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直到死，身體里都還有重慶大轟炸留下的彈片”

1941年5月的重慶，防空警報撕裂了山城的天空。日軍飛機如蝗蟲般壓境，炸彈傾瀉而下。在渝中區文化街附近，姜遺福的奶奶和姑姑在慌亂中，躲到了一座旱橋下。一顆炸彈落在橋邊，彈片飛入，橋下十幾條生命瞬間消逝。這，只是重慶大轟炸漫長歲月中無數家庭悲劇的一個縮影。

2026年3月26日，由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組織的中國民間代表團前往日本參議院會館，與日本政府展開對話。三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姜遺福、侯巖琳、鐘傳鳳，分別講述了各自家庭在轟炸中的慘痛遭遇。他們共同的訴求清晰而堅定：要求日本政府就當年犯下的戰爭罪行正式謝罪，并對受害者進行賠償。

然而，歷史的傷痕尚未愈合，現實的警鐘已然敲響。日本右翼勢力日漸猖獗，修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部署進攻型導彈……“新型軍國主義”的萌芽令人不寒而栗。歷史不能遺忘，遺忘就意味著背叛；真相不能篡改，篡改就意味著戰爭可能重演。正是這份對和平的珍視，讓這些白發蒼蒼的遺屬們遠渡重洋，執著地發出正義的呼聲。

近日，觀察者網與這三位受害者遺屬展開對話，聽他們講述重慶大轟炸當年的血與淚，感受那份跨越八十余年的歷史傷痛，也一同思考：銘記歷史，對于今天守護和平究竟意味著什么？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觀察者網：作為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這場災難給您和您的家庭帶來了哪些具體而深遠的影響？從您祖輩、父輩的親身經歷，到您這一代對歷史的認知與傳承，這場戰爭創傷是如何在家庭內部被銘記、被感受、又被延續下來的？

姜遺福：那是1941年5月3號，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當時我奶奶和姑姑，也就是我父親的母親和姐姐，父親一家人住在渝中區文化街附近。平時轟炸的時候，一拉警報，他們就在附近一個小防空洞里躲著。但那天航空警報來得特別急，我父親和我二伯在外面打工不在家，我奶奶和姑姑就跟著鄰居去防空洞避難。

第一輪轟炸過后，因為洞小人多，空氣太渾濁，大家就都出來透透氣。結果剛出來，第二輪空襲又來了。人群一下子就慌了，拼命往洞里擠。結果，我奶奶和姑姑沒擠進去，情急之下就跑到一個旱橋下面躲避。這時日本飛機已經臨空了，炸彈扔下來，有一顆落在橋旁邊，彈片飛進去，躲在旱橋下面的十幾個人全被炸死了。

我父親和二伯回到家，發現奶奶和姑姑沒回來，驚慌失措地跑到太平間去找，找到了她們的尸體。那時他們倆都還是小孩，一下子母親沒了，就成了孤苦伶仃的兩個人。家里實在沒什么力量，靠鄰居們捐了點錢，才把奶奶的遺體抬回老家遂寧。從重慶到遂寧，整整走了一個星期，把奶奶安葬在老家附近，算是盡了孝道。但因為經濟條件太差，姑姑的遺體只能由當時的國民政府集體處理了。

這件事對我父親的內心傷害非常大。他這一輩子都活在重慶大轟炸的痛苦里，那個坎始終過不去。

日軍轟炸重慶留下斷壁殘垣

鐘傳鳳：1939年日軍轟炸重慶時，我父親已滿8歲，曾親身經歷并目睹了日軍大轟炸重慶的慘狀。他一生都無法忘記，日軍無差別轟炸給我們家庭和他自己帶來的深重災難，給千千萬萬重慶市民造成的重大傷亡和財產損毀。

1939年5月4日下午18點前后，日軍飛機在江北城投彈，致使家中房屋被炸，財產在大火中化為灰燼。祖父祖母聽到防空警報，帶著父親躲到防空洞逃過一劫。而懷有8個月身孕的姑姑鐘守珍，因行動不便滯留家中，不幸被日機扔下的炸彈彈片擊中頭部太陽穴。

