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石窟寺資源概況——基于2021年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成果

四川省石窟寺資源概況

——基于2021年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成果

熊淑梅 劉建成

按國家文物局統一部署，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由四川省文物局領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牽頭，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華師范大學組成調查組，對四川省全域內2134處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的基本情況、保存狀況、保護管理、安全防范情況等進行全面調查，并形成《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報告》等成果。本文基于此次調查的相關成果，對四川省石窟寺資源基本情況及特征作簡要介紹。

一、四川省石窟寺資源基本情況

（一）數量及規模情況

根據調查成果，四川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現存2134處，占全國總數的1/3以上，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石窟寺46處，約占總數的2％，主要分布于綿陽（11處）、南充（8處）、內江（6處）、巴中（5處）等地。摩崖造像2088處，約占總數的98％，是四川石窟寺的主要類型，其中南充、資陽、巴中、成都均超過200處，眉山、廣安、樂山、宜賓、達州均超過100處，是四川摩崖造像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全省石窟寺共計龕窟1.5萬余個，造像14萬余身，其中資陽、眉山、成都、巴中、廣元、樂山6市龕窟數量均超過1000個，造像數量均超過1萬身。這6市的龕窟總數約占全省石窟寺龕窟數量的59％，造像總數約占全省石窟寺造像數量的68％，是四川石窟寺造像活動較活躍的區域。

四川石窟寺以中小型為主，不同規模的石窟寺數量差異顯著。其中，無明確龕形15處，約占比0.7％；1—20龕1987處，約占比93％；21—50龕89處，約占比4.2％；51—100龕31處，約占比1.5％；101龕及以上12處，約占比0.6％。無明確龕形的主要分布于甘孜（7處）、阿壩（5處）、涼山（2處）等地，多為不鑿出龕形、在崖面線刻的宗教造像，如鸚哥嘴摩崖石刻、照阿娜姆石刻、神樹包摩崖刻像、博什瓦黑巖畫等。1—20龕的石窟寺分布廣泛，全省121個縣（市、區）擁有此規模的石窟寺，其中儀隴縣（50處）、南充市高坪區（42處）、江安縣（37處）、鄰水縣（32處）等60余個縣（市、區）基本均為此規模的石窟寺。21—50龕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眉山（23處）、成都（14處）、資陽（11處）等地。51—100龕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成都（5處）、內江（4處）、眉山（3處）、資陽（3處）、樂山（3處）等地。101龕及以上較大型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樂山（3處）、廣元（2處）、眉山（2處）等地，如牛仙寺摩崖造像、夾江千佛巖石窟、凌云山臨江摩崖造像、廣元千佛崖摩崖造像、觀音巖石窟、牛角寨石窟、丈六院摩崖造像等。

（二）保護級別情況

根據調查統計，四川省已公布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3處（含48處單體文物點），包括一處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樂山大佛；另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11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16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33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陽（10處）、巴中（7處）、眉山（6處）、成都（6處）等地數量較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資陽（21處）、巴中（14處）、廣安（10處）、南充（10處）、成都（8處）、眉山（8處）等地數量較多。由此可見，資陽、巴中、眉山、成都擁有較多高保護級別的石窟寺，如臥佛院摩崖造像、北龕寺摩崖造像、鄭山摩崖造像、邛崍石筍山摩崖造像等。

（三）空間分布情況

四川石窟寺分布范圍廣泛，除攀枝花市外，全省20個市（州）、129個縣（市、區）均有分布。從市（州）來看，南充（268處）、資陽（258處）、巴中（223處）、成都（214處）數量最多，雅安（22處）、阿壩（15處）、甘孜（9處）、涼山（3處）數量相對較少。從縣（市、區）來看，安岳縣（177處）、通江縣（85處）、仁壽縣（77處）、蒲江縣（53處）、儀隴縣（50處）、巴中市巴州區（50處）數量均超過50處（含50處），自貢市沿灘區、廣元市朝天區、興文縣、漢源縣、越西縣、丹巴縣、小金縣等16個縣（市、區）數量均為1處。總體而言，四川石窟寺空間分布上呈現廣域散布、區域集中的特點，分布密度差異較大、整體不均衡，其中川陜、川渝古代交通線及其周邊區域分布最為密集，川西高原及其周邊區域分布較為稀疏。

