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共振”為中歐合作注入新動能

編者的話：進入2026年以來，地緣政治沖突事件頻發，國際油價劇烈震蕩。在此背景下，歐洲儲能市場需求迎來“井噴”，這為中歐深化相關領域合作帶來新的契機。事實上，“綠色”長期以來都是中歐合作的鮮明底色。雙方都積極支持推進低碳轉型和綠色發展，在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方面有著廣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間。本期“中歐和聲”邀請中歐專家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全球綠色轉型機遇與挑戰并存 賈衛列（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長）：當前，全球綠色轉型的內涵已由減排承諾延伸為規則塑造與發展路徑探索。《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多邊共識得到延續，但落實層面的分化在加深。與此同時，氣候議題與貿易規則、產業政策加速耦合，推動氣候治理由合作導向轉向競爭性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面對的已經不是“轉型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在規則重構中確立定位、爭取主動。 在上述變局之下，能源安全問題成為全球綠色轉型的現實約束。短期來看，市場震蕩與供應風險強化了世界各國對傳統能源的路徑依賴，對既有綠色轉型節奏形成干擾。但從中長期看，能源安全需求推動各國加快可再生能源與儲能布局，使綠色轉型在約束與激勵的雙重作用下加速演進。因此，能源安全已不再是單一的資源供給問題，而是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與治理體系協同的綜合命題。構建低碳化、多元化、本土化的新型能源體系，成為各國提升發展韌性的重要命題。 在全球綠色發展進程中，中歐分處不同方位、扮演差異化角色，但共同成為重要支點。歐盟長于規則塑造與制度創新，在氣候治理框架、碳市場建設及綠色標準體系等方面具備影響力；中國依托完備產業體系與規模化制造能力，在可再生能源裝備、新能源汽車及儲能等領域形成顯著供給優勢，不斷降低綠色技術應用成本，拓展全球市場可及性。雙方在規則端與產業端形成互動，這不只是分工意義上的互補，更在于對全球綠色轉型路徑的共同塑造。 陳曉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在聯合國框架下，全球推動綠色轉型的政治共識普遍存在。去年在巴西貝倫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方大會，達成《全球動員：團結協作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重要政治文件，明確“全球綠色轉型不可逆轉”的政治定位，并致力于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從談判走向落實。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圍內可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增勢良好。國際能源署報告指出，從2025年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預計翻倍。另外，全球超過80%的國家可再生能源發電容量增速都在加快。 當然，挑戰也顯而易見。比如，《巴黎協定》長期溫控目標面臨危險，全球溫升帶來巨大負面影響。世界氣象組織指出，2015年—2025年是有觀測記錄的176年來最熱的11年，已有不少聲音認為《巴黎協定》設定的1.5度溫控目標岌岌可危。近年來，全球變暖帶來越來越多負面影響：陸地和海表溫度以及海洋熱能出現異常，珊瑚白化程度加快；極端天氣事件頻發；氣候變化加劇難民危機，過去10年共有2.5億人因氣候問題被迫遷徙，如此等等。 霍爾瓦特·列文特（匈牙利歐亞研究中心主任）：當前，全球綠色轉型既有需求迫切的一面，也存在結構性挑戰。機遇主要在于科技發展與變革，包括可再生能源、電氣化以及能源效率提升等，阻礙因素則主要是政治碎片化以及戰略實施缺乏連貫性等，尤其是在西方國家。 具體到中歐關系層面，歐盟長期以來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將中國視為合作伙伴。不過，雙方在這一領域對比也很鮮明。中國已經迅速將雄心勃勃的愿景和規劃轉化為切實行動：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位居全球領先地位，在全球電動汽車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并在主要城市的低碳或去碳化發展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相比之下，歐盟似乎常常陷入舉行相關高層會議、進行監管辯論以及設定長期目標但缺乏足夠具體的實施機制等操作的循環之中。