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群體內戰7年殺24只：戰爭本能比文明更古老

2015年6月24日，烏干達基巴萊國家公園的雨林深處，一群黑猩猩在領地中央相遇。接下來的追逐，拉開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暴力分裂序幕。

科學家追蹤了30年。他們發現，這群曾被視為"和諧典范"的Ngogo黑猩猩，在分裂后的7年間發動了24次致命攻擊，殺死至少7只成年雄性和17只幼崽。這個數字讓研究者重新審視一個根本問題：人類戰爭究竟是文明的產物，還是深埋在我們進化史中的古老本能？

150只黑猩猩的"國家分裂"：從合作到殺戮的時間線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Aaron Sandel團隊，手握一份罕見的數據寶庫——24年社交網絡記錄、10年GPS定位軌跡、30年種群統計。這讓他們得以用人類學家的精度，還原一場非人靈長類的"內戰"全景。

1995年至2015年間，Ngogo黑猩猩群體規模在150至200只之間波動，是當時已知最大的野生黑猩猩群體之一。它們展現出典型的"裂變-融合"社會結構：白天分散成小群活動，傍晚回歸共同領地，雄性終生留守，雌性青春期外遷。

這種結構曾被認為能有效緩沖沖突。

成年雄性一起狩獵、共同巡邏邊界、與雌性混群互動。Sandel形容這種狀態："它們表現得像一個合作單元，共享空間和資源。"

轉折點發生在2015年那個6月的午后。中央群（central group）的雄性追逐了西部群（western group）的成員。這次遭遇沒有立即造成傷亡，卻像一道裂縫——此后群體凝聚力持續瓦解，到2018年徹底分裂為兩個獨立群體。

分裂后的暴力升級超出預期。2018年至2025年間，西部群成為主動攻擊方，24次襲擊全部由其發起。被殺的24只黑猩猩中，17只是幼崽——這種針對后代的殺戮，在黑猩猩沖突中極為罕見。

Sandel對此保持謹慎："我們特別小心措辭。這些是黑猩猩，不是人類。'戰爭'和'內戰'對人類有特殊含義。"但他承認，事件的核心特征與人類沖突驚人相似：群體身份的流動性，以及這種身份如何被武器化。

殺戮幼崽：黑猩猩暴力的"新配方"

黑猩猩間的暴力并不新鮮。學界早已記錄它們對鄰群雄性或外來者的致命攻擊，甚至存在"領地巡邏"行為——雄性無聲潛行邊界，遭遇陌生個體時可能集體施暴。

但Ngogo事件呈現兩種異常模式。

第一，暴力發生在曾經的群體內成員之間。分裂前的雄性彼此認識、共同生活、有過合作狩獵的經歷。這與典型的"外群仇恨"不同，更接近人類內戰中的"兄弟相殘"。

第二，大規模針對幼崽的殺戮。黑猩猩雄性確實會殺死非親生的幼崽以加速雌性恢復發情，但Ngogo的襲擊中，幼崽死亡比例高達71%（17/24）。Sandel指出，西部群的攻擊策略似乎刻意瞄準中央群的繁殖潛力。

這種"系統性削弱對手未來"的邏輯，與人類戰爭中的焦土策略形成跨物種呼應。

研究者尚未確定沖突的最初導火索。盡管中央群在2015年率先發起追逐，Sandel強調："兩個群體在分裂過程中都表現出領地行為。西部群最終成為攻擊方，承擔全部致命襲擊的責任，但誰先越界已難以追溯。"

這種責任模糊性，同樣常見于人類沖突的敘事——勝利者書寫歷史，而起源永遠眾說紛紜。

群體身份：從"我們"到"他們"的開關

Sandel團隊的核心發現，指向一個被低估的變量：群體身份的流動性。

黑猩猩的群體認同并非固定標簽。在Ngogo，雄性終生留守出生地的規則，本應強化"我們感"。但2015年后，原本共享的空間被重新劃分為"中央領地"與"西部領地"，曾經的同伴被重新歸類為"他們"。

這種認知重構的速度令人驚訝。Sandel分析社交網絡數據時發現，分裂前頻繁互動的個體，在2015年后迅速減少接觸，最終完全隔離。"群體邊界不是地理決定的，"他說，"是社會關系決定的。一旦互動模式改變，敵意就獲得了土壤。"

人類學家Christopher Boehm曾提出"層級化"理論，認為大型人類社會需要制度化的權力結構來維持合作。Ngogo的案例暗示，當群體規模超過某個閾值，即使沒有制度創新，裂變也可能自發產生——而裂變后的資源競爭，會自然導向沖突升級。

150至200只的規模，恰好處于黑猩猩社會組織的上限。作為對比，黑猩猩的近親倭黑猩猩（bonobo）群體通常更小，且雌性聯盟主導社會，攻擊性顯著更低。Ngogo的崩潰，或許揭示了大型靈長類群體的一種結構性脆弱。

人類戰爭的進化考古：本能還是發明？

這一研究直接挑戰"文明病"假說——該理論認為，大規模有組織暴力是農業革命、國家形成或復雜社會分層后的文化發明。

考古記錄確實顯示，人類史前暴力存在爭議。肯尼亞圖爾卡納湖畔的Nataruk遺址發現了1萬年前的屠殺證據，但學者對這是"戰爭"還是"小規模沖突"仍有分歧。更早的尼安德特人遺骸顯示創傷模式，但樣本稀疏難以定論。

Ngogo黑猩猩提供了一條繞過考古沉默的捷徑。它們與人類共享約98%的DNA，社會結構復雜，工具使用能力有限——這意味著，如果它們能自發產生類似戰爭的群體暴力，那么人類戰爭的"認知基礎設施"可能早在與黑猩猩分化前就已存在。

分化時間大約是600萬至700萬年前。

Sandel的措辭謹慎，但結論清晰："我們看到的不是內戰，但有重要平行之處。"這種平行包括：群體邊界的動態定義、對曾經同伴的致命敵意、以及暴力升級的自我強化循環。

進化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曾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論證，人類暴力隨歷史遞減。Ngogo的數據不反駁這一趨勢，但提示遞減的起點可能比假設更深——我們需要抑制的，或許是比文明更古老的沖動。

雨林中的"原型戰爭"：我們能學到什么

對科技從業者而言，這項研究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映射點：群體身份的技術放大。

黑猩猩依賴面對面互動維持或瓦解"我們-他們"邊界，過程緩慢且受地理限制。人類擁有語言、文字、社交媒體——身份標簽的傳播速度呈指數級差異。Ngogo用了3年完成分裂，人類網絡上的"群體極化"可能在數小時內發生。

但核心機制或許同源：當互動頻率下降，敵意假設上升；當空間邊界固化，沖突成本下降；當對手被非人化，暴力閾值降低。

研究者仍在追蹤Ngogo兩群的動態。西部群在持續攻擊中是否擴大了領地？中央群的雄性是否重組了聯盟？幼崽殺戮是否導致雌性遷移模式改變？這些問題的答案，將繼續填充我們對"戰爭起源"的理解。

最后一個被記錄的事實是：截至2025年，沖突沒有緩和跡象。西部群的巡邏行為仍在繼續，而中央群的雄性數量已顯著下降——在靈長類的世界里，暴力一旦啟動，自有其慣性。

如果600萬年前我們與黑猩猩共享的最后一個共同祖先，已經攜帶了群體分裂與致命沖突的認知模板，那么"和平"究竟是默認狀態，還是需要持續維護的脆弱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