂，使我愈感孤獨。

桃園

果鄉有一片黑黝黝的桃林，當桃枝間星星點點綴滿毛茸茸的小桃后，果農們就用紙袋把寄托著他們油鹽醬醋希望的桃子逐個精心地包裹起來。一次工間息力，我突然在一個桃袋上發現了《封神演義》里的精彩片斷，讀著讀著竟忘了開工。從那天開始，晚上我常偷偷溜進果園，打著手電去找“書”。看到喜歡的紙袋便小心翼翼地拆下來，溜到屋里就著燭光用棉紗線裝訂成冊。

毛茸茸的小桃

桃園偷“書”是件充滿險趣和隱匿著懺悔的事。記得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思書心切，照舊摸進園子，可手剛觸到樹杈，便覺得不對勁，怎么涼絲絲、滑滋滋的，待擰亮小手電不禁渾身冒出一層雞皮疙瘩，原來一條樹上棲息的火赤鏈蛇正從我的指隙間慢慢向外爬哩!“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可惜自己不是孔乙己，這營生可不怎么好干，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我常常找個借口把家中捎來的咸肉、咸蛋送給老實忠厚的鄉民們吃，自己以一把干菜、一撮鹽、一瓢醬油佐飯。花了幾年的心血，我居然七拼八湊地裝訂了大半本《古文觀止》，還有些半本頭或僅幾頁的《論語正義》《鏡花緣》等等。

學軍中學校門

每當夜深人靜，憑借小屋昏暗的燭光，細讀那些偷來的“書”時，我就格外的珍惜。半本《古文觀止》寫了眉批、旁批，又寫總批，一個個都是方正的蠅頭小楷，直到半本書都爛熟于胸。這些破書不僅支撐著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歲月，還在我讀師范的日子里給以時間的警示，畢業分配到杭州學軍中學教語文的時間里給予“初心”的鼓舞。

散文《桃園書憶》

《說文解字》有語：“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意思是說，倉頡將“依類象形”的文，按“形聲相益”的造字法則來造字，生產繁衍而逐漸變多，這些字寫在竹帛上就叫作“書”。歷史地看，書的載體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從甲骨、石頭到簡牘、縑帛直至紙。眼下，隨著傳統形式的突破，立體書、電子書等各式各樣體現著科技發展新特點的書慢慢進入大眾視野。但無論如何，書都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裝潢門面的。

明人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通過生動而具體地描述自己借書求師之難，勉勵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讀書環境。給人的啟示是：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毛澤東的恩師徐特立的名言“不動筆墨不讀書”，似乎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手自筆錄”的好處。
大千世界，書籍浩如煙海。但只要是書，不外以下幾種讀法： 跪著讀——神圣的經典，句句是真理，只有低頭；站著讀——權威的講話，沒有討論余地，只有肅立恭聽；坐著讀——因某種目的而讀的書，不由自主，只有坐冷板凳；躺著讀——文藝消遣，可拿起，可放下，可一字一句讀，也可翻著跳著讀；走著讀——心領神會，一邊趕路，一邊與書對話，先看是一個樣子，想想再看，又是另一個樣子。文化名家金克木先生有關讀書的教誨是十分有益的。
當然，如何將上面的幾種讀法融會貫通，那是一種讀書的智慧。真理是相對而言的，對于同一問題，由于時空的變換與轉移，我們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就此而言，孟子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委實很有道理。
記得1988年曹禺攜第3任妻子李玉茹到杭州大學中文系講學，作為原杭大附中的學軍中學“近水樓臺先得月”，請他老人家來語文組談談其被收入語文課本的以1925年前后中國社會為背景創作的話劇《雷雨》，先生同情的是那被冷漠的家庭和畸形的愛情傷得體無完膚的富家女人蘩漪，而從今天的角度看，更該同情的是那遭殘忍地遺棄的貧窮女子魯媽與單純著愛與被愛的四鳳。

古代大學問家戴震兒時聽老師講《大學章句》，到《右經一章》以后，一問：“這憑什么知道是孔子的話，而由曾子記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學生記下來的呢？”老師答：“朱熹說的。”二問：“朱文公是什么時候的人？”老師答：“宋朝人。”三問：“曾子，孔子是什么時候的人？”老師答：“周朝人。”四問：“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師答：“差不多兩千年。”五問：“既然這樣，那么朱熹怎么知道？”老師無言以對，說：“這不是一個一般的孩子。”
其實，書的最大價值就在于促使人不斷“獻疑”，從而“有疑處方無疑”，由“跪”而逐漸“站”起來。

《獵戶》插圖

記得吳伯蕭的《獵戶》也是收入語文書中的重點課文。作者身為文學家兼教育家，意在通過“打豹英雄董昆”，表現我國人民敢于斗爭的大無畏精神。有關資料表明：“豹是大型猛獸，在中國分布范圍又很廣，調查全國范圍的種群數量有一定難度。然而，由于1950至60年代‘打虎除害’同時也除‘豹害’，加之棲息環境的改變，以致30多年來許多地區的豹數量急劇減少或已絕跡不見。”一生鞠躬盡瘁而為我國文學與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山屋或曰山蓀先生肯定是不清楚的，包括在野生動物立法保護的今天，時過境遷的《獵戶》在有識之士的爭議聲中退出了教材。吳老1982年就早早地離開了這個他十分眷戀而認知欠清的世界。
有時十分自責，教了幾十年語文，編了幾十年雜志，寫了幾十年文章的我怎么就“燈下黑“，居然從未想到過給學生講了不知多少遍的《獵戶》某些內容的不合時宜甚至違法，就“有疑處方無疑”來講，深陷應試教育囹圄而身不由己而不得不忙于標準答案的鄙人還不如古之兒童戴震！

晚于宋濂一甲子的明人于謙，其《觀書》詩傳盡以書為友與朝夕相伴的純粹之情，寫盡對書卷的深情與讀書的清凈之樂，錄而收拙文之尾：“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活水源流隨處滿，東風花柳逐時新。金鞍玉勒尋芳客，未信我廬別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