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護車“截單”致患者死亡，法律問責不能“高舉輕放”

2025年8月5日凌晨，深圳54歲的張女士因突發腹痛撥打120。按照調度指令，她應被送往龍華區人民醫院。然而，抵達現場的健安醫院救護車卻將患者拉到了車輛所屬的深圳市健安醫院。

入院1小時內，張女士被確診“腹腔大量積血、血管破裂可能性大”，而健安醫院并無血管外科手術能力。家屬多次要求轉院，該院先同意后又以“病危轉不過去”為由單方面取消。近8小時后，患者才被轉入龍華區人民醫院，彼時已意識喪失、瞳孔散大，當天下午因脾動脈瘤破裂出血搶救無效離世。

衛健部門認定，涉事醫院“連續兩次違反急救調度指令，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但最終處罰結果是：罰款7.6萬元、暫停院前急救資質半年。

一條人命，換來7.6萬元罰款。輿論質疑：處罰是否過輕？涉案人員能否追究刑事責任？我從三個法律維度逐一分析。

一、行政處罰：合法不等于合理

根據《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急救條例》，急救網絡醫療機構未按調度指令送醫的，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7.6萬元的罰款在法定區間內，形式上并不違法。

但行政處罰的基本原則是“過罰相當”。衛健部門自己認定該行為“性質惡劣、情節嚴重”，卻只選擇略高于中位數的罰款，且該院在前一天就已有違規轉運記錄——“連續兩次違反”本應從重處罰。7.6萬元的懲戒力度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明顯不匹配。

家屬已申請行政復議，要求撤銷“暫停六個月”決定并責令重新處理。行政復議的審查范圍包括處罰的適當性（合理性），家屬完全有理由主張當前處罰明顯不當。

二、民事責任：醫療損害鑒定決定賠償走向

家屬已提起民事訴訟，法院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醫療損害鑒定。

核心法律難點在于因果關系的證明。脾動脈瘤破裂本身死亡率極高，健安醫院可能主張：患者死亡主要由疾病所致，與延誤無必然因果關系。鑒定機構將專業判斷：如果沒有延誤，患者存活概率是否會有實質性提高？

北京已有判例：急救中心因搬運患者不及時、心肺復蘇不規范被認定存在過錯，法院判決承擔50%責任。本案鑒定結論將直接決定賠償數額，也將為類似案件確立重要裁判參照。

三、刑事責任：醫療事故罪的門檻與本案可能

根據《刑法》的規定，醫療事故罪要求“醫務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

主體要件：必須是醫務人員個人，救護車司機不在此列，但隨車急救人員、急診醫生、作出取消轉院決策的負責人均符合主體要求。

客觀要件：違反調度指令、明知無救治能力仍拖延轉院近8小時，是否達到“嚴重不負責任”程度？需要結合具體證據。

因果關系：刑法要求的因果關聯比民法更嚴格，必須證明“沒有延誤患者就不會死亡”。脾動脈瘤破裂的高致死率，使得這一證明存在較大難度。

目前公安機關尚未立案。若醫療損害鑒定結論認定延誤與死亡存在高度蓋然因果關系，不排除后續刑事偵查的可能。

四、制度漏洞：如何堵上120急救的缺口

本案暴露的是系統性問題：

其一，調度監管缺位。救護車出車后，調度中心對實際行駛路線缺乏實時監控，為“截單”留下空間。為救護車安裝定位系統、全流程實時監控，技術上并不復雜。

其二，民營醫院參與急救的利益沖突。急救服務是公益屬性，而民營醫院有營利沖動。當醫院和救護車同屬一個經營主體，“拉到自己醫院”是本能的經濟選擇。

其三，重復違規的處理機制缺失。健安醫院前一天已有違規記錄，卻未觸發預警。日常監管對“小違規”的寬容，實際上在縱容違法行為升級。

深圳衛健委已表示將全面排查全市急救網絡單位，推進全流程監督。但根本的轉變在于：急救體系的設計，不應以“相信醫院遵守規則”為前提，而應以“防止任何可能的違規”為目標。

五、普通人能做什么

撥打120時，清晰告知“請將患者送往XX醫院”，要求急救人員記錄。

遭遇違規轉運，注意留存證據：車牌號、拍照錄像、溝通記錄。通過12345政務服務熱線或當地衛健委投訴舉報。

張女士的遭遇，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也是一面映照急救體系的鏡子。

7.6萬元罰款，或許是目前法律框架下能夠給出的最重處罰。但這恰恰說明，面對以生命為代價的違規行為，我們的法律需要變得更有力量。家屬沒有沉默，行政復議、民事訴訟、刑事報案正在推進；廣東省衛健委已督促全面排查；輿論關注正在形成改進制度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