姑姑被炸身亡后，父親和祖父母、姑父一起，將她掩埋在江北永平門棺山坡。姑父唐興發由此憂郁成疾，僅僅隔了兩年，便在1941年憂慮中含恨死去。

1939年7月到8月，祖父母八方籌資，在原址上重建了家園。剛建好不久，1940年8月19日、20日日軍大轟炸中，我們家再一次遭到炸毀。父親站在被炸家園現場，望著一片廢墟，放聲大哭，祖父母卻悲憤難言，欲哭無淚。父親說，此情此景，他是永世難以忘記。

重慶市民清理廢墟，重建家園

姑姑被炸離開人世后，姑父憂郁成疾而病逝，家中少了兩人的收入。祖父母盡其所能籌資重建家園，其中一段時間全家流離失所，寄人籬下，曾在多家寄宿，多次向多人借貸建房。祖父在民生輪船公司拼命工作，祖母除操持家務外，還幫江北政府洗衣洗物，賺取維系家庭的微薄收入。戰爭期間家家自顧不暇，當年謀生的艱難可想而知。

日本軍隊，在1938年10月到1943年8月近5年間，出動飛機9500多架次轟炸重慶，據統計投彈21500多枚，炸死我重慶市民達11800人以上，炸毀房屋達17600余幢，近半市區成為廢墟，當時人民苦不堪言。據《江北區志》所公布的統計數字，僅江北區被炸災民即達1059戶。

父親生前常說，他是重慶大轟炸中被屠殺者的親屬，又是直接受害者，他發自內心地憎恨日本軍國主義統治者，憎恨實施重慶大轟炸的日本軍隊。直到父親逝世，日本侵華戰爭帶給他心靈上的創傷都一直沒有愈合，他的內心一直在承受日本侵略軍無差別轟炸后帶來的痛苦折磨。

侯巖琳：我外公危永莊當年死于重慶大轟炸，我外婆一直到死身體里都還有彈片。母親家里被炸成一片廢墟……而這些事情，在我母親危昭平參加對日訴訟之前，我們都不清楚。母親一直都不能忘記那段歷史，但由于特殊原因，也沒有對我們提起過。

后來，我們知道了外公當年遇害的全部情況，也理解了母親執意參加訴訟，并不顧年邁體弱三次赴日的心情。她最后一次參加訴訟活動，是2015年二月的一審宣判。當時她行動已經不是太方便了。我們參加完游行以后，她的腿嚴重腫脹不能夠正常走路，就自己一個人待在酒店里，一直到回國。同年六月二十七日，母親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觀察者網：除了您的家人以外，在您接觸或聽聞的案例中，重慶大轟炸給普通民眾還帶來了哪些深重的苦難？

姜遺福：在我參與重慶大轟炸受害者維權的過程中，我接觸了很多受害者的材料。我深切地感受到，這些受害者的遭遇是非常殘酷、非常悲慘的，尤其是轟炸對他們后續生活的影響。

舉個例子，有個叫趙茂蓉的人，日本飛機把她的頭部和臉部炸得稀爛，盡管她幸存了下來，但整個人的半邊臉都沒了。因為這點，她的生活受到了很多歧視。她的孩子會因為這一點被學校里面有些不懂事的小孩開玩笑。對此，她內心的痛苦非常深。

姜遺福的父親（左）和趙茂蓉（右），如今二人均已逝世姜遺福供圖

再比如，我們那邊有一位陳桂芳老人。當年她只有五六歲，一次轟炸中，父母全被炸死了，她就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孩。陳桂芳在戰后的日子非常艱難，全靠街坊鄰居接濟。今天在這家吃一頓，明天去那家吃一口。鄰居們在街上給她搭了一個小棚子，她就住在里面，基本過著流浪一樣的生活。靠著各戶人家施舍衣服和食物，才活了下來。后來在她大概10歲的時候，經鄰居們幫忙，她被推薦到一個紡織廠，才算慢慢有了著落。

