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到孟子，儒學由此再出發——孔孟思想解讀”講座：高海波教授主講《孔孟論理想人格》講錄概要

近日，由孟子研究院聯合山東老年大學、濟寧老年大學、曲阜文化建設示范區推進辦公室、濟寧市文化傳承發展中心、鄒城市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從孔子到孟子，儒學由此再出發——孔孟思想解讀”講座在山東老年大學進行錄制，特邀清華大學哲學系長聘副教授高海波作了《孔孟論理想人格》主題講座。

講座圍繞儒家理想人格的演變與內涵，系統梳理了“儒”的起源，并深入闡釋了孔子、孟子對理想人格的層層建構：孔子側重“士”“君子”“圣人”，孟子則在此基礎上提出“大丈夫”概念。這一建構過程展現了儒家在個體修養與社會擔當之間的深邃思考。以下為講座主要內容整理。

一、說儒

漢代揚雄在《法言》中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可見，儒在中國古代的境界是很高的。最初，儒是一種特殊的身份，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近現代人對“儒”的來源發表過不同看法，根據陳來教授總結，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一、史官說，認為儒家出于祝史，章太炎、郭沫若持此說；二、術士說，認為儒家出于術士，徐中舒、楊向奎、傅劍平持此說；三、職業說，認為儒家出于職業，傅斯年、錢穆、馮友蘭、侯外廬持此說；四、地官說，認為儒家出于司徒，何新、劉憶江持此說。

最初的儒是一種特殊的職業和身份，有的學者認為儒是古代的神職人員，即巫史；有的學者認為儒是掌握特殊技能的術士。徐中舒指出，“儒在殷商時代就已經存在了，甲骨文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個字象以水沖洗沐浴濡身之形”，他認為這是古代儒士主持禮儀前浴身齋戒，體現出儒者的神職特征。胡適曾寫《說儒》一文，認為儒是殷商的后代，殷亡后淪為周人的奴隸，用其掌握的禮儀宗教知識服務周人，表現出柔順的性格。也有學者認為儒最初來自掌管教育、教化的官員，如《漢書·藝文志》認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

儒家在孔孟之后，作為一個學派，其核心精神卻遠遠超出了上述限制。段玉裁在“柔也”下注曰：鄭目錄云“儒之言，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儒家從思想來源上繼承了上古以來主流的政治思想、禮樂文化，即傳承了“先王之道”，其理想是“修己安人”。《周禮》說“儒以道得民”，這個“道”就是先王之道，重在道德教化。從更高的維度來看，儒家不限于精通人事，更需要把握天地之道，能夠溝通天地人，參贊天地之化育。

二、孔孟的理想人格

儒家從一個特殊的群體變成一個學派，是在孔孟的時候。《韓非子·顯學》中說：“世之顯學，儒墨是也。”儒家傳承“先王之道”，《漢書·藝文志》說：“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堯、舜、周文王、周武王就是儒家認定的古代圣王，也就是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哲學家為王，或者圣者為王，是儒家的理想，但現實是，孔子也是有德無位，所以漢代人為了抬高其地位，稱其為“素王”，用今天的話說，即無冕之王。但這并不妨礙孔孟對于理想人格的想象，在他們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是圣王，周武王之后，現實的君主就沒有一個可以稱為“圣王”。所以從孔子之后，圣王就成了一個政治理想，而儒者所更為關心的是如何成圣，因為是否可以成為王，這并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

孔孟處在中國歷史早期，封建制解體的階段，大批貴族知識分子身份下降，甚至失去了貴族的身份，轉為平民。孔子的祖先就是宋國貴族，但到孔子的時候，身份已經很低微，所以在《論語》中，孔子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也是第一個開啟私人講學的人，后人稱其為“至圣先師”。春秋末、戰國時期，大批貴族知識分子從體制中游離出來，或主動或被動四處周游，尋求出仕的機會，或從事教學傳播知識，這也培養了更多的士人。錢穆先生說春秋時期是“士的時代”。孔孟對士抱有特別的期待，如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孟子也說“士尚志”（盡心上），孔孟等期待儒家的士人能夠成為社會的中堅，以此來領導社會、改造社會。宋代周敦頤在《通書》中提出“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對儒家的士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儒家知識分子，應該追求成為圣賢，成為圣人才是最高目標。退一步講，成不了圣人，也要做個賢人君子。