（四）營造時代情況

四川石窟寺營造始于南北朝，興盛于唐宋，延續至明清，歷時約1400余年，時間序列完整。根據始鑿時代統計，南北朝7處、隋唐至兩宋722處、元代8處、明代209處、清代1162處、不詳26處。南北朝時期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廣元和成都，現知最早的石窟寺開鑿于南北朝中晚期，主要代表為廣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澤寺摩崖造像，這兩處石窟寺的北朝時期洞窟，在龕窟形制、造像題材等方面，均與中原北方同時期洞窟風格相似。

隋唐至兩宋時期四川石窟寺蓬勃發展，分布范圍廣泛，全省有石窟寺資源的市（州）均有分布。數量上，成都（117處）最多，其次為資陽（103處）、眉山（92處）、綿陽（54處）、巴中（52處）等地；占比上，德陽（75％）最高，其次為自貢（約71％）、涼山（約67％）、甘孜（約67％）、綿陽（約61％）、內江（約60％）、成都（約55％）、廣元（約54％）、眉山（約54％）等地。這一時期四川石窟寺發展脈絡清晰：隋朝，石窟寺營造活動主要活躍于廣元、綿陽等地；至唐代，其范圍擴展到四川盆地腹地，分布遍及德陽、成都、眉山、樂山等地；安史之亂后，隨著北方大批僧侶、信徒、文人、士大夫、能工巧匠進入四川，四川石窟寺營造活動極為活躍，幾乎遍及川西平原各縣；兩宋時期，川東地區石窟寺營造活動最為繁盛，尤以安岳為代表。隋唐至兩宋時期的代表性石窟寺有南龕摩崖造像、臥龍千佛巖摩崖造像、飛仙閣摩崖造像、重龍山摩崖造像、圓覺洞摩崖造像等。

元明清時期，四川石窟寺雖分布范圍廣，數量眾多，約占總數的65％，但工藝水平和造像規模大幅度下降，明顯呈現衰落趨勢。尤其是清代常見工藝粗糙、規模較小的民間造像，且多為單龕，較少成規模出現。瀘州玉蟾山摩崖造像、敘永清涼洞摩崖造像、夾江金像寺摩崖造像、洪雅茍王寨摩崖造像、達川三教寺摩崖造像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明代遺存。

（五）主要風險情況

四川石窟寺的巖體以鈣質膠結、泥質膠結、鈣泥質膠結砂巖為主，巖體脆弱易損，耐風化性較差。在長期自然營力、人為活動、環境氣候等因素影響下，面臨風險類型復雜多樣，整體損害較為嚴重。根據調查統計，結構失穩833處、風化病害1870處、水害1384處、生物病害1574處、自然災害97處、其他風險1483處。

結構失穩主要為巖體結構破碎，裂隙、軟弱夾層、凹巖腔等結構面組合切割，易在外力影響下發生失穩，這類風險在眉山（約占75％）、自貢（約占63％）、內江（約占57％）等地存在比例較高。風化病害是數量最多、最為普遍的風險類型，約占總數的88％，主要表現為表面粉狀剝落、表面泛鹽、片狀剝落、鱗片狀起翹剝落、表面溶蝕和孔洞狀風化等。水害是危害最大的風險類型，普遍較為嚴重，且常加劇生物病害、表層風化等問題的發生，主要包括面流水害、滲水水害、毛細水害和冷凝水水害，其中面流水害（1035處）最為普遍。生物病害主要為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病害，與四川氣候溫熱潮濕、植被茂盛等特征密切相關，在眉山（約占93％）、自貢（約占86％）、資陽（約占86％）等地較為集中。自然災害以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為主，在成都（21處）、自貢（19處）、巴中（12處）等地分布較多。其他風險主要源于人為活動，因四川石窟寺多零散分布于野外，交通不便、地形復雜，存在人為破壞、煙熏、不當維修和后期妝彩等風險，其中后期妝彩較為嚴重。