當年轟炸時，她自己頭部也受了傷，至今還有彈片還留在腦袋里。因此，睡覺對她而言變得很困難，并且人也會經常莫名其妙地煩躁。過了幾十年，她成了家，有了孩子，后來突然得了一場大病，去醫院拍片子才發現大腦里還嵌著一塊彈片。就是這塊彈片，折磨了她一輩子。

還有一個叫王西福的。他父母原本在上海做生意，日本占領上海后，一家人逃難到重慶，開了一家小餐館。結果轟炸時，父母在避難中被炸死，他成了一個流浪兒。靠著在街邊撿東西吃、在飯館門口幫幫忙、別人剩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勉強活了下來。后來，人們都管他叫“重慶三毛”。他一直這樣混到十幾歲，解放后參加了工作，才慢慢成了家。

這些都是重慶大轟炸當中非常慘痛的例子。

觀察者網：您是如何走上對日索賠這條路的？期間，日本政府的態度是什么樣的？

姜遺福：2002年左右，一些重慶大轟炸的受害者開始自發組織起來。到了2006年前后，我們和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先生接上了頭，之后就逐步走上了對日索賠這條路。

到2006年大家組織起來時，我父親作為受害者，整理了起訴材料，通過日方遞交給日本法院，成功立了案。但2008年，我父親因年邁多病去世了。之后，我就繼承了這個案件。2015年一審宣判，我們不服，上訴；2017年二審判決，維持原判；我們再上訴，2019年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我們的上訴請求。

但是，一審、二審的判決書上白紙黑字寫明了：日本當年對重慶進行大轟炸的事實成立。也就是說，日本承認有這回事，那么轟炸造成的這些受害者的事實，按理說也應該承認，應該產生賠償。可日本政府就是不賠償，也不謝罪，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國家無答責”——就是說，戰爭中有故意傷害，也有無形的傷害，他們認為國家沒有這個賠償責任。實際上這個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因為戰爭的目的是打擊對方的有生力量和軍事力量，原則上不應該針對平民。可重慶大轟炸不是針對軍事目標的精準打擊，而是一場戰略性大轟炸，是對重慶進行地毯式轟炸。

另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政府確實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要求，但這是國家層面的放棄。而民間受害者的賠償，那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傷害，應該另外算。日本政府拿國家放棄賠償來拒絕民間索賠，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日本法庭對我們的判決，不管從法律上還是從人道主義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法律本應出于良知、彰顯正義，可這個判決承認轟炸事實、承認加害行為，卻既不謝罪也不賠償，既缺良知也不正義。所以我們一定會堅持斗爭下去。

3月26日，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姜遺福（左邊的站立者）向日本政府代表發出質詢。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供圖

侯巖琳：從2006年3月第一次提訴，到2019年12月，這場跨國訴訟走完了全部程序，以不支持原告謝罪、賠償的訴求結束了。來自重慶市、成都市、樂山市、自貢市、瀘州市、松潘縣共188名受害者成為了這場規模最大的跨國訴訟的原告。我母親危昭平就是其中之一。

在與日本朋友交流溝通時，他們過去只知道東京大轟炸、廣島、長崎受到原子彈爆炸的情況，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重慶大轟炸”，并且這是日本當年犯下的戰爭罪行。

多次赴日參加訴訟活動，與日本民間愛好和平人士交流很多。第一次赴日參加游行活動時，一位日本女士看見我淚流滿面，抱著我一起痛哭。她說她為自己的前輩對我們犯下戰爭罪行感到恥辱，她向我表示支持我們的跨國訴訟。出庭以后，她一直陪在我們身邊，并且一定要請去東京參加訴訟活動的成都車蓉母女倆、我和陳桂芳一起吃飯，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意。

用圖畫表現東京大轟炸的星野女士，在與我交流時說，原來不知道有“重慶大轟炸”，現在了解這段歷史以后，愿意用自己的畫筆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日本一些議員和知名人士，也托一瀨律師給我們帶來了書面材料，表示支持我們對日索賠訴訟。

