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職介護者規模逐年擴大，2030年預計突破438萬

隨著少子老齡化加劇、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日本介護養老行業正面臨嚴峻的人才缺口挑戰。

根據日媒報道，日本在職介護者規模逐年攀升，預計2030年將達438萬人。所謂“在職介護者”指的是邊工作邊承擔家庭介護職責的群體。

根據總務省2022年就業結構基本調查數據，日本就業人口約為6706萬人，其中在職介護者約365萬人，較2012年的291萬人增長約1.3倍。

日本經濟產業省預測，到2030年，包括兼職人員在內的在職介護者總數將增至約438萬人，且受女性社會參與度提升影響，該數字有可能會進一步上調。

從性別分布來看，女性在職介護者增長尤為明顯。2022年，日本在職介護者中男性157萬人、女性208萬人。與2017年相比，女性介護者就業率顯著上升。

業內分析認為，這一變化與家庭收入減少、女性自身晚年生活不安等社會經濟因素相關，即便需要照護父母，更多女性仍選擇堅持工作。

老齡化程度的持續加深，是推動在職介護者數量增長的核心原因。

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日本老齡化率將持續攀升，2030年預計達到30.8%，2040年高齡人口將迎來峰值，此后生產年齡人口持續減少，在職世代的介護負擔不斷加重。

與此同時，“介護離職”現象加劇了行業人才缺口。2022年相關調查顯示，過去一年因照護或介護離職者達10.6萬人，其中男性2.6萬人、女性8.0萬人，較2017年增加0.7萬人。

從年齡和就業形態來看，50～59歲群體介護離職占比最高，女性達2.7萬人；非正式職員因介護離職的比例高達六成。

日本經濟產業省測算，因介護離職及勞動生產率下降造成的經濟損失合計達到9.1792萬億日元，已經超過9萬億日元。

家庭介護模式的轉型，進一步增加了在職介護者的壓力。

此外，經產省基于厚生勞動省相關調查分析發現，2004年至2022年，家庭主要介護者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子女配偶”的比例從21.8%大幅降至6.3%，“配偶”比例從24.7%微降至23.0%，“親生子女”比例則從24.8%升至26.4%。

可見，雙職工家庭增加導致傳統“兒媳照護”模式弱化，親生子女和配偶成為家庭介護的主要承擔者。

“面對介護需求，不應獨自承擔壓力，應優先前往被護理者居住地的‘地區綜合支援中心’咨詢，建立可靠的支援網絡。”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研究生院石山麗子教授建議，可通過委托專業機構承擔部分介護責任，緩解家庭護理壓力。

隨著“2025年問題”（嬰兒潮一代進入后期高齡階段）的到來，日本介護養老形勢將進一步嚴峻，介護保險制度應對需求的空間趨于極限。

為緩解行業困境，日本政府除推動護理對象自助、完善家庭及社區互助體系外，正積極拓展人才渠道，外國介護人才成為填補缺口的重要力量。

目前，日本已出臺多項政策，為外國介護人才提供明確的準入路徑和發展保障。外國人才可通過特定技能1號簽證、介護留學等多種方式赴日從業。

其中，特定技能1號簽證無學歷限制，年滿18-40周歲、取得日語N4證書及特定技能證書即可申請；介護留學適合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者，畢業后可參加日本介護福祉士國家資格考試。通過考試后，即可申請“介護”在留資格，無續簽次數限制，還可攜帶家人赴日生活。

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日本介護領域人才缺口預計2040年將達69萬人，即便推進ICT技術提升效率，仍難以填補缺口。

日本政府已明確外國介護人才接收上限為16萬700人，到2029年3月末，預計需吸納外國介護人才超16萬人，其中特定技能人才約12.6萬人、育成就勞人才約3.3萬人。

不僅如此，外國介護人才在日職業發展路徑清晰，薪資待遇穩步提升。從業起薪可達20-25萬日元/月，工作5年后可考取介護支援專門員資格，轉向管理或方案制定崗位。

近期日本介護相關政策進一步優化，特定技能1號簽證持有者若在留期限最后一年參加介護福祉士國家考試，總得分達合格基準線80%以上，即可將在留期限延長至6年。

2027年，日本將實施新的育成就勞制度，取代原有技能實習制度，允許外國介護人才條件達標后自由轉職，并減輕個人初期費用負擔。

業內人士表示，日本介護養老行業的人才緊缺現狀，疊加不斷優化的政策支持，正為外國介護人才打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也為中外介護行業交流合作搭建了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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