雖然應對氣變的目標定期更新，但時間線不斷延長，最終能否實現面臨不確定性。 這種差異既帶來一定的張力也帶來機遇。歐盟可以從中國通過政策引導、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的綠色轉型模式中汲取寶貴經驗。當前，歐盟成員國和企業層面的對華合作正在不斷深化。德國汽車行業與中國電池制造商之間日益緊密的融合，便是務實且以共同利益為導向開展合作的鮮明例證，這種合作克服歐盟政治層面的猶豫而穩步推進。從這個意義上講，歐中產業界已經在為構建共同的綠色未來奠定基礎。 “綠色”成為中歐合作鮮明底色 陳曉徑：在綠色轉型發展領域，歐洲長于綠色能源和技術的基礎研究，是不少原創和尖端技術的發端地；中國優勢全面，關鍵原材料供應、可再生能源產能、低碳技術應用等多個指標位居世界前列。 長期以來，中國和歐盟都將綠色轉型列為國內政策的優先方向。歐盟一貫重視綠色發展，2019年12月發布《歐洲綠色新政》，提出力爭到2050年使歐洲成為全球首個“氣候中和”大陸。在中國，建設美麗中國的實踐取得豐碩成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人心，“雙碳”目標更是受到世界關注。與此同時，中國和歐盟綠色發展合作已有相當程度的機制性保障。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日益緊密的中歐綠色合作伙伴關系等，都為雙方綠色發展合作奠定堅實基礎。中歐綠色發展合作成績斐然，多領域多層次的成熟合作網絡不斷鋪開，不僅實現了降碳增綠，還為雙方貿易投資增長作出巨大貢獻。 客觀而言，中歐在綠色發展領域擁有廣泛共同利益。目前在歐洲政策界和經濟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觀點是，中國產品具備全產業鏈、規模、價格等比較優勢，歐盟需要中國的產品、技術以實現脫碳目標。歐盟希望中國加大在歐綠色產業投資，便利先進凈零技術應用，與歐方共商可持續綠色融資標準、能源轉型項目評級體系等。 與此同時，中歐面向“第三方”尤其是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開展合作的空間持續擴大。當前全球南方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需求較為緊迫，相當比例的國內生產總值面臨氣候變化風險。歐方普遍認可中國在綠色經濟方面的優勢，主張歐中一起幫助南方國家推進綠色轉型。 霍爾瓦特·列文特：“綠色”已經成為歐中合作的鮮明特征和重要領域。在國際形勢動蕩加劇的背景下，歐中雙方仍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將彼此視為合作伙伴，這是雙方在這方面利益趨同的結果。 這種趨同并非偶然。歐盟和中國在維護全球氣候治理框架和確保多邊合作持續開展等方面擁有共同關切和根本利益——尤其是在美國退出或減少對全球氣候治理參與的情況下。 不過，歐盟內部的矛盾態度持續削弱著這種潛力。布魯塞爾一方面積極推動電動汽車等行業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又對那些可使這種轉型成為可能的外部產業投資過度提防。圍繞中國電池領域投資進入歐洲的爭論，清晰地展現了這種矛盾。盡管如此，過去十多年間，還是有電池領域的大量中資進入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洲經濟體，這符合產業發展趨勢和歐洲現實需求。 對于歐洲來說，目前亟需做的是建立一個連貫的戰略框架。要想構建可持續的中歐綠色伙伴關系，歐盟需要真正將中國視為平等伙伴，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贏基礎上開展合作，而非抱持意識形態偏見或懷疑態度。實現這種轉變，將使“綠色”對于歐中關系發展的促進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展現。 賈衛列：“綠色”成為中歐合作的鮮明底色，并非一時政策趨同，而是源于發展階段、治理理念與共同利益的深層交匯。在全球氣候約束持續強化的背景下，中歐均將綠色轉型置于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由此奠定了相互合作的穩定預期和長期基礎。 從共同利益層面看，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關切具有內在一致性。歐盟推進氣候議程，既著眼于履行減排責任，也服務于規則塑造與制度影響力的延展；中國推動綠色轉型，兼顧生態環境改善、能源結構優化與新動能培育等。路徑雖有差異，但在降低排放強度、提升能源效率、擴大清潔能源比重等方面的追求與目標異曲同工。 從治理維度看，中歐同為多邊氣候體系的重要支撐力量。在全球氣候治理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雙方均傾向于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合作框架，推動既有機制保持連續性與可執行性，并在資金、技術與能力建設等議題上推動務實進展。