提出訴訟的同時，中日雙方的法律專家、歷史學者、社會友好人士，進行了大量的檔案查閱、整理、搜集工作。特別是日方空戰戰斗詳報，本來收藏于日本戰史部。為了訴訟的需要，日本法律專家克服了借閱手續繁瑣、復制費用昂貴等困難，收集并運用了包括諸如日機投彈彈著點等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

觀察者網：隨著時間流逝，許多經歷過戰爭的人已經過世了，這對于對日索賠議題有哪些具體影響？您認為這條路的未來是什么樣的？有哪些具體目標？

姜遺福：現在我們這個原告團里，能夠把當年的事情說清楚的，就只有陳桂芳和粟遠奎兩位老人，一位93歲，一位94歲。那時候他們在轟炸中受害時，雖然年紀很小，但親眼看到過當時的慘狀。還有幾位現在87、88歲，但那時候年紀太小，雖然人在現場，其實對當時的場面沒什么記憶，都是后來聽家里的老人講的，不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慢慢地，重慶大轟炸這件事就要變成歷史了。等這一代老年人走完了，就徹底成為歷史了。

我父親去世后，我繼承了對日索賠的事情。這幾年我一直在組織材料，了解了很多受害者的遭遇，經過非常慘烈。日本侵略者的非人道的行為，必須予以謝罪和賠償。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有一些更深的認識：對日索賠、要求日本政府認罪賠償，最終目的并不是非要拿到多少錢，而是要制止戰爭再次發生，維護和平、反對戰爭。

戰爭的殘酷性我們都知道，然而現在的國際形勢下，戰爭依然隨時可能發生。特別是日本的“新型軍國主義”萌芽，高市早苗內閣緊跟美國，部署了很多對準中國的導彈，完全可能再次對中國發動戰爭，這是很可怕的行為。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用我們有生的力量盡量制止戰爭。

鐘傳鳳：日本至今仍然矢口否認侵華戰爭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的悲痛和苦難，對重慶大轟炸的事實認定和責任追究至今尚未進行。我父親生前嚴正要求日本政府能像德國政府那樣，對戰爭的受害者進行謝罪和賠償。他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在說，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一天。

父親生前堅信，日本政府理應對重慶大轟炸時的受害者給予真誠的謝罪和賠償，真正承擔《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規定的戰爭賠償責任。

不然，我們這些無辜遭受侵害者，對日本人的憎恨之情就不會得以消逝，并將一代代留存下去，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愿望只會是一紙空談，根本就不會得以實現。日本政府必須正視歷史事實，喚起公平正義的良知，認真傾聽戰爭受害者的心聲。

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國家民族，落后就要挨打。幾十年來，中華民族奮發圖強，已經將一窮二白的舊中國，改變成了現在的模樣。然而，我們看到日本右翼勢力仍然猖獗，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軍國主義抬頭，妄想繼速危害世界，這是我們所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作為受害家庭的后代，我們堅持伸張正義的呼聲，必將會一直繼續下去！

3月26日，重慶大轟炸受害者遺屬侯巖琳（右）與鐘傳鳳（左）在東京向日本政府代表發出質詢。中國抗日戰爭歷史史實維護會供圖

侯巖琳：身邊凡是知道我參加了這個跨國訴訟的朋友們經常關切地問我，結果怎么樣啊？能夠得到賠償嗎？在知道不能夠得到賠償的答復后，他們說，這不是白白花了錢，浪費了時間、精力和體力嗎？

十四年的辛苦，兩代人的付出，難道真的是一無所獲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這場跨國訴訟的重要成果就是：日本各級法院用判決書等文字資料，將“重慶大轟炸”的歷史事實固定下來了。我們跨國訴訟的訴求中，既有承認事實，也有謝罪賠償。法院確認了日本當年對重慶進行了無差別轟炸的事實，雖然沒有支持我們要求謝罪、賠償的訴求，但是用法律文件確認了這段歷史。

跨國訴訟非常艱難，一路走來，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很多親歷者已經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就連支持和幫助我們的日本朋友也有人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仍然在堅持的親歷者們，都已經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甚至我們這些訴訟主體的繼承人也都是老年人了。

但是這段歷史的傳承需要我們一直堅持下去，這也是這次我們來到日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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