（一）士

士的本義是低級貴族，周代爵祿制度中，士處最底層。孔孟之后，士成為讀書人的代名詞。按照孔孟的說法，士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即曾子所謂“任重而道遠”，要有高遠的志向，即“士尚志”。士的最高志向是求道、行道。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也就是說，士應該以弘揚儒家之道為目標，而不是關心私人的物質生活。在《論語》中，孔子還指出，真正的士人要有強烈的道德感，“質直而好義”（顏淵）“行己有恥”（子路），同時能夠造福家國，擔當家國重任。貪圖個人的溫飽，不能叫士，孔子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憲問）士的道德責任感是第一的，為了道德理想，甚至應該“殺身成仁”，成為“烈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孟子時期，士的自覺意識更強。錢穆曾指出，孔子所重為君臣上下之禮，而孟子所重則為士的出處進退之禮，這正是士階級得勢的體現。《孔叢子》中記載子思的話：“時移世異，人有宜也……伋于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子思明確說出了他為什么和孔子對待諸侯王的態度不一樣，孔子是“君命召，不俟駕”（鄉黨），而他則明確主張“自高”“自貴”，不能對諸侯王低聲下氣，搖尾乞憐。孟子引用子思的例子：魯繆公想與子思交友，子思拒絕說，以位分而論，自己是臣，不敢與君交友；以德行而論，君主應向他學習請教，豈能稱友？連交友都不可得，更何況隨意召見？孟子借此表明，齊王若要見他，也應當依禮主動拜見，而不是以召見的方式。

在孟子看來，真正的士，應該有高尚的情操，不為權勢所屈服，堅持以德抗位，諸侯王如果待之不以禮，也絕不將就，因為在孟子看來，士人的理想是行道。孟子說：“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也就是說，真正的士人應該堅持道德理想，并且應該有強烈的社會責任。這是孟子對理想士人的要求。

（二）君子

雖然儒家的理想是成為圣人，但在孔孟看來，成圣極為艱難，理想的儒者首先應成為君子。孔子曾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孔孟以“君子”寄托其道德理想與社會理想，即“人人君子，比屋可封”。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君之子”，泛指貴族青年，是社會身份的稱呼。孔子則將其轉化為德性高低的標志。梁啟超曾在清華演講時指出，君子與西方“gentleman”意涵相近，最初指社會地位，后轉變為對道德高尚者的稱謂。這個工作實際上是由孔子完成的，在孔子眼中，理想的君子應具備以下品質：

第一，君子堅持道德原則。“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無論做什么，都以道德為標準，而小人則主要關心個人私利。君子并不排斥富貴，但不仁不義的富貴，君子視之如浮云。“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能夠固守窮困，堅持道德理想。

第二，君子反求諸己。君子注重自我修養，凡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首先指責別人。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這就是儒家的為己之學。

第三，君子內心坦蕩，不憂不懼。因為君子堅持道義，時常自我反省，所以內心坦蕩，見義勇為，無所畏懼。而小人則相反，時常患得患失，內心愁苦。“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第四，君子言行一致。孔子認為一個仁者，一個有真情實感的人，往往表現得更為木訥，“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君子說到做到，知行合一，“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在觀察人的時候，也是先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先看他說了什么，“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