這種相對穩定的政策取向，使中歐在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中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 從發展與安全的交匯看，氣候變化與能源問題的聯動日益凸顯，綠色轉型成為提升經濟韌性與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路徑。面對能源價格波動與供應風險上升，中歐均將加快清潔能源發展、推進低碳轉型作為重要選擇。這種共識使中歐綠色合作不僅具有長期意義，也具備現實緊迫性。 進一步深化中歐綠色發展合作 霍爾瓦特·列文特：要實現歐中之間更大程度的“綠色共振”，首先需要歐洲方面實現觀念轉變，在對華合作中采取務實高效、伙伴關系導向的方針。 在這方面，匈牙利為歐盟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案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等原則以及互聯互通政策基礎上，匈牙利與中國各領域合作日益緊密，尤其是在電池生產和電動汽車等綠色產業層面。相關成功實踐表明，歐中平等互利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經實實在在進行當中。 但就更廣泛的層面而言，歐盟在對華合作方面仍需形成更加統一和務實的態度與步伐。歐盟層面政策制定經常猶豫不決并且自相矛盾，歐洲主要國家則已開始推進各自議程。歐洲國家領導人訪問北京的頻率越來越高，相關的雙邊經濟聯系包括綠色技術和產業發展等領域正在不斷深化。這些動態表明，歐中在綠色發展等諸多領域的合作需求客觀存在，布魯塞爾應在推動這些合作方面展現積極姿態。 如果歐盟能夠適時作出戰略調整以適應一系列新的現實變化，包括采取更加平衡和以實際利益為導向的方針政策，中歐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都將得到顯著拓展，不只是在綠色發展領域，其他諸多領域也是如此。這不僅有利于歐中雙方，還有助于構建一個更加穩定和可持續的歐亞經濟空間。 陳曉徑：放眼未來，中歐可在雙邊和多邊層面探討加強綠色發展合作。在雙邊層面，可以加大中國在歐綠色產業投資，便利雙方技術轉移的需求對接，就環境氣候治理的標準制定深入交流，等等。在三方層面，雙方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為第三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更好選擇。 在此過程中還要注意排除一些干擾因素，比如歐洲內部一些人將能源氣候議題泛政治化的做法，可能侵蝕中歐綠色發展合作的基石。再如，綠色轉型在當前歐盟政治議程中的優先程度有所下降。加強防務自主成為歐盟當前重中之重的任務；本屆歐委會想將氣候議程轉變為經濟議程，為提升經濟競爭力不惜松綁綠色標準；歐洲內部一些氣候懷疑論者的能見度和影響力提升，均對綠色轉型議程產生負面影響。在全球綠色發展大勢不可阻擋的背景下，歐洲應該排除負面因素干擾，堅定綠色轉型議程。 賈衛列：面向未來，中歐要想實現更大程度的“綠色共振”，關鍵在于在不確定性上升的外部環境中，以更具穩定性與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將雙方合作由項目驅動推向機制化和體系化協同。 在規則與標準層面，雙方應加強制度對話與政策協調，在碳核算方法、產品碳足跡與綠色認證等領域推動互認與趨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規則兼容性，為市場主體提供穩定預期；在產業與市場層面，應依托各自市場規模與產業基礎，拓展新能源、儲能、電動交通工具及綠色制造等領域的合作空間，通過多元化應用場景促進綠色技術規模化落地；在科技與創新層面，應深化聯合研發與協同創新，在清潔能源技術、低碳材料與智慧能源系統等方向推動關鍵技術突破，并完善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標準協調機制；在全球治理層面，應在雙多邊框架內加強溝通協調，推動氣候議程穩定推進，在資金支持、能力建設與氣候適應等領域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 若將中歐綠色合作置于更宏闊的時空坐標中審視，其在當下全球綠色轉型進程中的意義愈發凸顯。歷史上，橫貫亞歐大陸的交流網絡曾在多元文明互動中發揮重要作用。進入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交匯的時代，以綠色發展為紐帶推進中歐合作，不僅有助于拓展現實合作空間，也有望在更高維度上促進發展理念的交流互鑒。在國際經濟秩序深刻調整之際，中歐作為世界兩大重要經濟體，有條件也有責任在綠色轉型中發揮積極引領作用，為雙方平等互利合作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注入持久強勁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