總體而言，四川地區地質環境復雜、氣候濕熱多雨，石窟寺所在巖體脆弱易損、分布零散且部分位置偏遠，因而面臨多種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交織的復雜形勢。當前，保存一般的石窟寺最多（932處），約占總數的43％；而保存完好的石窟寺僅72處，約占總數的3％。

二、四川省石窟寺的特征

（一）時空分布呈現明顯區域性

四川石窟寺如同星云般散布，中小型石窟寺網織成片，與歷史交通路網相互依存，時空分布上呈現明顯的區域性，主要分為川北、川西、川東、川南四大區域。川北地區主要為廣元、巴中、綿陽等地，是金牛道、米倉道自中原北方入蜀必經之地，受中原北方石窟造像藝術影響較早，因而川北地區石窟寺開鑿時間較早，這一地區石窟造像藝術特色與中原北方相似，但已具備四川地區石窟寺的一些區域特征。川西地區是指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周圍地帶，包括蒲江、邛崍、仁壽等地，這一區域位于四川盆地腹地，石窟寺營造時間開始于北周時期，盛唐至中晚唐時期最為集中，并有一批五代造像。川東地區是指以內江、資陽為中心的四川東部地區，這一區域的石窟寺較多營造于唐宋時期，特別是兩宋時期成為中原北方石窟造像藝術衰落后最為繁盛的區域。川南地區是指樂山、自貢、宜賓等地，石窟寺營造時間主要集中于中晚唐時期，造像風格和內容幾乎已從北方石窟造像范式中掙脫，地方特色明顯。

（二）題材具有濃郁地方特色

四川石窟寺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為密教石窟造像。四川密教石窟造像遺存豐富，特別是安岳地區，其密教石窟造像是宋代中國佛教諸多宗派融合后形成的造像，在中國佛教史上絕無僅有。其內容龐雜，以禪宗內容為主線，眾多密教、華嚴宗、凈土宗造像元素為特征。代表性石窟寺有毗盧洞石刻造像、華嚴洞摩崖造像、茗山寺摩崖造像等。其二為道教石窟造像。四川道教龕窟遺存數量居全國之冠，且有完整的發展脈絡。四川作為道教的發源地，道教石窟寺營造活動自隋代開始興起，在廣元、綿陽、南充等地皆有分布，如玉女泉摩崖造像、石室觀摩崖造像等；初唐時期趨于興盛，川北地區現有大量遺存，如趙家灣摩崖造像、綿陽圣水寺摩崖造像等；盛唐時期，道教造像開始與佛教造像齊頭并進，在川內廣泛開鑿，出現了一批規模較大的道教石窟造像群，如安岳玄妙觀摩崖造像、丹棱龍鵠山摩崖造像、仁壽牛角寨石窟等。與此同時，四川地區隋唐時期還出現了佛道并造的龕窟，宋代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造的龕窟，反映了儒釋道相互滲透的發展進程，為研究儒釋道三教合流提供了寶貴資料。其三為大佛石窟造像。四川石窟寺盛唐以來多開鑿大佛，多為善跏趺坐彌勒像，如樂山大佛（71米）、榮縣大佛（36.7米）、資陽半月山大佛（22.3米）等。大佛工程量大，營造技術要求高，代表了四川石窟寺先進的營造技術和較高的物質文明水平。

總之，四川石窟寺作為中國石窟寺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資源數量龐大、分布廣泛、時間序列完整、題材內容豐富、風格獨特，在中國石窟藝術史上占據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不僅是佛教中國化、石窟寺本土化發展歷程的重要實物見證，更是反映古代四川地區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經濟發展、藝術流變及交通往來等多方面信息的重要物質遺存，為構建和豐富四川地方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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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熊淑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館員）

劉建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