第五，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的道德修養不僅僅是為了自我完善，更在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修己與安人，自我修養與關心他人是一體的。可見君子絕非獨善其身的“自了漢”，而是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第六，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易共事，但堅持原則，絕不結黨營私；小人則相反，以利益為紐帶，常結黨營私。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對人也不求全責備，抱有寬容態度：君子“易事而難說”（子路），取悅須以正道，用人則“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取悅雖易，用人卻“求備焉”。不僅如此，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且能“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衛靈公）。

第七，君子文質彬彬。君子有真實質樸的道德情感，同時重視禮樂的學習與實踐，情真意切又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如果只有質樸而無禮樂熏陶，就會顯得粗野。

第八，君子好學不倦。君子終身追求道義，不斷自我提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總之，孔子理想的君子是充滿道義感、具備道德勇氣、時常自我反省、富有同情心與社會責任感，既能堅持原則又包容他人，文質彬彬且終身好學的人。

孟子繼承了孔子對君子的看法，并進一步深化。他認為君子以追求道義為終極目標，堅持原則是因為道德應當如此，而非為了自身好處。

第一，君子行法以俟命。孟子曾說：“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盡心下）也就是說，君子按照規則做事，不考慮自身利害，將個人得喪視為命運而坦然接受，不怨天尤人。孔子也說，“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堯曰）。

第二，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孟子以性善論論證道德來自天命，是內在的本性。實踐道德就是實現本性，也是實現天命。“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他將道德本性稱為“天爵”，外在權勢無法賜予或改變。君子堅持道德，是因為自覺到這是自己的天性。長期踐行道德，會由內而外表現出溫潤氣象，“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第三，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繼承了孔子君子愛人，修己以安人的人道理想，將其轉化為一種仁政理想和要求。孟子說“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也就是說，君子修身的目的最后是為了實現天下太平。不僅如此，孟子還將孔子的仁愛思想推廣到宇宙萬物當中——“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第四，君子行有不得于心，則反求諸己。與孔子一樣，孟子認為君子與普通人的區別在于存心良善，以仁愛人、以禮敬人。在愛人敬人時，若受到不公正反饋，君子不會直接指責別人，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善意是否有問題、是否存在私心、行為方式是否難以接受。“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離婁上）這種“反求諸己”的精神，被后世儒家視為核心工夫。

第五，君子有三樂。在君子看來，親人健康平安，家庭和諧;不做虧心事，心安理得，無所愧疚；能夠聚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就是人生三大樂事。君子的快樂不在于外在的權勢地位，因為那些都不是我們的性分，君子能夠認識到道德是自己的性分，只有充分滿足實現自己的性分，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樂，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也就是說，盡自己對天下的道德責任，毫無虧欠，方為最大的幸福。至于外在的毀譽，境遇的順逆，都不足以改變這種快樂。

可以看出，孟子繼承了孔子對于君子的看法，更加突出了君子踐行道德的人性基礎和內在自覺，以及君子對天下的社會責任。當然，在孟子的理想人格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大丈夫”，這是孟子的專有名詞，孔子不曾說過。

（三）大丈夫

相比于孔子的溫潤平和、不露圭角，孟子的人格呈現出壁立千仞、剛大不屈的氣象。這既與他的性格有關，也與他“善養浩然之氣”的修養工夫密不可分。宋代理學家評價說：“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孟子所處的時代，諸侯爭霸愈發激烈，各國急需延攬人才，士人階層魚龍混雜。與那些只求利祿的“混子”不同，孟子對士的身份有著高度自覺，處處表現出以德抗位的意識。他曾描述見梁襄王時的情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梁惠王上）這種姿態在秦漢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孟子甚至公開表示對當權者的藐視，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自己掌握了先王之道，故能不羨慕權貴榮華，內心無所畏懼。

孟子初到齊國時，齊宣王托病召見，孟子也托病不往，次日卻去吊喪。面對質疑，他借曾子之言指出：天下有“達尊三”——爵位、年齡、德行。孟子認為自己年長于齊王，德行亦尊于齊王，三者占其二，齊王理應禮賢下士，親自拜訪。這種以德抗位的勇氣與自信，正是孟子人格的鮮明體現。

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在他看來，“丈夫”不僅指成年男子，更應有獨立精神與高尚人格，不能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當時有人羨慕縱橫家公孫衍、張儀，認為他們是“大丈夫”，因其“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明確反駁：這不過是“妾婦之道”，以順為正，缺乏人格獨立性。真正的“大丈夫”應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他們堅守仁義原則，不為外物所動，胸懷天下萬民，而非只為個人功名富貴。

孟子在齊國做客卿時，齊宣王表面尊敬，實則不愿行仁政。孟子最終決定離開。他本對齊王寄予厚望，離開時特意停留三日，希望齊王能回心轉意，追他回去，以施行仁政、造福天下。他批評那種君主不接受建議就忿然作色、決絕而去的人是“小丈夫”，只顧個人面子，不顧百姓福祉。后來齊王又邀他回去，許以高俸，只需做士人榜樣。孟子斷然拒絕，認為那是“壟斷”市利的“賤丈夫”所為，表明自己絕不因富貴而喪失原則。

弟子公孫丑曾問孟子：若得相位、成就霸業，是否動心？孟子答：四十歲就不動心了。其方法一是“持志”，內心堅定以控制體氣；二是“養氣”，通過“集義”——在每件事上堅持做正確的事，逐漸積累，培養出“浩然之氣”。這種氣“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需要與道義相配合，內心無虧欠才能充盈。達到此境界者，已超越小我，通身道義，無所畏懼。

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本質上是一種胸懷天下、頂天立地的氣魄。它破除了小我的自私計較，堅守道義而不為功名富貴、權勢武力所動搖。這種境界正如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所詠嘆的天地正氣，人稟賦之則表現為氣節，超越個人生死，實現與宇宙正氣的一體不朽。這正與孟子“浩然之氣”的境界、“大丈夫”的人格一脈相承。

（四）圣人

孔孟的最高理想是圣人。在孔子那里，圣人很難企及，他自言“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述而），認為博施濟眾乃圣人方能做到，堯舜猶有遺憾。至孟子時，各家都有了自己的圣人，孟子推尊孔子為儒家的圣人。他借孔門弟子的話稱贊孔子：宰我說孔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說孔子“出類拔萃”（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孔子具備“仁知合一”與“時中”的品質，是“圣之時者”。在《萬章下》中，他將伯夷稱為“圣之清者”，伊尹為“圣之任者”，柳下惠為“圣之和者”，而孔子是“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

孟子認為“圣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堯舜是人倫典范。他“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既為倫理提供內在根據，又樹立典范。同時，孟子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圣人與我同類”“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他一方面凸顯圣人的偉大與神圣，另一方面又突出圣人與人類的同類性，鼓勵大家努力向善，向著成圣的目標前進，開啟了后來陽明學“人人都可成圣”的道路。

三、總結

在孔孟的理想人格中，社會的中堅首先是士。孔孟認為士應追求道義、關心公益，“修己以安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責任感至今影響著中國讀書人和官員。孔孟同樣重視君子，他們對士與君子的要求多有重合，故有“士君子”之說。君子以道義為追求，反求諸己，胸懷寬廣，和而不同，能成為君子即是賢人，即“士希賢”。至于最高理想圣人，孔子認為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常人難以企及，亦不以此自居。孟子則推尊孔子為集大成者，同時強調“人皆可以為堯舜”，指出圣人與普通人同具道德本心，鼓勵大家努力向善，即“賢希圣”。此外，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具有堅定的道德立場、責任感與勇氣，心懷家國，一身正氣；其終極境界是忘記小我、與宇宙合一，這是培養浩然之氣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無數大丈夫為綱常倫理，為國家民族，勇于犧牲，勇于奉獻，不斷激勵中華兒女勇敢前行。

整理：朱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